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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8年12月05日 星期三

    大师是怎样炼成的

    周国林 《 中华读书报 》( 2018年12月05日   13 版)

        张舜徽先生(1911-1992),湖南沅江人,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在他辞世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他的学术成就愈益受到学界重视,尊之为20世纪后期屈指可数的国学大师之一。在当前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际,人们对前辈学者国学论著研习的热忱大增,也许有人会发问:大师是怎样炼成的?当今还能产生像张舜徽先生这一类型的大师吗?读过张先生的《壮议轩日记》,心目中自然就有了答案。

     

        张先生在青壮年时代,一门心思扑在学问上,勤于动脑动手,写下大量的读书笔记和日记,是他学术探索的宝贵记录。可惜身处战争年代,他南北颠沛,笔记大多毁于战火,手头无一部日记保存下来。幸亏苍天有怜恤之心,不忍尽丧斯文,使部分流散的日记为湖南图书馆所收藏。1984年,张先生收到湖南图书馆所寄四册日记底本,“省览之下,百感交集”。他在给湖南图书馆的回信中说:“早年日记,流散在外者多,此特其残存之一小部分耳。”参校前后,“定为讲学湖南者三册,讲学兰州者一册,各为题其名次于每册扉叶以便保存。”原来,他在1940年代以“壮议轩”为斋号,这四册日记写在专用稿纸上,是他这一阶段学习和生活的记录,容易辨识,失而复得,自然大喜过望。具体说来,前三册写于1942年秋至1944年冬,是他在国立师范学院、北平民国学院任教及躲避日本侵略军于宁乡、湘乡时的经历;第四册写于1946年9月至1947年元月,是他在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时的经历。也就是说,《壮议轩日记》缺了1945年至1946年8月以及1947年元月至1949年的记录,是个残存本。尽管如此,仍然可以从中观察到大师成长的足迹,弥足珍贵。

     

        爱日以学 如饥似渴

     

        从1932年开始,张先生先后在湖南长沙市的几所中学任教。虽然因为日军进犯而四处迁徙,但他从未放松学术上的追求,由此名闻遐迩。1942年,受钱基博、马宗霍二位前辈学者之邀,他来到位于湖南安化县蓝田镇的国立师范学院任教。其时,他年岁刚过三十,已立下学术上的远大目标,这从他采用“壮议轩”斋号可见一斑。按“壮议”二字出自《大戴礼记·曾子立事》,意谓壮年阶段有所论议才算得上有业之人。他在1942年11月3日的日记中说:“去秋三十已满,盖古人学成之年,而吾碌碌如斯,因取《大戴记》之语,名所居曰壮议轩,以期昕夕省惕,庶几免于无业之讥。”(以下凡引《壮议轩日记》皆仅括注书写时间)

     

        目标既定,他立即付诸行动。到达蓝田的第二天下午,他就前往学院图书馆浏览,虽对图书陈设寥寥大失所望,仍“随取孙籀庼、俞曲园书数种,假之以归”,“夜阅《籀庼述林》至二更后”(1942.9.25)。紧接着几天的日记,又有“夜阅《白华前稿》”“阅《白华前稿》颇有所悟”“夜阅《铁桥漫稿》”之类的记载。在他1942年10月7日的日记中,有如下一段话:“朝食后赴图书馆,欲从假《东都事略》《续通鉴长编》《系年要录》《宰辅编年录》《三朝北盟会编》,皆无之。自《宋史》外,惟假得毕氏《续通鉴》及《宋史纪事本末》二种耳。居此穷乡,求一常见书不能得,虽日饫酒食,无以疗饥渴。此吾所以发愿于乱定后作十年漫游也。”

     

        在穷乡僻壤借书不易,竟使他产生即使酒足饭饱也“无以疗饥渴”的感觉,发愿要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作十年漫游。果然,1946年到兰州后借书条件大为改观。如当年10月26日的日记写道,上午派人到甘肃省立图书馆借《受褀堂文集》《二林居集》《亦有生斋集》等十种书,“俱取以来,自此闭门兀坐,足以疗饥,十日之内不需他粮矣。”闭门家中坐,以书为粮食。昔人称“嗜书如命”,亦不过如此。他对这种天天有书读的生活,十分满足。11月8日,他给昔日的学生王石波写信,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学生“寄情卷轴,尚友昔贤”,他是这样说的:“自来兰州甫四十日,穷昕夕读吾所应读之书,又已逾二百卷。闭门谢客,日课极严,汲汲孜孜,惟日不足,所得亦益以宏富。使吾而处京沪四达之区,耳目炫乎纷华,心智荡于征逐,而能专意致思若此乎?”在他看来,即便生活环境差一点,只要能专心读书,那就是有福之人。

     

        张先生读书中的享受是精神层面的,过程却不轻松。每天读书,他都要进行总结、归纳,并加以提炼。比如,他一连几天阅读清人袁枚的《小仓山房文集》,做了大量的摘录工作,将若干精彩的段落分门别类抄写在日记中,不时予以评论。针对清人关于宋代程朱之学与陆九渊之学的争议,袁枚认为“士幸生宋儒争定之后,宜集长戒短,各抒心得,不必助一家攻一家。今有赴长安者,或曰舟行,或曰骑行,其主人之心,不过皆欲至长安耳。苍头仆夫各尊其主,遂至戟手嚷詈,及问其路之曲折,而皆不知也。今之排陆王者此类也。”对此,张先生大加赞赏:“此段平亭之论最为通透,因近取譬,尤足解门户之争,并时学人知此者稀。简斋天资夐绝,故议论多惬人意。”(1942.11.18)又如,他花几天工夫读完郭嵩焘的《养知书屋文集》,对郭嵩焘的生平事迹、政治观点和学术思想了然于胸。在对郭嵩焘的论述做过大量征引后,从其对湖南前辈学者罗泽南身处贫苦时坚贞事迹的描述,将两人放到湖湘学派的源流之中综而论之:“两公好学无斁,不以贫病忧患动其心,艰苦卓绝至于如此,乃天地之至文也。具此真学问真精神,胜于诂经说字者万万,虽无经说何害?湖湘学者之伟绝处在此,其所以异于江左者亦在此。”随后,又结合时代需求表达弘扬湖南学风的意义:“时举此为及门言之,冀以恢宏其志气,致经世之效。后生闻余言,亦多激厉自兴起者,光大湘学正今日事,黾勉图之,没身而已。”(1942.12.17)

     

        读书时动脑又动手,虽然进度稍慢,但看、读、写、作相连,一步一个脚印,能替日后研究打下基础,长久坚持收获必大。张先生将这种肯下苯工夫的做法,称作“十驾孟晋”。按“十驾”语出《荀子·劝学篇》“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孟晋”语出班固《幽通赋》“盍孟晋以迨群兮”,皆有锲而不舍之意。张先生既取此语以教人,亦用以励己。如当学生考试成绩不合格时,即“招之入室,勉以十驾孟晋之意”(1943.1.27)。而在接到姑夫余嘉锡先生的来信,看到姑夫的称许之语,当即立下誓言:“自今以往,吾当益自刻厉,十驾孟晋,以期不负长者殷勤之望。”(1942.3.12)这种勤奋刻厉的精神和事例,一再出现在《壮议轩日记》里面。

     

        循序渐进 长计远虑

     

        从日记中不难发现,张先生读书做学问很有计划性。他曾说,读过张之洞《书目答问》中“由小学入经学,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其史学可信”一段话后,恍然领悟到做学问是有次第步骤的,不可躐等。故在早年,他在文字、音韵、训诂学上着实下了一番工夫。年过三十,就该在经史上花气力了。日记中,时常可见到他关于“经史有用之书”“经史根原之地”的说法。他回忆说,少时气盛,立志在三十岁前把二十四史读一遍,凡唐以前正史都遍加丹黄,无一字跳脱,却因丧乱转徙而中辍。到了蓝田,他决心读完宋以下正史。“今税驾此邦,略无尘俗之扰,爱日以学,期竟前功。所宜汲汲从事者,其《宋史》乎?余近来思研寻宋学精蕴,尤非通知其史事不可,期以一年尽心以治之。”(1942.10.6)为此,他尽量搜罗宋代史书,与《宋史》对读,每天皆有一定的任务,即所谓“日课”:“定读《宋史》为日课,虽百忙亦不可间断。昔归熙甫深于此书,钻研不替,集中有《宋史论赞》一卷,每言‘人患《宋史》多,我正患其少’,此通人之言也。余治此书,当昕夕奉斯言以自厉。”(1942.10.21)由于“严立课程,如幼童时读书景象”(1942.10.22),张先生终于在1944年即33岁时通读完全史,写出札记数十册(见其《旧学辑存》序)。

     

        除了学术部类上的循序渐进,对一些大部头的子部集部典籍,他也有计划地系统阅读,积累见识。如严可均所辑746卷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帙浩繁,他在蓝田时已经大体翻阅过,而将其与一千卷的《全唐文》放到一起研读,是1946年冬至1947年春,也是日有定程的。有一天的日记写道:“夜读《三国文》尽数卷,以补今日日课。”(1946.11.14)残存的《壮议轩日记·入陇编》之中,保留着不少阅读《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心得,有的论述相当精彩。如对东汉学者桓谭的文章,张先生赞不绝口,说是“如饮醇醪”。在引录桓谭“殷有三仁,皆暗于前而章于后,何益于事,何补于君”数语后,大发感慨:“此高识之论,非世俗腐儒所能梦见。余尝求之故书,若此三仁,殆所谓磏仁者也。《韩诗外传》卷一曰:‘仁道有四,磏为下。有圣仁者,有智仁者,有德仁者,有磏仁者。廉洁直方,疾乱不治,恶邪不正;虽居乡里,若坐涂炭;命入朝廷,如赴汤火;非其民不使,非其食不尝;疾乱世而轻死,弗顾弟兄;以法度之,比于不祥;是磏仁者也。’《外传》此释,又与《荀子·不苟篇》相表里,所谓‘非礼义之中,君子不贵也。’余平生持论,极服膺荀卿不苟之说,往为后生讲《礼记·中庸篇》,至‘索隐行怪’一章,畅发斯恉,至为详尽。英奇之士,亦各有所发悟。盖此理不明,则德性不能坚定,大而影响政教,小而及于一身,非细故也。”这就将某一人的观点同思想史融会贯通了。这种贯通性的读法,日记中还有很多。令人惊异的是,把这些幸存下来的日记同张先生数十年后出版的《读文札记》对比,文字竟然基本相同。这表明,日记中的心得已是深思熟虑的学术成果,按照一定的体例组合为文,只需要简单的迻录和适当的文字调整,这不能不说是读书与作文之间最便捷的通道。

     

        在循序渐进的治学过程中,张先生不时有所体悟,随之形成一些他认为可以开展的研究题目,便适时地安排时间,边阅读边写作。在对清儒考论雅诂之书精熟以后,他有志写定“九雅”,即在传世的《尔雅》《小尔雅》等七部雅学著作外,另外辑录郑玄《礼注》《诗笺》与佚注编为《郑雅》,辑录汉代经子之注编为《汉雅》(1942.10.4)。在后来的日记中,有大量费精劳神编撰《郑雅》的记载(《汉雅》编撰计划其后有变动),是他很看重的著述。又如在阅读梅县人李崇元《清代古文述传》后,“有志撰《清代学术述传》一书,藉以考镜三百年间学术迁革,得失义例早定”,虽以涉览未周没有立即动笔,但原来所作章学诚、翁方纲两传已得通人首肯,“踵此而黾勉图之,庶几其有成也”(1943.3.6)。他后来若干清人著述研究,实际上就是以此为起点。

     

        尤其难得的是,他在30岁左右形成的一些研究课题,他将其作为终身的研究对象,矢志不渝地去努力完成。见过陆世仪《思辨录》中“续经”之议后,他服其见识之卓,联想到眼下,以为“今日所宜从事者有三焉,修通史一也,纂诗史二也,续修《通鉴》《通考》而汰其不切于今日者三也”(1943.1.13)后来他读了马一浮的《复性书院简章》,对其编纂计划有所议论,且谈到自己的计划:“余旧有志撰集《经子粹语》《史传简编》二书,以为振民育德之助。”(1944.4.7)这两段话中的“修通史”“撰集《史传简编》”,都是指的普通民众能够读懂的简明通史。他一生念兹在兹,终于在40多年之后写出《中华人民通史》,于1989年问世。至于第二段话提到的《经子粹语》,他勤于辑录,在晚年定稿为《经传诸子语选》,后由其子女编入《霜红轩杂著》中。学术研究中的这种连贯性和大局观,使张先生的学术思路从未间断,也使他始终掌握着自己科研项目的主动权。

     

        博观约取 自出机杼

     

        人至壮年,学术基础大体奠定,对其后的发展方向总会加以盘算。张先生由其学术背景所决定,走的是博通的治学之路。博到什么程度?刚到蓝田不久,他有一段博杂之辨:“唐宋以来,说部之书充栋汗牛,学者稍涉其藩,自可益人意智,若专追逐于此,则舍本逐末,不能静心读一部经史有用之书矣。无源之水,得盛雨为潢潦,其不可恃甚明。故守约之外偶资博文则可,以学问之大尽在乎此而从事焉,不可也。吾又以为,博之与杂,其辨至严。不博则如终身整齐一室,而不览天下山川之美;若涉于杂,则终身彷徨道路,而绝无一日室家之安。近人乃多以杂为博,失之远矣。”(1942.9.30)他强调博通要在经史上多下工夫,不宜在四部之学上平均用力。这样就如同游览山川归来有个家,否则就会没有落脚点。为此,他采纳顾炎武“诗不必人人皆作”的说法,放弃了诗词创作的爱好。日记中,保留着他在这方面给予朋友的劝告之语(1943.1.7)。

     

        到了兰州,张先生遇到了一群志趣相投的学者。有一天,他与杨朗明教授谈到治学精神贵乎猛进不懈时,杨言“欲成大师,必具学不厌诲不倦之精神,徒力学而不能勤诲人祗能成专家,不能成大师”,说得很激愤,张先生感到“语多近道,真畏友也”(1946.10.30)。从此,对成家学术的探求更为深入。他在与涂序瑄教授谈到博杂之辨时说:“治学有宗旨、有归宿,凡所应知之理无不究览,是之谓博;无宗旨、无归宿,遇书輒看,记问酖多,是之谓杂。学不博则陋,学太杂则苦。譬之出处必先有庐舍园池,而后周游天下以穷耳目之胜,晚岁归来始有室家之安。苟自少而无乡井之托,终身荡游于外,见闻固已周矣,投老竟无所归,此杂之害也。由博返约,其成功易;泛滥无归,未见有能成功者。”(1946.12.10)以有无“室家之安”为博杂的区别,这同在湖南讲学时的比喻相同,但增加了有无宗旨、归宿的因素,认识明显大为提升。两天后,又为思及成家之学夜不能寐,结论是“必有别择有去取,而济之以独断之识,方能卓然树立,不拔不挠”(1946.12.12)。随后,又在解说南朝人颜延之“观书贵要,观要贵博,博而知要,万流可一”之语时,评议“此言足为万世治学者不易法门”,作为自己“无宗旨无别择不得为成家之学”认识的理论依据。

     

        对成家之学内涵的思考,促使着张先生个人研究特色的形成。在论及学、文之关系与自己的取舍时,他明确地表示:“吾之治学自为家法,亦即善取不如善弃之意也。”(1946.11.16)在提出自己讲学宗旨以发越志趣为首时,也自信地说:“吾自有吾家法,正不必要途人而强同。”(1946.12.9)关于这一“家法”,他在用五个月时间读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后有如下阐发:“余近年观大部书,每以苏子瞻八面受敌法求之,往往有得。苏言本施之治史,余则以为读天地间一切书籍,皆当如是。余平生为学,于精习之书,用心至细,工夫至密,《三礼》《毛诗》《尔雅》《说文》是也。涉览之书,则但通其大略,而不钻求一字一句之末,若此类书是也。然过目輒能举大旨,明得失,以类统杂,操简驭繁,此殆他人所不易学步者。非特不能为一家子姪法,并不足为及门诸生法也。”(《旧学辑存》卷下第1605页)正是凭着这一家法,张先生在“壮议轩”阶段读书得间,成果丰硕;更是在随后数十年中沉潜书卷,著述宏富,在全国首建历史文献学学科。钱基博先生早年预见他“异日必享盛名,足以自开学派”(1946.12.28),岂空言虚语哉!

     

        《壮议轩日记》内容丰富,包含张舜徽先生家庭生活、学术研究、社会交往及见闻各个侧面,非一篇短文所能全面叙述。以上仅从张先生读书之勤奋专注、步骤之缜密长远、格局之博大独特三方面,依据日记所载来展现他壮年时期的治学历程。因本人理解尚浅,难免多有遗漏,仅供热心国学研究、关注现代学术史者参考而已。欲知精蕴如何,且请开卷采获。

     

        (《壮议轩日记》张舜徽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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