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笔文心 莫逆冥契

    当读者对于文学史教材化、程式化的写作模式产生审美疲劳的时候，徐公持先生的新著《东汉文坛点将录》给学界带来了一股清新之气。先生自称是他撰写《东汉文学史》的“副产品”，在《东汉文学史》这部“正史”里欲说还休、欲罢不能的内容都写进了《点将录》。在我看来，恰恰是这部“副产品”，更大程度上发挥了先生作为文学史家的才、胆、学、识。他以老吏断狱的眼光，挥动着艺术的魔杖，将沉睡两千多年的东汉作家、作品一一激活，打破了日趋僵化的文学史写作模式，带我们走进了鲜活灵动、温润如玉的文学史世界。通观全书，史笔与文心的妙运是该书作为文学史写作的一大特色。

    史笔

    《点将录》的史笔首先是据史作断，突破成说。先生治学一向以严谨著称，从他以往的著作中如《魏晋文学史》等可以窥见一斑，在《点将录》也得到了充分展现。如通行文学史著作中都认为现存最早的完整文人七言诗是建安时期曹丕的《燕歌行》，然而《点将录》依据班固现存作品提出，最早的完整文人七言诗是班固《竹扇赋》，题目虽以赋命名却每句押韵，是一首完整的咏物七言诗。据此，班固《竹扇赋》之于七言，比起《咏史》之于五言意义尤大。（48页）再如，提起冯唐，人们常把他作为怀才不遇，终老不被重用的人物象征，所谓“冯唐易老”。然而《点将录》通过史料发掘，指出东汉的冯衍远比冯唐优秀，冯衍之不遇比之冯唐远甚，人但知冯唐易老却不晓冯衍难遇（16-17页）。提起“绝交文学”，人们马上想到的是魏晋时期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不过据先生考证，“绝交文学”的创始人或先行者是东汉中后期的朱穆。此人专心学问，谨守道德，任过朝廷和地方高官，却不断与外戚、宦官、地方贪官污吏甚至皇帝发生摩擦纠纷。他坚守道德底线的最后一招，就是绝交！有意思的是，他还将绝交这件事哲理化、文学化了，不但写《绝交书》，还有《绝交论》《绝交诗》等系列作品，是一位“绝交文豪”！（174页）一般文学史教材关于蔡邕的评价只是点到他的辞赋创作。《点将录》以充足的史料证明，张衡之外，东汉要再找出一位学问技艺全能型人才，就数蔡邕了。他对天文、数术、音乐、诗歌、文章等都有精深造诣。蔡邕身后，故事多多，又是蔡文姬，又是《琵琶记》，真真假假，热闹非凡。（251页）接着，先生以“才锋所断，莫高蔡邕”“东汉赋、诗写作的集大成者”“文章学理论的奠基者”分别论证了蔡邕的文学成就和地位（253-261页），令人信服。如此等等，不胜枚举。《点将录》新见迭出，无不以史料为依据，结论颇有说服力。

    其次，纪传结构，层次分明。《点将录》的史笔还表现在史传结构的运思上。当代学者不乏为古代作家立传的，但先生为东汉作家立传在史传结构上颇有特色，主要表现在“三说”即概说、叙说和评说的纪传结构上。每传开头用一二百字概说作家生平事迹和文学成就的“特异”之处。叙说主要对作家的家世渊源、成长经历、从政业绩，尤其是在宫廷内外错综复杂的政治矛盾斗争中揭示作家的个性特征、人格魅力、成败得失，为下文做铺垫。评说是在读者充分了解作家生平个性的基础上进行的文学批评。先拈出作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通俗化分析，再就其精彩处进行精到的评点，最后对作家作品的后世影响进行补充性论说。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忽人之所谨，成为“三说”共同的话语特征。

    第三，褒贬有度，恰如其分。先生尝言“分寸感就是你的学术水平。”这是治学多年的肺腑之言。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如果失去了“分寸感”，学术水平就要打折扣。比如对王逸的评价，《点将录》以“优秀的楚辞学者和平庸的楚辞作家”来盖棺论定，可谓一句定褒贬。指出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是两种行当。但古今不少学者或作家自我感觉良好，挟既有之功，入未知之域，越境跨界，欲逞其才，结果往往以失败告终，王逸就是例证。（165页）再如有关“文过其实”的评价，《点将录》指出文人的长处在于“文”，文章或文学当然与社会政治经济等实际情况相关联，但毕竟是两码事。擅长写文章，不一定在实务中或在政治上也是优秀的，甚至在“实”的方面是蹩脚的。因而不能苛求文人的“实”，只要作家在道德上没有太大的瑕疵，读者大可不必理会他在现实中的“实”，只管欣赏他的“文”就好了。（25-26页）这是目前我看到的有关文人“文过其实”的最通达的解说。

    文心

    《点将录》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仅严守史家笔法，更能达到文心与史笔的妙运。所谓文心不仅指为文之用心，更主要的是先生以诗人的灵心慧悟与古代作家的“莫逆冥契”，这是一种更高的境界。钱锺书在《管锥编》说“文人慧悟逾于学士穷研”。与先生此前著作相比，《点将录》写作不仅收得拢，更能放得开。先生的性情、才华、文采、学问、识见、智慧，甚至是笔调、口吻都一一跃然纸上。《点将录》是二百年东汉文学家心灵世界的延展，也是先生内心世界的诗意敞开。将心比心，心心相印就是文心与史笔的妙运。用先生的话说：“兹固先贤之遗迹，盖亦作者之用心；古今文章，相映灿烂；不敢自重，谨用博粲。”（1页）

    一是书名的义旨。书名曰《东汉文坛点将录》，“文坛”点“将”，看似俏皮，却体现了先生的用心。据史载，辅佐光武帝刘秀成就帝王大业的有所谓“二十八将”。他们上应“二十八宿”之数，东征西讨，收拾乱局，荡平天下，名垂青史。东汉文坛也涌现出不少灿若星辰的人物。于是先生遍查群士，排比次第，因编四七之目，以副武将之数；再添末章“无名”，遂成全书完帙。（1页）文臣的“二十八宿”赫然在列，与武将相比毫不逊色。如“素丞相桓谭”“与神合契的张衡”“文学伉俪秦嘉、徐淑”“‘绝交’文豪朱穆”“旷世逸才蔡邕”“高士梁鸿”“狂者祢衡”等等。他们或居庙堂之高，论议朝政谋治国安邦之略；或处江湖之远，造福一方深得百姓之拥戴；或宦海浮沉屡遭挫折，却荣辱不惊风度故我；或才华横溢学富五车，极创造之能事；或家学传承渊源深厚，大师层出不穷；或举案齐眉锦书互答，直教两情生死相依；或傲视权贵嬉笑怒骂，临刑而颜色不改……在儒学定于一尊，谶纬盛行的东汉居然有如此多的奇伟之人，不禁令我们对东汉文人、文学刮目相看！

    二是多变的视角。《点将录》是从多个视角展开评点的。从宏观视角看，《点将录》的写作十分大气，对东汉二百年的政治风云、文学发展等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有着通透的把握，体现出先生牢笼万物于掌下，思接千载于胸中的襟怀与气度。先生仿佛是一位超然的智者站在历史的时空中对两千年前的作家进行一次艺术巡礼；又像一位沙场秋点兵的将军，在点将台上仗剑而立，调动三军，指点江山，挥斥方遒。这种恢宏的气度在全书的前言和后记中承载不下，漫出边界，涌进全书的写作中，读起来一气呵成、痛快淋漓。待到点评具体某位作家时，《点将录》又转向了中观视角，像老朋友一样，围炉而坐，促膝交谈，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或有感其高才而不遇，为之一掬同情之泪；或赞叹其言行端直，成就君子之风范；或描述官场之险恶，仁杰之士难以自保；或指出个性之狷狂，导致悲剧之命运。现以祢衡为例。先生认为，东汉后期祢衡可以说是第一狂人，他恃才傲物，傲到什么事情上都要走极端，到处与人作对。年少时对当时名流不屑一顾，唯有孔融、杨修还算入他法眼，扬言道：“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其实，孔融长他一辈，杨修也大他不少。如此不敬，唯我独尊，难有善终。他本是去投靠曹操的，可不知为何变成了骂曹；去投靠刘表，起初很融洽，不知为何成了仇敌；去投靠黄祖，初见甚欢，不知为何恶语相向，导致被杀，年仅二十六岁。行文至此，先生议论道：“这里很难说存在多少道义上的原则分歧，基本上就是个人性格作风上的矛盾所致。”（319页）从微观的视角看，先生不仅与古人交谈，更在于交心，直探古人心灵之奥府，曲传人物内心之隐秘。说起东汉文坛最伤心伤情的人和事，要数文学伉俪秦嘉和徐淑。其中秦嘉因“上计”赴京都洛阳，妻子归宁养病，致书一封有“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之句，先生对此句的精妙分析完全符合徐淑之心态，可谓隐入针锋，丝丝入扣。（212页）班彪的《元后传》传主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经历汉、新莽两朝六帝，位高寿长，王莽是其侄儿。王莽代汉，元后何以“惊泣”？何以“卷卷犹握一玺，不欲以授莽”？先生则从王政君既是刘氏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又是王氏家族利益的代表的双重身份入手，深刻地分析了她努力维持刘、王两家利益相对平衡的政治心态，这是她最大的利益所在。而王莽篡汉却把这一平衡打破了，元后才有上述“异常”的举动。班彪则以“妇人之仁，悲乎”一笔带过，显得牵强而又肤浅。

    三是文人的机趣。钱锺书《管锥编》云：“盖修辞机趣，是处皆有，说者见经、子古籍，便端肃庄敬，鞠躬屏息，浑不省其亦有文字游戏三昧耳。”学术著作里的修辞机趣是文人的智慧、才华、修养和性情的展示。在不影响科学表达的前提下，融入研究者的修辞机趣，无疑会增加阅读的美感。在以往的著作中人们看到的是治学严谨思维缜密不苟言笑的徐先生，《点将录》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幽默睿智才情盎然谈笑风生的徐先生！本来先生是为两千年前东汉文人作传，却写出了自己的性情与才华。如文学伉俪秦嘉和徐淑的故事。二人别离期间以诗书赠答，遥寄相思，展现了卓越的文学才华。然而秦嘉得病而亡、一去不返，短暂离别竟成永诀。“人间一场大悲剧，发生在两位文学伉俪身上。可悲可伤，莫甚于兹！”接着先生引刘义庆《幽冥录》讲述秦嘉托梦给徐淑的故事，在平和的语调中极尽悲凉之情。（219页）这是对文学伉俪的痛惜。再如张衡“数术”之学，高深莫测，他对有汉四百年的预测更是神乎其神。先生感叹道：“对于这件事，我可是无法做任何解释了，我只能说：张衡是凭着他的‘数术’和预感说出‘汉四百岁’这句话的；至于他为何说得那么准，大概是因为他‘与神合契’了吧！”（164页）这是对张衡的赞叹。另外，先生对马融前倨后恭的政治态度，尤其后期结攀权贵、陷害正直十分不齿，对祢衡的一味狷狂、四处骂街也颇不赞许。正应了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的那句话：“别传就是自传”。

    宋代史学批评家吴缜在《新唐书纠谬·序》中说：“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事实、褒贬、文采三要素恰恰是史笔与文心的妙运，也再次印证了《点将录》写作的成功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