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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心公布的重要转载来源作者，中国语言文学这个举足轻重的大学科，我连年排名第一。有人恭喜，说我很厉害。其实不对，那是因为按作者姓氏拼音顺序排列。若按笔画排列，那就是另一番模样了。如今排列方式变化，我因此占了很大的便宜。不过，若小说家阿来参加排名，那就轮不到我打头阵了。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成立于1958年，是新中国最早从事人文社会科学文献搜集、筛选、编辑、出版的文献信息出版机构。经过60年的奋斗，书报资料中心已拥有期刊发行、数字出版、学术评价、智库服务等四大业务。不过对我来说，最熟悉且最关注的，还是复印报刊资料。遵循“精选千家报刊，荟萃中华学术”这一理念，其二次文献出版的独特价值，逐渐得到学界的认可。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的初衷是保存资料，方便学界；最近二十年，逐渐兼及学术评价乃至引领风气。很多大学将其作为与《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并列的权威的二次文献机构。
随着网络普及以及数据库迅猛增长，信息储存及传播的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与此相适应，人大书报资料中心也在寻求华丽转身。从资料保存到文献检索，再到学术评价，如此三级跳，决定了其办刊宗旨及经营方式必须与时俱进。说白了，复印转载这件事，若从生意角度，早年很赚钱，而今不怎么赚钱，以后很可能变得不赚钱，甚至必须赔钱赚吆喝。最好的效果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能双丰收当然最好，若做不到怎么办？站在企业角度，当然是力保经济效益，那是他们的立身之本；可站在中国人民大学立场，则应该力挺社会效益。因为，不仅对于人大这么一所名校，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学界，学术评价的公正与客观，是至关重要的。
从2001年起，人大资料中心发布上一年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量(率)排名，明显是想以此作为评价各大学院系及杂志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前些年，我当北大中文系主任，每年都接到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寄来的喜报，也都会贴出来，鼓舞鼓舞士气，虽然不作为奖励标准。那些年，北大中文总是排名第一，但与其他兄弟院校的差距在明显缩小，不知近年状况如何。当初我看总表，有个不太好的印象，那就是人大排名第一的学科太多了。我承认人大文科各院系实力雄厚，论文多被转载是很自然的事。但学界很可能会这么想，近水楼台先得月，各册主编都是你们的教授，统计转载数量，你们当然很容易第一了。若只是企业行为，爱转载谁就转载谁，旁人无权说三道四；可你想做成评价指标，那就得力求公正。作为主办单位，明知自己的教授学术水平很高，但也必须克制过快增长的速度，否则会毁了公信力的。
选文是一种权力，用得好与不好，关系到整个中国学术的发展前景。学界寄予这么大的期望，若没做好，有负国人重托，是该打屁股的。在为纪念《文学评论》创办六十周年而作的《名刊的责任与困境》中，我谈及：“如果十年后总结，本领域最具创见的文章不是或很少发表在《文学评论》上，那没什么好说的，编辑部及主编都必须检讨。”这句话，同样适应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如今这套资料名声在外，钻营的人肯定很多，这个时候，必须保持独立判断，少受人情影响。我当然知道，这很难。不能保证野无遗贤，但主观上须力求公正。目前中国学界的状态很不理想，骂街的人多，但其实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得学会打扫自家门前雪——对于有权力的人或刊来说，更是如此。
具体到编辑事务，就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减少种类，扩大视野。而这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建立并巩固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的学术性与权威性。
读《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2019产品手册》，最大感觉是分类太细，种数太多——尤其是管理学类和教育学类。早年以量取胜，目的是追求经济效益；而今想转向学术评价，须重新构建学科框架。过于琐碎，选文水平必定不高，因为好文章就是那么多。再说，分科过细，那些跨学科的文章便难以入列，实在有点可惜。从我历年入选文章看，总共被九个分册选录，最多的是“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其次是“高等教育”“社会科学总论”“文化研究”“中国近代史”等。数量不算太多，但交叉选用而不重复，这也很难得。看完入选目录，怅然若失的是，我好些重要文章没入选。其中有我自己的问题，比如人家只收报纸及有刊号的期刊，而我90年代与朋友合办《学人》，2001—2014年主编《现代中国》，很多得意之作发在这两个学术集刊上，漏收很正常（至于不收学术集刊是否合适，那是另一个问题）。但还有一点，凡题目显豁，能归属某学科的，一般都会入选；而跨学科或另辟蹊径的，则很难被发现。
放大视野，拓宽领地，超越过于琐碎的楚河汉界，不拘一格选文章，那样更能引领学术风气。可这么一来，需投入的人力与物力必定增加。这就说到另一个话题，那就是如何真正发挥原本就有的各册学术委员的作用。就我所知，目前是“门虽设而常关”，各册学术委员会基本上属于摆设。单靠一个责任编辑和一两个执行编委，来面对诸如“中国古代近代文学”这样的二级学科，众多论文其实是翻阅不过来的。既然如此，何不真正落实各册编委的职责，邀请他们参与选文？这样做，既减少了主办单位的工作量，又杜绝了人大“既当球员又当裁判”的讥讽，岂不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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