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神迹》是一部研究神奇治疗术与王权合法性关系的名著,它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马克·布洛赫(1886-1944)超越时空边界、学科边界的令人惊叹的知识整合能力。
马克·布洛赫在《为历史学辩护》一书中激情满怀地写道:“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如果有人以为历史诉诸感情会有损于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布洛赫对历史的这种诗意之爱并非要远离理性思辨,相反,他追求的是二者的水乳交融。《国王神迹》让后世治史者看到的是诗意之爱与理性思辨完美结合的经典文本。它对法、英两国国王神奇治病仪式及其超自然性的多维度的研究,充分展现了前现代欧洲(主要是法英两国)王权构建其合法化的灵动图景与逻辑。
一
诗意之爱与理性思辨是科学史与心态史论辩中的重要话题。勒高夫曾经梳理心态学兴起对史学的影响。据他考察,布留尔在1910年的《低社会的心态功能》和1922年的《原始心态学》中已经提出了“心态学”一词,并做了明确界定。法国著名作家普鲁斯特则明确表达了对心态学的偏爱,认为它可以为诗意写作创造新鲜的词汇。因此,在《国王神迹》问世之前,人们已经开始重视心态学。问题在于,包括布洛赫等在内的学者是如何把心态学引入史学研究的。对此,意大利学者金兹堡在《国王神迹》的序言中提出,二月革命使得马克·布洛赫不再将历史研究模式与自然科学研究模式对立起来,换言之,金兹堡已经明确肯定了这部巨著综合诗意之爱与理性思辨所形成的巨大优势。不过,也必须看到,金兹堡也在暗示,正是政治事件使马克·布洛赫非常重视以心态史为主线来研究历史变迁中的理性与非理性。这种暗示虽有一定合理性,但也很容易让人们误以为布洛赫的问题意识只是来自对政治事件的观察。
事实上,更具重要性的是医疗社会史的比较视野。这一视野让马克·布洛赫非常重视以心态史来综合诗意之爱与理性思辨。他在书中明确提出:“研究国王奇迹的历史学家应该铭记于心的背景场面是,无数患者渴望得到治疗,随时准备求助于从公众消息中获悉的治疗手段。”可见,布洛赫的诗意之爱首先体现在,他充分认识到人们在肉体上的痛苦对行为选择的重要影响。这种对健康的关注有时候是理性的,有时候又是非理性的。这一观点在他的另外一部巨著《封建社会》中同样明晰可见。在《情感和思想方式》一章中,他强调研究人类社会结构的变迁,必须了解健康状况。他说:“不了解人类的健康状况而自称领悟了人类的一切,是幼稚可笑的。”因为,面对疾病带来的死亡威胁,人们会在生活上有一种不安全感,甚至会产生一种情绪狂躁症。
从心态史出发,就不能不关注医疗社会史中的非理性维度。马克·布洛赫非常重视这一维度。在《国王神迹》一书中,他理性地梳理了被人们忽略的与非理性相关的史料,并展开推论,活灵活现地描写治疗与心态的互动关系。他分析美男子腓力实施奇迹治疗时的场景:“美男子腓力心中掩藏着何种隐秘的骄傲感,滋育了他的创造奇迹能力的意识呢?或者说,看到各国的患者涌向王廷之门的场景,身处窘境的忠实信徒,怎能不从这景象中获得安慰呢?”其后,布洛赫在《封建社会》一书中再度论述了非理性维度在心态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道德和社会传统并不要求有教养的人压抑自己的喜怒哀乐。绝望、暴怒、冲动行为以及情感突变,给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带来巨大的困难,因为历史学家天生倾向于以理性重现过去。但是,在所有历史领域,非理性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只有虚假的廉耻心才允许人们悄然放过它对封建欧洲各种政治事件的进程所产生的影响而不做研究”。瘰疬病往往让患者脸部溃烂、恶臭。这种疾病若长期得不到治愈,很容易让人自卑,甚至导致绝望感。理解历史常常需要一种同情心与同理心。面对这种绝望感,人们的内心不可能没有恐惧。可以说,正是绝望与恐惧为国王奇迹治疗的流行铺垫了心理与情感基础。
然而,如果仅仅以此为据判定《国王神迹》只是一部研究非理性行为的历史作品,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也是一部理性思辨的作品。在马克·布洛赫眼中,理性思辨至少体现在政治理性、经济理性、批判理性等诸方面的综合联动。他强调“集体表象与个人雄心融合成一种心理综合体”,而中世纪君主则需要基于政治理性操纵这种综合体,让这一综合体转化为一种统治技术。这样,国王触摸成为了一种基于康复的渴望,一种气派非凡的仪式场面而完成的心理治理术,一种权力延续、继承的政治资本。如,通过政治操作制造恩典氛围,卡佩王朝形塑了一种有利于王权继承的观念,即“治病能力由血统传递”。但是,这种形塑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是完美的。因此,从神奇治疗术到国王神迹转化的过程充满着理性的操纵。国王们不断完善治疗仪式,强化自身统治。但是,政治操作需要经济基础与财政能力。于是,经济理性也成为马克·布洛赫的分析对象。在玫瑰战争期间,英国诸王形成了一个惯例:为了吸引患者,必须为之准备漂亮的礼物。这一赠礼很快转变为价值始终不变的金币,即“天使币”。这些具有流通价值的货币一直持续到詹姆士一世时代。其后,天使币成为天然治病能力的护身符。英国曾经流行一个小故事说,一位妇女因为丢失护身符而旧病复发。显然,这个小故事充分利用了人们关注健康,害怕复发的心理。马克·布洛赫在选择史料、分析史料、运用史料上的别具一格与深邃洞见,于此可见一斑。
二
王权需要为自身辩护,塑造自身的正当性、合理性与合法性。正如哈贝马斯所强调的,应对合法性危机是政治操作的关键内容。仪式、记忆是政治操作的重要载体。有学者评价,布洛赫的《国王神迹》是一部视角独特的政治史。布洛赫本人也坦承,其研究“在本质上是为欧洲政治史贡献一份力量”,是“宽泛且真实意义上的欧洲政治史”。《国王神迹》是一部综合运用历史人类学、心态史以及比较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视角与手段,研究王权合法化的政治史巨著。
布洛赫分析瘰疬病触摸治疗的历史,首先从一则关于假消息的争论开始。这则假消息出现在大约12世纪初的苏瓦松地区的圣梅达尔修道院。该修道院声称拥有稀世圣物——基督的乳牙。该修道院试图借此乳牙塑造自身的权威性,于是编辑了一本收录奇迹故事的小册子。这引起多方利益主体的争夺。圣梅达尔修道院的邻居——诺让修道院院长吉贝尔撰写了《论圣物》的论文批判之,认为奇迹并不代表任何神圣性。上帝作为奇迹的创造者会选择合适之人来实现其目的。在圣梅达尔修道院看来,圣物乳牙及其奇迹既代表着过去的延续,也代表着该修道院在教会的权威地位。为了强化个体经验,修道院通过编辑小册子来散布在今天看来纯属于假消息的内容。作为竞争者,吉贝尔试图揭露假消息,重构神圣性与权威性。吉贝尔的努力代表着一种包含了现实性与前瞻性的努力,因为他害怕这些消息会演化为集体意识与集体记忆,进而在未来会对自己的修道院地位产生影响,于是抨击了苏瓦松的邻居们。可见,故事的主线是教会内部围绕合法化进程中的权威地位而展开的斗争。
布洛赫并未停留于在教权问题上,而是将教权与世俗权力综合起来分析。他从吉贝尔的论证中进一步发现了国王触摸这一仪式的重大研究价值。其中的关键在于国王是否拥有治愈瘰疬病的能力,以及这种能力是否具有持续性与继承性。事实上,吉贝尔关于国王触摸仪式的记载只有几行字。马克·布洛赫将简短的记载置于长时段视野下来进行比较研究,体现了年鉴学派的风格,展现了他挖掘史料的细腻功力。他发现吉贝尔提到的国王是路易六世及其父亲腓力一世。瘰疬病治疗仪式早在腓力一世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但是,由于腓力一世卷入双重奸情事件,被革除教籍。腓力一世不仅因此丧失治病能力,而且自己也遭遇“天谴”,疾病缠身。可见,关于腓力一世的记载反映了在道德判断领域,教权与王权谁占主导地位的神圣政治观念。这种政治观念不仅反映在统治者个体权威的合法性上,也反映在王朝政权延续性的合法性上。吉贝尔的记载表明,路易六世作为王权的合法继承者,自然拥有治疗瘰疬病的能力。因此,在马克·布洛赫看来,治病能力并非仅仅具有医学意义,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权力合法化的一种政治格局,而指向记忆与经验的治疗仪式则是合法化的基本载体之一。
三
国王真的具有治愈瘰疬病的能力吗?治疗仪式如何演变和传播?人们为何会相信国王的治病奇迹?……《国王神迹》一书反映了马克·布洛赫问题意识的逻辑严密性。他在保持长时段研究风格的基础上,引入比较社会学视野。具体说来,他在对比研究英国与法国中世纪的疾病治疗仪式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比较研究中世纪欧洲神奇治疗仪式的同一性与差异性。通过比较分析,布洛赫从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角度揭示出国王治疗奇迹背后的共同的政治观念、心理基础等,重构王朝政治与个体经验的关系;同时,马克·布洛赫采取还原的方式——将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等还原为心态史——来处理这一关系。他将仪式、魔法以及传说中的奇迹综合起来,分析社会事实,探究这些社会事实与王权合法性之间的关系。这种研究方法明显受到了涂尔干、弗雷泽、莫斯等社会学、人类学学者的影响。布洛赫在分析戒指仪式时注意到,戒指一直是魔法尤其是医学魔法中最受欢迎的道具之一。和法国瘰疬病治疗仪式一样,国王的医疗戒指仪式同样受到了中世纪教权与王权这种二元权力结构的影响。布洛赫发现,英国国王使用戒指治病的仪式受到了风俗的严格约束。这一风俗来自于基督教的规定:国王只能一年一度将金、银放置在圣坛上,即在基督受难日对十字架礼拜之后。接着,布洛赫分析了德语国家情况。他从一份15世纪的手稿中发现了癫痫病治疗戒指的圣化仪式也和这一权力结构紧密相关。这样,布洛赫清晰地论证了魔法治疗仪式在王权合法化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布洛赫发现,到15世纪中叶,国王在仪式中的角色已经变得更加重要。
错误的集体意识终将会在脱魅中失去合法性。到18世纪,国王的触摸式治疗受到怀疑。但是,脱魅并非疾风暴雨式的,而是逐步发展的。布洛赫细腻地分析研究了神奇治疗术与王权合法性联系性从起源到衰弱的进程。
经典名著总是能够向读者展示独特的思想洞见,同时为读者提供广阔的解读空间,布洛赫留下的《国王神迹》正是这样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