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不是“授恶之师”吗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劝诫君主说，“一些事情看起来是善行，可是如果照办了就会自取灭亡，而另一些事情看起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办了却会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又说，“只要可能的话，还是不要背离良善之道；但如果为必然性所迫，就要懂得如何走上为非作恶之途”。马基雅维利是如有些学者所说，将政治和道德剥离开来，挑明政治自身运行的规则，免受道德教条的约束或羁绊；还是等而下之，是一个可鄙的“授恶之师”，在为渴望攫取权力、建立统治的僭主和暴君出谋划策？著名思想史家、“剑桥学派”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纳（Quen⁃tinSkinner）教授最近从修辞学的角度入手，通过细绎相关文本，对马基雅维利有关君主美德的讨论提出一种新的解读，或许能拯救马基雅维利于污名之中。

    这种新解释出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国家与自由：昆廷·斯金纳访华讲演录》一书中。这本书收录了斯金纳教授2017年应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的邀请，到访北京大学发表的四次演讲、两次座谈和采访实录。四场演讲分别涉及斯金纳本人及剑桥学派一直标榜的思想史研究中的语境主义方法论，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政治思想，以及斯金纳晚近转向谱系研究之后对“国家”与“自由”概念之流变的梳理。对斯金纳教授的访谈，不仅涵盖了他早期的求学经历以及迄今的学术历程，并且旁及他对学术范式变迁、近期若干重大政治事件的看法，材料之丰富无异于一篇短小精悍的思想传记。两场座谈则向国内的青年学者与研究生提示了思想史研究的主题、方法和门径。

    这一本小书具体而微地展示了斯金纳教授数十载思想史研究的深厚积淀和丰富成果，为读者进一步研讨政治思想史、了解剑桥学派的研究路径和旨趣提供了平易近人的门径。尤为让人惊喜的是，四次演讲中也不时闪现着斯金纳的崭新洞见。斯金纳并不只是简单复述了他以往研究中的成熟观点，而是发覆新意，将他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作出的新工作、新推进都灌注在演讲中了。如我们上文已经提到的，这一点在他关于马基雅维利的第二讲表现得尤为突出。

    斯金纳在马基雅维利研究上著述颇丰。早在1969年发表的《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一文中，斯金纳猛烈批判观念史的传统研究方法，试图清理观念史研究中的多种神话（mythologies），便多次论及其他学者对马基雅维利的研究。而在十年后出版的代表作《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中，斯金纳则亲身示范了通过将马基雅维利置于文艺复兴的社会和知识语境中，来阐释马基雅维利两本主要著作——《君主论》和《论李维》的根本政治教导。斯金纳还写有《马基雅维利》这样一本小册子；马基雅维利也构成了他阐发新共和式自由的重要理论支点。

    在此前著作中，斯金纳已经讨论过马基雅维文本中的君主美德或德性问题。在《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中，斯金纳认为，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第十五章到第十八章系统阐释了君主为达成目标而不可或缺的德性的具体含义，从而挑战了罗马道德哲学家以及同时代人文主义者的主导假设。后者强调基督教道德和传统的四主德构成了君主德性的内涵，并坚持认为服从正义的命令是使君主达成目标的关键所在，其主要构成要素则包括不使用暴力、慷慨、仁慈、被人爱戴而不是畏惧、守信等。但是，马基雅维利指出，政治生活的残酷现实要求君主不能完全遵循美德而行动，甚至必须颠倒上述美德而作恶（即有助于君主统治的恶行）。因此，一个真正有德性的君主是一个具有“灵活气质”的人，能够根据命运和环境的要求选择行善或是作恶。在斯金纳看来，《君主论》的革命性便在于它提供了对于君主而言什么是有德性的行为的一种新分析。马基雅维利重新定义了德性的含义，虽然他依旧认为只有通过践行德性，君主才能维持他的国家和地位，但他却不再将君主德性等同于对传统上得到认可的道德美德的践履。

    不过，斯金纳在北大的演讲以及他最近出版的著作，却发展出了一条新的、也更为精细的解释。斯金纳这次的关注重点，不是古典作家着重阐发的四主德，而是两种专属于君主的美德，即慷慨和仁慈。斯金纳认为，马基雅维利丝毫没有建议君主背离这两种美德的要求而行动，而是要求君主达成对这两种美德的真切理解，按照它们的正确指示来行动。可见，斯金纳为了弥合传统上认为马基雅维利的建议与传统美德之间背道而驰的鸿沟，提出了一种更强的正面断言。然而，他所说的对美德的“真切理解”和“正确指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斯金纳提醒我们注意在《君主论》第十五章到第十八章讨论德性问题时频繁出现的“被视作”“被认为”（be heldortakento/tenuto）等词。《君主论》第十五章一般性地讨论德性问题后，紧接着的两章便分别讨论了慷慨和仁慈。在第十六章，马基雅维利指出，现今时代“被视作慷慨”的人往往会在铺张豪奢的举止中花费掉全部财力以便维持慷慨的名声。但这种行为会非常危险，因为耗尽自己的财富后，君主为了继续维持自己慷慨的名声，或者横征暴敛而使民众憎恨他；或者变得拮据吝啬而不受人民敬重，从而遭到轻视。而为了保有权力，统治者应尽全力避免被民众憎恨和轻视。因此，在斯金纳看来，与其说马基雅维利告诫统治者对慷慨这种品质保持警惕，毋宁说统治者应该对“通常被认为的慷慨”保持警惕。那些现今时代通常被视作慷慨的人，远没有真正展现慷慨这一德性，而是展现了“奢侈”（extravagance）这一恶行。真正的慷慨在于不使民众赋税过重，同时避免奢侈的行为。

    马基雅维利试图指出，我们生活其中的腐败世界，美德与恶行（vice）的语言已经受制于巨大的操纵，以致现在许多被视作是美德的行为实际上是恶行，而许多其他被谴责的恶行则是美德的实例。相似的论述逻辑也出现在马基雅维利对仁慈的讨论之中，他关注现今“被视作”仁慈的那些举动。当属地皮斯托亚（Pistoria）在1499年发生内部骚乱时，佛罗伦萨“为了避免残酷之名”没有处决骚乱头目以便结束暴力，而是选择袖手旁观终使“皮斯托亚遭到毁灭”；向被视作仁慈的大西庇阿（ScipioAfricanus）为了维持仁慈之名，常常未对下属军队的暴乱行为施加惩罚或管束。乍看上去，马基雅维利似乎是在反对仁慈可被视作一种君主德性；其实，马基雅维利并不认为佛罗伦萨或大西庇阿的举动可被视为真正的仁慈，它们实际上是过分的放纵，或是一种软弱的个性。对于所谓的君主美德，斯金纳认为，马基雅维利并没有提出那种我们称为马基雅维利式的观点，即应该对遵循美德保持警惕。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危险不在于遵循慷慨和仁慈的美德，而在于遵循了一种对这些美德所规定的东西的腐败且错误的理解。

    斯金纳进一步从修辞学的角度对马基雅维利的论证策略进行了剖析。当马基雅维利分辨对美德的真切理解和错误认识，点明美德的含义在腐败世界中的变异，他其实是在借助一种渊源有自的修辞策略。美德被视作恶行，恶行被当做美德，这样一种修辞上重述或重绘（rhe⁃toricalredescription）的技巧，在修辞学家那里被称为“paradiastole”。亚里士多德最早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由于亚里士多德将美德被视为两种对立恶行之间的中道（mean），勇敢和慷慨可能在有时候便显得像邻近它们的冲动和奢侈。因此，为了抹黑某件具备美德的举动，或许可以用邻近这一美德的恶行来命名它；而为了宽宥某些恶行，则转而用相邻的美德之名来称呼它们。这一修辞技法之后在昆体良等人的修辞学著作中得到了更详尽的阐发。而且有许多古典作家逐渐认为，运用这一技法，并不是为了将恶行包装成美德，而在于揭露和批判玩弄这一伎俩，混淆美德和恶行的人。

    在古典历史著作中，描绘了不少美德和恶行之名相颠倒的实例；而古典历史学家们采取的严峻道德立场，也正体现在他们对这一腐败场景的深刻揭示中。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三卷，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波动全希腊世界，最先在科西拉（Corcyra）引发寡头派和民主派之间的城邦内乱。修昔底德写道：“为了适合事物的改变，常用辞句的意义也必须改变了。过去被看做是不瞻前顾后的侵略行为，现在被看做是党派对于它的成员所要求的勇敢；考虑将来而等待时机，被看做是懦夫的别名；中庸思想只是软弱的外衣；从各方面了解一个问题的能力，就是表示他完全不适于行动。”在罗马历史学家撒路斯特、李维和塔西佗那里，也不乏类似的实例。例如，马基雅维利多次引述过的，在对抗汉尼拔攻势时采取谨慎和拖延对策的法比乌斯（Fabius Maximus），李维便记叙道，他被攻击为“并非谨慎周详之人，而是半心半意的懦夫”。

    斯金纳运用其深厚的历史学功底，采纳文献、版本和传播方面的多重证据，从两条线索铺陈开来，力证马基雅维利一方面熟悉亚里士多德以降修辞学家们对修辞重绘技巧的讨论，另一方面则阅读过并熟识对这一修辞技巧的运用实例有过描述的古典作家。这一论证无疑是为了表明，马基雅维利既然熟悉这一修辞技巧的方方面面，那么他便极有可能在《君主论》中有意识地使用了它。因此，斯金纳便将此前仅仅基于文本的证据，进一步通过对历史背景和源流的分析来加以强化。

    不过，斯金纳教授百密一疏，我们或许可以补充一个直接来自马基雅维利自身文本的实例，来表明他熟悉修辞重绘这一技巧及其惯常发生的场景。在历史著作《佛罗伦萨史》中，马基雅维利追溯了佛罗伦萨自建城以来不曾止息的派系斗争，其中第三卷记叙了14世纪中期阿尔比齐家族和里奇家族仇恨争斗的历史。在一篇具有典型古典史学色彩的虚构演说词中，面对佛罗伦萨城邦的混乱场景，马基雅维利笔下的某位正直公民说到，“意大利各邦司空见惯的腐败堕落已经侵蚀并正在进一步侵蚀我们的城邦……那些坏人被赞美为勤奋之人，而好人则被斥责为笨蛋傻瓜”，“煽动者们和党派首领们将他们卑鄙的打算和目的，花言巧语地包装在虔诚的言辞之中”。发生在佛罗伦萨的这一场景，与修昔底德笔下的科西拉大体无异。在斯金纳看来，马基雅维利深明在一个腐败世界中，修辞和语言所能遭受的巨大扭曲、变异和操纵。马基雅维利对两种君主美德的讨论，便是力求廓清混淆，达成一种正本清源的效果。

    在2014年，斯金纳教授罕见地卷入了一场小型笔战。他应《纽约书评》编辑部邀请，评论菲利普·博比特（PhilipBobbitt）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新书。在这篇书评中，斯金纳教授以较为严厉笔调批评了博比特及不少学者持有一种观点。这些学者认为，马基雅维利声称，一个君主如果想要维持其地位和国家，将时常发现有必要违反各项道德和政治美德，并因此彻底放弃从君主美德的角度加以思考和行动。斯金纳认为，这一观点虽然蕴涵部分真相，但却太过简单和粗糙了，因而完全错失了马基雅维利论证君主美德时的精细结构和复杂论点。在斯金纳看来，马基雅维利的文本中始终存在这样一种可能，也即如果达成对君主美德的真切理解，并且绝不盲从对它们的错误认知，那么统治者将会发现遵循这些美德恰恰会有助于他们保有而非失去国家。其实，斯金纳教授向来反对将马基雅维利视作“授恶之师”，认为必须将马基雅维利和流俗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