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伯俊的“三国”人生

    2018年4月18下午5时，沈伯俊与世长辞，享年72岁。4个月后，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了《沈伯俊评点〈三国演义〉》；此书前言写于2018年1月，离辞世仅短短的3个月！捧读这沉甸甸的遗著，回想我们的友情，回想他的学术人生，不由得思绪万千。

    《三国演义》“第一提琴手”

    我和沈伯俊都做过多年中学教师，1980年都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招考研究人员的考试，分别被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录取为助理研究员，走上了古代文学的研究道路。1983年4月，首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开幕，我携《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一文，陪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刘冬来到成都。4月14日，四川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谭洛非来青羊宫看望刘冬，我则与随同的沈伯俊见了面，遂结下了35年的深情厚谊。与会的17省市自治区120余位学者，强烈呼吁成立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主席团扩大会议议定，由四川（蜀）、江苏（吴）、河南（魏）三省社会科学院负责筹建。是年8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谭洛非、沈伯俊，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刘冬、欧阳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胡世厚、杨海中，组成学会筹备组，制订学会章程，酝酿理事人选。在筹建过程中，我与沈伯俊联系密切，合作愉快。

    我1985年10月协助操办了镇江第三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之后，10年中没参与学会的活动，而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沈伯俊成了《三国演义》的“第一提琴手”，声名日隆。从客观因素看，《三国演义》文化遗存丰富，与三国相关的地方办会积极性特高，酿就了《三国演义》研究的空前热潮。1987年襄樊的第四届讨论会，1988年海口的第五届讨论会，1990年绵阳的第六届讨论会，1991年钟祥的第七届讨论会，1992许昌的第八届讨论会，都是以《三国演义》学会的名义主办的。学会挂靠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谭洛非受行政事务牵制，将学会主要事务交付给沈伯俊。而从主观因素看，沈伯俊责任心强，办事认真，事无大小，都由他一力操持。《三国演义》学会严谨求实的学风与团结和谐的会风，得到普遍好评，沈伯俊功不可没。

    作为“第一小提琴手”，沈伯俊善于根据主办方的特长，协商确定研讨的重点，保证了会议的学术质量。他在会前提供背景材料，会后写出学术综述，从而留下清晰的印痕。透过这一篇篇综述，可以看到《三国演义》研究者与时俱进的足迹，看到沈伯俊引导《三国演义》研究航向的用心，不啻是《三国演义》研究史的缩影。

    不仅如此，沈伯俊还以有质量的论文，为《三国演义》研究增添自己的份额。他先后发表《论魏延》（《青海社会科学》1985第5期）《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论〈三国演义〉的主题》（《天府新论》第6期）《关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海南大学学报》1987第4期）《论陈宫》（《许昌学院学报》1988第3期）等。随着研究的深入，沈伯俊将关注点逐渐转到《三国演义》版本上来，写出了《重新校理〈三国演义〉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研究》1990第6期）《再谈〈三国演义〉的地理错误》（《海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论毛本〈三国演义〉》（《海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论〈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内江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5期）《〈李笠翁批阅三国志〉简论》（《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5期），又亲自动手整理了嘉靖本、李卓吾本和毛本。

    足可传世的沈本《三国演义》

    沈伯俊自我评价道：“在我的《三国演义》成果中，最具特色、最富创新意义、最有生命力的、我自己认为是以《校理本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几种三国整理本。”东方出版中心的沈本《三国演义》，是沈伯俊最后的绝笔，代表研究《三国演义》的最高成就，是足可传世的善本。

    首先，选取毛本作为底本是正确的。《三国演义》有过多种版本，但从创造角度看，庞大的演义系列固系明人构建，但唯有经过清人的修订、新编、评点，方最终形成四大演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东周列国志演义》《东西汉演义》）的传世定本，形成了后来居上的局面。其成功的奥秘，实源于历史资源的共享性。罗贯中不写《三国演义》，人人都知道诸葛亮；曹雪芹不写《红楼梦》，读者就不知道贾宝玉。贾宝玉是曹雪芹的创造，《红楼梦》是曹雪芹的心血结晶。唯此之故，《红楼梦》的每一个字，都不允许篡改。而毛本《三国演义》之所以能“定”，关键恰在于对版本的修订。沈伯俊概括为修订文辞、修改情节、整顿回目、削除论赞、改换诗文、重作批评等六个方面，可以说是极其到位的。

    首先是有时代气息，不像有些新评，“自我作古”。如第一回总评：“这是一个天翻地覆、风云变幻的时代。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灿若繁星的时代。这是一个饱含痛苦又饱含希望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了变革创新、洋溢着阳刚之气的时代。这又是一个永远令人激动、令人缅怀的时代。杰出的作家罗贯中，以自己的艺术方式成功地再现了这个时代，更使它大放光彩，彪炳千秋！”（第1页）高屋建瓴，纵揽全局，从当代视角回望历史，以家国情怀释读经典，写得非常漂亮。

    沈本力图突破毛本“尊刘贬曹”的倾向，强调《三国演义》塑造了一个高度个性化的、有血有肉的“奸雄”曹操，并未随意“贬低”，更未故意“丑化”，这自然是不错的。但为此掩盖毛本所做的改动，却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沈本强调《三国演义》追求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也是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第120回夹评道：“经过漫长而曲折的斗争，三国终于归一，全国的重新统一终于实现。行文至此，罗贯中已无法抑制欣喜之情。”（第990页）就有点强人所难。沈伯俊说得非常清楚：“三方争天下，争的是什么？争的是重新统一的主导权。”（前言第7页）但遗憾的是重新统一的主导权，并没有落到代表正义的蜀汉一方，而是让代表恶德的司马氏夺去了。毛本结末诗云：“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沈本夹评道：“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等版本此处均作‘一统乾坤归晋朝’，只是概括三国鼎立的最后结局，并无哀伤之意。毛本修改为此，意味殊弱。”（第991页）也无奈地承认了这一点。毛泽东有名言：“非统一于投降而统一于抗战，非统一于分裂而统一于团结，非统一于倒退而统一于进步。只有这后一种统一才是真统一，其他一切都是假统一。”（《论联合政府》）从某种意义上讲，三分天下是诸葛亮的决策，三分天下最终被打破了，但统一不统一于进步那一方面，而统一于倒退的那一方面。《三国演义》的悲剧性，不可不察。

    沈本的创新之处，在于用现代文学理论评点人物事件，努力揭示情节单元的来历，启发读者了解其艺术特色，把握处理虚实关系的艺术规律。如第5回“温酒斩华雄”，总评指出：历史上的斩华雄本系孙坚的功劳，《三国演义》却虚构为关羽的故事，并运用侧面描写，步步铺垫，层层烘托，虚实结合，将关羽勇猛无敌的气概写得十分传神。（第31页）夹评道：“作品完全没有正面描写关羽与华雄交战的过程，只以众诸侯的听觉与表情来反映厮杀之激烈，以铃响、马到、掷头三个动作来表现关羽得胜而归的气势，以‘其酒尚温’来印证关羽斩华雄之迅捷。寥寥数十字，写得干净利落，极为传神。”（第38页）做到了在艺术评点上出新，从而把《三国》的艺术鉴赏，提到了新的高度。

    沈本《三国》的最大亮点，是校正了毛本《三国》中包括人物、地理、官职、历法等方面的九百余处“技术性错误”，且直接改正了原文的错误，而在书末附录《〈三国演义〉技术性错误校正一览表》，逐一说明错误之处和校改依据，便于读者对照查阅。这种《三国演义》版本的“校理”，是沈本最受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三国演义》是传世经典，后人应存敬畏之心；况且所有传世经典，诸如《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版本，也有很多“技术性错误”，难道都可改动原文吗？

    理校到底可不可行？需要从理论上给予论证。校勘学向有“校勘四法”之说，即对校、本校、他校、理校是也。一般来说，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理校法。但《三国演义》大量“技术性错误”，纯由作者知识的局限，或一时笔误，或传抄刊刻之误，且存在于《三国演义》多数版本之中，无法通过对校、本校、他校加以改正。面对此种情况，校勘者的选择有二：要么以“尊重原著”为由，听任多达八九百处错误永远保留下去；要么出于有益于读者的动机，不仅指出这些错误，而且直接予以纠正。沈伯俊选择的是后一条。

    可惜的是，沈伯俊没有寻到论证“理校”合法性的理论，反而放弃了能证明其正确性的说法，这就是他反复申述的“不宜说《三国演义》是‘演’《三国志》之‘义’”论（前言第4页）。所持的主要理由是：《三国演义》固然以史书《三国志》为主要的史料来源，但同时也大量承袭了民间三国故事和三国戏的内容。殊不知，“演义”之说由来甚久。《后汉书·周党传》有周党“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之句，指斥周党“夸上求高”，而无才以“演”《春秋》经中之“义”。推而广之，《春秋》为六经之一，《三国志》则为四史之一。既然《春秋》有“义”可“演”，《三国志》自然也有“演”“义”的资格。罗贯中不满于《三国志平话》的“瞽传诙谐之气”，症结就在它抛弃了史书之“义”，全凭说话人随口乱道（即所谓“胡”）。他为新创的小说取名“《三国志》‘演义’”，就是要纠正《平话》的偏颇，以阐发《三国志》蕴含的大义。承认《三国演义》是“演”《三国志》之“义”，就是承认《三国志》是《三国演义》的底本，是《三国演义》的素材来源；因此，以《三国志》为依据来改正《三国演义》人物、地理、官职、历法等“技术性错误”，是完全充分合理的。

    沈本的理校，有许多成功的范例。如《三国演义》第15回末，毛本写袁术急聚“长史杨大将，都督张勋、纪灵、桥蕤，上将雷薄、陈兰三十余人商议”（第121页），杨大将曰：“孙策据长江之险，兵精粮广，未可图也。今当先伐刘备，以报前日无故相攻之恨，然后图取孙策未迟。某献一计，使备即日就擒。”（第122页）毛本中之“杨大将”，似非正常人名，沈伯俊细检《三国志·吴书·孙讨逆传》，发现原文作：“后（袁）术死，长史杨弘、大将张勋等将其众欲就（孙）策……”。古书原无标点，《演义》作者漏看一“弘”字，复断句不当，将“杨弘”误为“杨大将”（第1004页）。这一“技术性错误”，从嘉靖元年本、李卓吾评本到毛本，竟然错了几百年！发现并校正这一错误，确实是有功于罗贯中，有益于读者的好事。

    但对于人名的理校，有时也不能太拘泥。如张飞表字，毛本作“翼德”，沈本据《三国志·蜀书·张飞传》，改为字“益德”（第994页），自然有一定理由。但毛氏父子岂能未读过《三国志·张飞传》？将张飞改字翼德，是不是考虑到名与字的互相表配？张飞名“飞”，配以那有翅膀的“翼”，不是也很好么？毛氏父子能将孙坚改为关羽，为什么不能将益德改为翼德？

    沈本还有一个问题，固然发现了错误，但所改正者或有不妥。如第91回，“选定建兴五年春三月丙寅日出师伐魏”，沈本据《二十史朔闰表》推算，建兴五年三月无丙寅日，改作“选定建兴五年春三月丙卯日出师伐魏”（第1042页）；却忘了天干“丙”与地支搭配，只能有“丙子”“丙戌”“丙申”“丙午”“丙辰”“丙寅”六种情况，而不可能有“丙卯”。今查《二十史朔闰表》，后主刘禅建兴五年，即魏明帝太和元年丁未（227），其三月初一为丙申，初二日为丁酉，初三日为戊戌；三月能与“丙”搭配的，只有“丙午”（十一）“丙辰”（二十一）。《二十史朔闰表》又显示，建兴五年四月初一为“丙寅”，故极可能是作者看错。

    不过，这些都是白璧微瑕，大醇小疵，沈本《三国》不失为足可传世的版本。沈伯俊毕生沉潜《三国》，他的“三国”人生是充实而丰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