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随性”学者：陈毓罴先生印象记

    1964年我初到文学所，在7号楼二层的古代组办公室，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陈毓罴先生。只见他身材不高，戴一副深度近视镜，发际很高，脑门上亮晶晶，一眼便知此公必富智慧。不久我就与他熟识，并且知道在组内人皆称之“罴公”。他这个称谓有点“破例”，因为组内其他中年人称呼都是姓氏加“公”字，唯独他取了名字里的一个“罴”字；我是后来者，不知其故，只管跟着大家叫就是。

    我曾听同事吕某（民间组）说：“古代组里多结巴。”果不其然，我在组里呆了不久，就发现口吃者真是不少。胡公（念贻）是首席，当之无愧；曹道衡曹公、蒋和森蒋公，也都有些吐言不畅，而罴公竟也不能幸免。不过与胡公相比，这三位的口吃都不算严重，而且有规律可循。我曾听吴某（现代组）总结说：罴公的口吃，就吃在一句话的最后第二个字上。尽管如此，罴公却十分健谈，甚至还好辩。他的好辩习性也是出了名的，可以说是古代组第一辩才。我在《古代组老先生印象记》一文中曾记述一事：在古代组集中“斗私批修”期间，罴公与另一位同事梁某为某事辩论，影响他人午休，为此在场的钱钟书先生曾说“你们二位是一家人，不要辩了”的事情。这样的事对于罴公而言，不算稀罕。有一次我问罴公：“人家说你好辩，是这样吗？”罴公对此不予否认，说：“事情愈辩愈清，真理愈辩愈明。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看来他自诩为孟子了。不过罴公好辩，也是有他的“资本”的，那就是他具有丰富广博的知识。这一点在古代组，甚至全所都是很突出的。罴公可谓博览群书，他所“览”之书，不限于传统的古典文学著作，甚至也不限于文学范围，他是古今中外、文史哲经，无所不读。大概除了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外，都在他的阅读范围内。尤其是一般人认为的“杂书”，他最感兴趣了，读得也最多。所以你与他谈话，往往会听他说出一些你从未听说的知识，你所不知道的书。用“杂学旁收”四个字来形容他，颇为切合（当然这里没有贬义）。在古代组中年人里，对于传统文学经典的熟悉方面，胡公、曹公最为突出，但从所读书之多来说，罴公肯定是第一，胡、曹皆非其匹。

    相处时间长了，我对罴公的了解也逐渐加深。其实他最初是俄罗斯文学专业出身。年轻时在兰州大学就读俄语系，毕业后留学苏联莫斯科大学当研究生，研究课题是契科夫的小说。听外文所的郭某说，罴公在毕业论文答辩时，经教授同意，特请郭某（时为本科留学生）在旁充当语言助手，以加强俄语表述。答辩通过，获得文学硕士学位，遂归国工作。在北京教育部办手续期间，遇到文学所主管副所长何其芳，交谈之下，一拍即合，不回兰州大学了，进入文学研究所。选择专业时，他本应入苏联文学组，但却自动改行，进了中国古代文学组。有此经历，我也更加理解罴公的知识为何如此广博了。

    罴公读书多，博学多识，但他写文章却并不多。不是“述而不作”，而是多读少“作”，与胡公、曹公两位“多产作者”相比，尤其如此。对此我尝作观察分析，我的结论是：罴公产品少，不是他不能写，而是他不急于写；他对学问的理解与他人稍有区别，当时学界不少人特别是中青年，为了现实需要的考虑，不免有急功近利取向，抓紧写文章，抢着发文章。这种做法，名利多有，对提升业务水准也是有好处的，但也有负面影响：文章质地难以保证，有人做得太糙，不免泥沙俱下。罴公则异于是。他名利考虑较淡，更重要的是他比较“随性”，无论为人、治学，都体现随性特点。他写文章，性情所至，自然写出。所以他绝不“硬写文章”。为“赶任务”或“赶潮流”写文章，他很少做。如此他的文章数量当然就少了，但同时“泥沙”亦很少。

    罴公“随性”，也给他的文章打下了印记。翻开他的文集，读者可以看到其中大部分是辩论文章，不是“辩……”，就是“驳……”，有的文章比较客气，就写“……问题的讨论”。有好几篇辩论文章从题目上就看出来，那是在辩论同一个问题，这就是说，他与对方的辩论已经往复好几个回合。这些都是他“好辩”性格在文章中的表征。我不好说他的辩论文章全都正确；但我可以尽量客观地说：在大部分情况下，他的文章属于说理较充分，而证据也较切实的，亦即有理有据的一方。

    罴公辩论文章的代表作，可举《“废艺斋集稿”辨伪》为例。这是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章，是他与刘世德先生合作撰写的。文章写于七十年代后期，那时“红学”兴盛，老一辈著名红学家吴恩裕先生忽然抖出一个“大包袱”，披露出来一件有关曹雪芹生平的重要文献——《废艺斋集稿》，此“稿”中写曹雪芹如何教一名手艺人扎糊风筝，以济其生计等事迹。吴文发表于《文物》杂志上，一时震惊红学界。然而这篇《废艺斋集稿》是从何处得到的？初始提供者是谁？其保存和传承过程如何？吴恩裕先生没有说出，他表示要暂时“保密”，不能披露。这种遮遮掩掩、吊人胃口的做法，更加引起红学家们的兴趣了，不少记者也争着去采访，以求真相。但吴恩裕先生就是不松口。大约半年后，陈、刘的文章发表了，文章收集了大量材料，从多方面分析论证，直指“集稿”一文为“伪”。我当时也读了该文，给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两位作者曾亲自到故宫所藏清代皇家史籍档案中查阅文书（“起居注”之类），竟然查找出相关乾隆年代的天气记载，拿来与“集稿”中的相关文字作比照，指出二者不符。此类例证还有多则，文章据此认为，“集稿”所写内容有多处不合历史实际，因此有作伪嫌疑。此文一出，学界十分关注，吴恩裕本人则十分恼火，虽然口头上坚持“集稿”为真，不是“伪”的，但他再未发文反驳，学界自然觉得他是心虚理亏，说不出道理来了。

    1969年后，文学所全体下干校，罴公当然不能免。他在干校里被分配在养猪班，与何其芳先生一起。我当时在大田里干活，住在一个农民家里，每天要路过猪圈，有时候就停下来看何其芳与罴公喂猪。当地夏天很热，有一次我看见猪都躺在地上直喘气，就建议去池塘里捞水草给猪吃。罴公有点怀疑，问我猪会喜欢吃吗？我说我小时候在南方乡下长大，知道猪喜欢吃水草的。于是约定星期天一起去捞。我们两人就拿着长竹竿，在附近小河里捞了一大筐水草，随即抬到猪圈，那猪见了，都上来抢着吃。罴公见了喜上眉梢，说：“这真是好东西啊！清凉解暑，太好了！”何其芳先生见了也很高兴。关于干校养猪，其芳曾写诗，有“猪喜亦喜，猪忧亦忧”等句，后来成为名篇，传遍干校。

    再说罴公“随性”，还表现在生活作风上。他衣食之类都不讲究，也从不锻炼身体。他年纪不算大，但已有点驼背，同时肚子倒有点往外鼓。他既好辩，也善于“剧谈”，说起什么掌故、老话来，他是滔滔不绝。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同住永安南里宿舍区，而且是同一座楼（10号楼），所以我常上他家串门，我多次看见罴公躺在床上看书。他当然知道这不是个好习惯，但是他觉得舒服就这样做。他夫人喻松青女士是近代史所研究员，看来对罴公管理松弛，任罴公躺在床上逍遥读书，竟不加干涉。每次我去敲门，开门的都是喻女士，见是我，便说：“小徐又来打哈哈啦！”当时曹道衡也住同一宿舍楼，我们三人常聚首闲话，我们还多次相约，结伴前往东花市“铁辘轳把”，那边有一个稍大的副食店和百货店。从永安里经过东便门角楼再到东花市，大约有三里地，步行来回须两个小时左右。那时城边尚有菜农，路旁有块块自留田，我们三人同行，边走边聊，兼看风景，一路青畦，信步前往，颇为惬意，更是随性。此情此景，半个世纪以来，常在脑际萦绕，今日念及，风情不让“香格里拉”。

    罴公以心脏病于2011年逝世，享年81岁。当时我不在北京，事后得知，再也见不到一位由表及里如此随性的学长，内心失落了好一阵子。我即撰古风一篇，以纾怀念之思：

    小楼深院始识君，品茗剧谭漫中西。诗文小说性情至，学海弄潮一男儿。有旨赴皖苦迢递，村老家中食蕨薇。偷闲登顶八公山，遥想苻坚遁淝水。曾经卜邻永安里，时闻明教见腑肺。铁辘轳把三人行，一路跌宕踏青畦。城头高悬大赤旗，书生偃蹇尽摧眉。槐聚先生调侃曰：“封狼生貙貙生罴。”斯年远适息之陂，与为伍者犬及彘。联手卷来塘中草，博得其芳咏“豬喜”。朝中变幻批宋江，风雨如磐渐欲迷。亦曾联名倡学术，敢随先生与念贻。漫漫人生多坎坷，厚德载物诚所稀。是非得失秉忠恕，先生身教指津逮。喻老师，休苦悲，且听我歌俗且俚。野花一丛奉心香，高山流水明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