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童年该如何诗意飞翔？

    战争题材儿童小说历来是儿童文学的重要类型。《小英雄雨来》《鸡毛信》《小兵张嘎》《长长的流水》《玉菇山下的故事》《三月雪》等作品曾见证了1949年后战争儿童文学的辉煌历程，而《盐丁儿》《北斗当空》《翱翔如风》《赤色小子》等儿童小说则标识了新时期战争儿童文学的新气象。新世纪以来，一批中青年作家齐集性地涉足抗战题材儿童小说，《1937·少年夏之秋》《少年的荣耀》《将军胡同》《走出野人山》《如菊如月》等一大批有厚重历史文化感和鲜活地域生活气息的作品不仅为战争题材儿童文学开辟了新天地，而且还丰富、深化了童年与战争的关系表达。这其中，薛涛的“少年满山”系列以其题材把握、情节叙述、语言结构的特异性显示出了别样的特色。

    一、“童年视角”与“自然视角”双向融合的叙事效应

    作为依托历史真实而还原生活、建构童年的文学类型，战争题材儿童小说在叙事视角及价值取向上通常站位于政治和家庭伦理立场结构故事。如《小英雄雨来》《鸡毛信》《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等。而新世纪以来的战争题材儿童小说却多采取乡村伦理与家庭伦理相融合的复合性“童年视角”展开历史童年叙事，如《1937·少年夏之秋》《少年的荣耀》《如菊如月》等。

    与上述作品略有不同的是，薛涛的“少年满山”系列则选择“儿童视角”和“自然视角”相融通的“边界伦理”立场来构建东北林海雪原上的“人性化”童年叙事。

    比如，《满山打鬼子》中，开篇即采用了“自然视角”叙事：“日本人的到来”，让灌水镇的鸟和虫子们活得很紧张。“日本兵的皮靴子踢里跻拉，也不懂得轻点儿走路。他们一过来，家雀儿飞得高高的，都要累吐血了。……蛐蛐也哑巴了，不敢拉胡琴了。”在这里，作家借家雀儿和蛐蛐的反应，巧妙地揭示了日军的侵略本质和野兽暴行。这样的写意性间接描述给阅读带来了丰富的“再叙述”想象空间，这比起直接了当描述日军所到之处的暴虐行径，更富有文学的质感和审美的意味。

    同样是这一段，接下来的叙述却很快转换成了“儿童视角”：满山就不信这个邪，挺着胸脯站在路边，眼看着日本兵的队伍开过镇子。……满山仰起头跟家雀儿喊：“你们跑啥？有什么怕的？”满山还蹲在草丛边上，跟蛐蛐喊：“都出来，该拉琴拉琴，该唱歌唱歌，你们怎么哑巴啦？”

    这样的句子，极富人物身份感和童稚意味，不仅写出了男孩满山的懵懂、单纯、胆大妄为，还将童年与战争的“异质”关系烘染得细腻、饱满，纤毫毕现。

    阅读着这样的文字，不能不让人想到，在战争与童年的错位对应中，孩子是被强行裹挟进战争的。尽管战争中诸多异化环境的衍生，一定程度契合并满足了儿童与生俱来的新奇感、破坏欲，但是，战争的残酷性却很快瓦解了儿童刚刚建立起来的对未来生活的认知和信念。儿童的天真、单纯、好奇、鲁莽与战争的残酷、荒诞、暴虐、阴险存在着悖谬关联。

    二、战争中人物形象的人性化与客观化塑造

    新世纪来的抗战题材儿童小说，在人物关系设定上，较此前的同类作品往往更加含混、迷离，而与之相呼应的则是形象内涵的丰富、驳杂。这一点在“少年满山”系列中表现为，无论是满山、李小刀、端午、老奎爷等正面形象，还是河野站长、小泉校长、宪兵队长等反派角色，作家在真实还原历史黯淡和战争残酷的同时，也适时呈现了各色人等在战争中的困惑、迷惘、无奈和忧伤。由此，战争对人性的撕裂和异化跃然纸上。

    比如，《满山打鬼子》中，满山夜袭灌水车站的举动，并非侦察敌情，也不是获取情报，而是为了寻回自己的蝈蝈。这样的行为动机唯其简单、鲁莽，才更符合乡村少年的身份；也唯其朴素、稚拙，也才显示出战争对童年欲求的戕害和侵扰。这与其说是孩子懵懂、单纯所造就的“无知者无畏”，更不如说是作家反观战争与童年关系后，试图以纯粹的自然视角还原战争童年，进而呈现人物身上豪侠、逞强、乐观、不屈之童年气质的文学表达。

    三、叙述节奏和故事氛围达成了丰富的文本形式意味

    小说叙事中，节奏感是非常重要的艺术调控机制。有经验的小说家总是善于通过不同的叙述节奏造成一种张弛有度的情节效果。在满山夜袭车站的关键时刻，作家却举重若轻、荡开一笔，写起了站台外的灌木丛和满山的童年记忆：“那片野玫瑰偷袭了满山。满山很小的时候，它们就有了，一棵一棵长在镇子边上的灌木丛里。春天开紫红色的小花，花瓣是甜的，不知多少次填饱满山的肚子……”这样的“闲笔”在系列小说里为数不少。它们就像铁路边上盛开的丛丛野花，挺立的株株松柏；也像雷电来临前，原野掠过的阵阵骤风，天空游移的片片云朵……凭空为世界增添了舒朗、清逸的韵致。这样有意放慢步调的插叙文字，在延拓情节悬念的同时，也让战争因“玫瑰与野花”的比衬显出了波诡云谲的残酷性。如此看来，“闲笔”委实不“闲”，其存在不仅增添了情节的现实感，而且还映出了童年视野里的战争本相。

    写到满山“夜烧票房'事件发生后，“汉奸”海川在镇子里招募帮手，结果只招来两个兵，一个是镇子里的二流子；另一个是镇子里的叫花子。这其中，二流子来应差的想法是“不用干活儿，有钱花，镇里人还不敢惹你”；而叫花子的动机则更简单：“穿上新衣，领了大洋，躺在票房里过日子。”看守票房、巡逻车站这样严肃的事，最终只能由二流子和叫花子来滥竽充数，这种充满悖谬感、荒诞性的人事安排使侵略者非人道、反人性、悖人心的现实窘境暴露无遗。

    此外，诸如两队日本兵因原野里的一个草人打了起来而两败俱伤，日本小兵歪打正着倒成了神枪手等情节在系列小说中还有不少，这不仅一定程度消解了抗战故事“正剧”“悲剧”的庄重色彩，而且还在儿童叙事视角下，获得了亦庄亦谐的幽默感和不动声色的调侃、反讽意味。

    四、语言的复合结构和“意象”特色

    当下的原创儿童文学阵营中，薛涛的创作个性颇为突出，这其中尤以语言质感和形式意味见长。如果细加考量，不难发现，薛涛的诸多作品（如《废墟居民》《九月的冰河》《孤单的少校》等），单就标题乃至人物命名，就颇具双关性或隐喻色彩。这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审美偏好常常使薛涛小说的语言修辞显出丰富、饱满、卓尔不凡的气质。

    比如，《满山打鬼子》中，薛涛这样写鬼子站长：“票房烧出一个大窟窿，河野站长再也不会睡觉了。……现在，怎么调换姿势，他都感觉头顶有一个大窟窿，窟窿里面是瓦蓝瓦蓝的天，再过一会儿，一个枪口从窟窿里伸进来……河野站长一惊，睁开眼睛，窟窿没有了，枪口也没有了；一闭上，窟窿和枪口又来了。河野只好睁开眼睛睡觉了。这样的游戏不好玩，玩了几天，河野的眼圈就黑了。”

    这是一段幽默化的叙述，不动声色的揶揄和调侃，不仅直接写出了鬼子站长河野惊魂未定的恐慌心理，而且还从侧面渲染了满山“夜袭票房”的非凡意义。

    还比如，《情报鸽子》中有这样的写景段落：“这天早上，楼顶的雪算是彻底化尽，连最轻微的雪魂也随风散去了。冬天的阵地迅速向更北的地方退守……”这段文字出现在抗战即将胜利，日本宪兵队将要撤离奉天的前夕，颇具隐喻色彩。此时消融的固然是楼顶沉积的冰雪，又何尝不是抗联小战士满山挥之不去的愁绪和迷茫呢？这样一来，无论是“楼顶的雪”，还是“灰白的瓦片”早已经不全是自然之景，而是象与意、景与情的深度融合，是心之物象、意之寄托、情之蕴藉，这样的写景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写实，而是成为借景抒怀、托物言志的“意象”表达了。

    类似的多样化语言运用不仅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小说的情节空间，而且也在不经意中使得原本属于“正剧”的战争童年叙事显出了几分诙谐、旷达的喜剧感和清雅、隽永的“意象小说”隐喻色彩。

    综上，“少年满山”系列是一套富有“薛涛风格”的战争题材儿童小说。系列故事里，作家无意于呈现并阐释民族大义与少年成长，而是深度聚焦战火里的童年精神和战争中的人性折光。这一颇具创意的情节结构既丰富了战争题材儿童小说的艺术表达，同时也为童年与战争的关系书写提供了成功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