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思想”的无穷资源

    法国哲学家、希腊学学家暨汉学家朱利安于2015年由巴黎加利玛出版社初版的《从存有到生活：欧洲思想与中国思想的间距》今年7月由位于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了。作者自己说，本书是他“四十年来在中国与欧洲的思想工地上所建设的成果的一份总结”。

    法文原书名的副标题直译是“欧洲思想与中国思想的词汇”，不过中文版之副标题“欧洲思想与中国思想的间距”似乎更能表明作者的用意。作者提出一个新说法，即“中国语言—思想”，因为他认为语言和思想是分不开的，是不可分开的。对二十组概念性语汇，朱利安不作比较，而是凸显出它们之间的“间距”；此间距能让读者看清楚中欧各自拥有的资源。

    书中二十组概念，一边是朱利安从中国语言—思想当中所拈出的观念并且被他建构成概念，与其面对面的则是一个欧洲哲学概念性词汇，例如“势与因果性”“虚位以待与自由”“贯通道理与意义”“之间与之外”“资源与真理”等。作者有方有法地说明他所提出的概念组里双方之间的“间距”，以及双方所含藏的资源。二十组面对面的概念之后是一篇专门讨论“主体与情况”的长文，爬梳了西方的情况观事实上离不开“主体”，而中国的“情况”观则与“势”紧密相连。书最后的“跋：从间距到共通”阐明了作者自身的“哲学心路历程”，有助于读者理解他的治学理念和手法。

    对（西方）人文科学作出全面性的重新考察

    至少在20世纪下半叶，法国几位重量级的哲学家，诸如萨特、梅洛-庞蒂、利科、布迪厄、福柯等人，都曾经重新审思人文科学，把纯理工科学（数学、物理、建筑等等）留给知识论学者去处理。《从存有到生活》，法文原文Del’EtreauVivre，此处的“生活”（leVivre），既不是“活物”（leVivant），也不是“普遍性的生活”（laVieengénéral）。因为活物向来就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并且是我们这个时代里最活跃并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之一；普遍性的生活则是哲学上的思索客体，从黑格尔到尼采，当然还有马克思，都千思百想地思考过该客体。黑格尔通过他对历史进程的探索当中所得出的“间辩”法（dialectique，也译为辩证法），将“思考生活”（penserlavie）构想成一个哲学任务。必须分辨的是，黑格尔的间辩法乃从对生物的生存运作过程观察而得出，因此是贴近生活的真实，这不是柏拉图所定义的只用于思辨的dialectique。对黑格尔而言，是生活产生人的意识，而不是意识产生生活。马克思倒是从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当中看出，那些矛盾就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即便如此，不同于黑格尔和尼采，马克思认为正面性因素和反面性因素之间的矛盾及其对抗，最终不会以“和解”（合）——如前二位哲学家所想的——作为结局，而是以悲剧性的“正面冲突”作为解决方式。与这三位德国思想家同时，在欧洲也发生了关于文明的大翻转：达尔文的进化论给《圣经》所提出的宇宙创造论带来了颠覆性的打击，促使人们重新出发去理解所有的生物。

    在朱利安的笔下，“生活”，leVivre（Vivre是动词，表示活、生活，作者在其前面加上了法文的定冠词le，使其变成概念性词汇），指的是生活的内在过程那持续不断的、但难以察觉的活动，从而产生出种种效果的向度。

    欧洲在哥白尼、伽利略等人于科学上所提出的重大突破之后，发展出现代物理，促使科技突发猛进，从而产生了工业革命。科技发展表达的是一种新的理性形态，与形而上的思辨并肩而行，然而到了19世纪，科技发展的大势便不可逆转了。历史的发展速度加快了——（文化性的）欧洲从而变成了（意识形态的）西方——其中物质文明越来越重要，到处高举实证主义，企图把看似过时的形而上学和神学都放进博物馆里。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和列维纳斯都针对该困境而提出了可能的出路；后者援引了希伯来思想的资源以图走出形而上学的胡同，前者分析了欧洲语言（语音）中心主义的因素，从而提出了解构论。这两位思想大师的探索成果确实在思想上带来了极大的突破与进展，但是他们仍然留在存有本体论（ontologie）的框架里，因此再怎么解构都无法真正地跳出既定的思想体系的限制。朱利安选择去中国，其目的就是要从外部解构欧洲思想的“未思”（l’impensé）。

    朱利安在本书里说明，所谓的思想的“未思”，指的是人们据以思考但却因此不思考的事物，并且是人们从未想过要思考的事物。所有的思想里都有其“未思”，朱利安深入到欧洲思想家们所共享的“我思”（cogito）的底层，以探察“我思”上游之处的未思。他在中国语言—思想和文化里观察到的、体验到的，不是存有命题（大写的存有，具有绝对性的存有），而是生活。中国语言—思想让他看到了另一种思想的可能性，他从中探察出中国与欧洲两种思想体系之间具有生产力的间距，从而建构出二十组概念性词汇。

    从事哲学，就是打开间距

    朱利安近几年来经常说：从事哲学，就是打开间距（Philosopher,c’ests’écarter.）。这不仅是要与前人、与既成的想法和观念打开间距，甚至要与自己打开间距，就是说，与自身已有的看法、价值观和成就拉出距离，如此才能有所创新。有句名言：每一位哲学家对其前人“说不”。某些哲学家（如福柯、德勒兹）一再重述：从事哲学工作，就是“以不同的方式思考”（penserautrement）。这些表现只是“与前人打开间距”所造成的结果。

    从朱利安的四十多本论著看来，尼采、列维-斯特劳斯和福柯（仅举此三者）一直扮演着他的思想导师。他们在思想上都各有贡献，例如尼采对存有本体词汇的批判，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笛卡尔式的理性不足以为人文科学奠基，福柯提出了历史考古学和异质性；这些研究成果深深地启发了朱利安去“另辟蹊径”。黑格尔在他的《精神现象学》的序言里说过，熟知的事物正是“因为熟知而未知”。从事哲学的第一姿态，乃是每一次引进一个断裂、一个距离、引起一种脱离效果，发出异议；此乃因为对熟知的事物打开间距并且挖深该间距，从而打开了一条“触及未思的新途径”。

    捍卫文化孕育力，而不是捍卫文化同一性

    朱利安观察到在世界众多国家之间或者在其国境之内，人们企图讨论文化议题，但经常陷入文化本质论或本土论的困境里。他提出以“间距”概念而不以“差异”概念去探讨文化议题。因为异与同配对，而且总有某个高高在上的评论者通过自己的标准去分类，分出“相同”或“差异”。通过“间距”，我们就看到间距的两边，看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和资源，因此双方是平等的，没有高高在上的评审来论断谁是谁非。

    论及文化，朱利安喜欢用中国的“文化”一词，认为中国人很懂“文”乃不断地“化”，才会持续地自我更新而延绵不绝。他察觉出每一种文化都含有多种资源，因此有孕育力，亦即生产力。每一种文化都是独特的，都有自己特殊的资源，所以应该捍卫每一种文化的孕育力。换句话说，企图捍卫一种文化的同一性，事实上就是企图抹杀该文化，因为一种不会变化而更新的文化会枯竭而死，好比一种不会更新的语言会渐渐不被使用而消亡。语言和文化都是与时俱进的，会因时因地而自我调整以求适应新的时代或空间。

    在全球化的时代，种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已成日常现象，然而文化之间的间谈（dialogue）似乎有待更合宜的平台。据朱利安的解说，dia表示间、间距、之间、过程，而logos表示言说、推理、论说。对希腊人而言，一场讨论，双方或多方有了间距才会更精彩、更能凸显出所谈论的议题的丰富性。间谈，而不是对话。后者表示的是两方配对着说话，暗示有一方是主导者，另一方应和。间谈则表示双方之间有间距，两方是平等的，根据各自的信念去解说、去讨论。大家通过间距，努力达成共通。此共通虽然不是稳定不变，却能作为下一个共通的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