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毅：出色的翻译家需要超越个体的局限

    11月9日，《贺拉斯全集》推介会在意大利驻华使馆文化中心举行，来自意大利驻华使馆文化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大、北外等各大院校西方古典学领域的学者和专家就《贺拉斯诗全集》及西方古典学的研究体会展开热烈探讨。

    贺拉斯是古罗马黄金时代与维吉尔、奥维德齐名的三大诗人之一，古罗马最重要的文艺理论家，对欧美文学传统影响至深，是直到今天都仍然被技艺派诗人推崇备至的大师。《贺拉斯诗全集》则是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李永毅教授直接从拉丁文翻译过来——这在国内尚属首次。这部全集从前期准备到完工，李永毅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李永毅表示，在古罗马所有诗人中，贺拉斯的翻译对译者的挑战最大，这既因为其作品有繁复的格律、森严的句法，也因为他通过高超的技巧对作品实施了隐蔽的操控，导致后世阐释者面临诸多困惑。

    2018年，《贺拉斯诗全集：拉中对照详注本》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

    中华读书报：贺拉斯的著作在古罗马时期就已确立了经典地位，他以诗艺高超和音律完美著称。挑战这一经典著作的勇气来自什么？

    李永毅：与其说是勇气，不如说是一种紧迫感。我并不认为我真的具备了翻译贺拉斯的理想条件，而是觉得外国文学翻译领域的这个空白不应该长久存在。不用说西方国家贺拉斯全集的译本已经很多，即使在中国的东邻日本，贺拉斯全集日文版也已经出现近二十年了。对于这样一位诗歌巨匠和对西方文艺学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人物，作为泱泱大国的中国无论如何都应该给予完整的呈现。只要竭尽全力去翻译，即使翻译得不好，也比逡巡不前、畏首畏尾要好。我是一位行动派，先行动再说，翻译总有改进的余地，抛砖引玉，以待来者吧。

    中华读书报：在翻译之前，您阅读了数百篇国外学术界的论文和大量专著，并参考了十余部国外注本和多个英译本。在阅读的过程中，您发现了什么？有怎样的收获？

    李永毅：文学作品的特点是其意义不会被穷尽，所以过分依赖个人理解的翻译是不足取的，越是久远的经典作品，其接受史和阐释史越重要。一边看着原文，一边生产译文的方式对于重量级的作品之所以无效，是因为单个读者由于知识结构、理解能力和眼界的限制，无论外语能力多强，都容易陷入对作品的片面理解，参考多种资料、博采众长才是谦逊而且谨慎的做法。阅读贺拉斯相关的学术著作深化了我对他的理解，让我充分意识到古罗马共和国晚期和帝国初期社会环境的复杂性、贺拉斯思想的矛盾性、主题的多重性，也让我发现，很多看似简单的词语和意象背后可能藏着巧妙的影射和曲折的用意。古典诗歌的技巧往往非常隐蔽，不会像现代诗歌那样给人直接的冲击，所以很容易被忽略。历代学者的深入分析揭示了贺拉斯的匠心所在。

    中华读书报：古典著作的翻译有其特殊性，在翻译的过程中，您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又是怎样解决的？

    李永毅：古典著作翻译的最大问题无疑是理解，这一点对于将中国古典著作译成外语同样适用。一部《道德经》有81个英语本，同样的原文，译文却各不相同，这不仅因为译者表达方式不同，很多时候也因为每个人对原文的理解也不同，这些理解有些合理，有些未必合理。严谨的翻译首先要追求严谨的理解。拉丁文如同中国的文言文，言简意赅，诗歌语言本来就充满暗示，诗人甚至会主动追求歧义，以求最大限度地拓展诗歌的容量，这样以单个译者的单一思路去理解，就会简化甚至误解原文。事实上，贺拉斯诗歌中的许多句子都是历代学者的“必争之地”，甚至不少诗作是一首诗还是两首诗，学者们都众说纷纭。如果不在广泛阅读文献和精研原作的基础上，有理有据地形成自己的观点，翻译将无法进行下去。所以，将翻译与学术研究相结合，是应对古典作品翻译的最佳路数。我在翻译贺拉斯的过程中，花在研究上的时间远远多于直接翻译的时间，理由就在于此。古典诗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用典多，涉及大量人名地名，有些还非常生僻，我在译文中会在保持文化色彩的同时，适度简化，例如将一位神的多种名号统一为中国读者较为熟悉的那个名号，以减轻读者阅读的负担，但会将原文的信息放到注释里，供有兴趣的读者查考。而且西方的人名地名翻译成中文，会占用较多的汉字，打乱译诗的节奏，我的原则是已经广为流传的译法保持不变，其余的名字尽量节省用字或者以其他方式表现，让译文尽量灵动。

    中华读书报：《贺拉斯诗全集》能够在第七届鲁奖翻译奖中胜出，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李永毅：任何评奖都有遗憾，不可能照顾到所有方面，今年参评鲁奖翻译奖的作品都很优秀，反映了近年来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走出低谷、开始发力的现状。我能获得这个分量很重的奖项是很幸运的，这首先是贺拉斯的光荣，如果没有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和他精妙的原作，我是不可能获奖的。我并不把获奖看成个人成就的结果，而把它看成今年鲁奖翻译奖评委的一种导向。总的来说这种导向就是鼓励踏实、勤勉的翻译作风，促进翻译工作者集中精力去挑战中国尚未翻译或者翻译得很不充分的领域和作品，尤其是需要付出艰巨劳动的传世经典。这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重视英语之外的语种，英语作为使用最广泛的外语，占用了过多的翻译人力、物力、财力，导致其他重要的国别文学的翻译严重失血。今年获得鲁奖翻译奖的作品分别是法语、西班牙语、拉丁语和意大利语，这对从事所谓小语种（我个人不喜欢这个词，因为很多所谓小语种所对应的国别文学都蔚为大观）翻译的工作者是极大的正面暗示。二是重视古典（广义的）作品，四部获奖作品中《贺拉斯诗全集》和《疯狂的罗兰》翻译的都是历史早已有定评的伟大著作。三是重视首译本，这也是近几届鲁奖翻译奖一直强调的，无论是第一次从原文完整翻译的《贺拉斯诗全集》和《疯狂的罗兰》，还是第一次译入汉语的《潜》和《火的记忆》都体现了译者独立的审美判断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意愿。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做好翻译最关键的是什么？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出色的翻译家？

    李永毅：在这个网络资源极其丰富、信息充盈到过剩的时代，做好翻译的关键已经不是语言能力，而是对待翻译的虔敬态度。以古罗马诗歌的翻译为例，译者可以参考的资源不仅包括两千年来积累的各种注本、译本、专著、论文，甚至还包括在线词典、电子词典（可以自动识别复杂的词形变化）、网络百科全书、多媒体的古罗马文化网站，翻译中可能碰到的各种问题，只要抱着虔敬的态度和克服一切困难、不放过一个疑惑的决心，善于利用现有的一切资源，就都能独立解决。而这样的便利，即使在二十年前都难以想象。这是一个做宏大翻译的理想时代，一个让个体译者发挥出兵团作战能力的时代。出色的翻译家在今天需要超越个体的局限，学会将天下活水导入自己私渠的能力，当然，传统所强调的素质（过硬的双语或多语水平、良好的知识结构和对世界的深刻理解）也必不可少。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拉丁文学对中国作家有怎样的影响？

    李永毅：拉丁文学尚未对中国作家发挥影响，因为变成汉语的拉丁文学作品屈指可数。但拉丁文学对中国文学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拉丁文学是在翻译、模仿古希腊文学中发展起来的，拉丁文学繁荣之时，古希腊文学（包括其后的泛希腊文学）已经有千年的传统和荷马、赫希俄德、品达、萨福、阿尔凯奥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米南德、忒奥克里托斯、卡利马科斯等一大批大师，对任何后起者而言，这份名单都构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压力。然而卡图卢斯、卢克莱修、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等古罗马大诗人却能化压力为动力，让希腊文学成为自己宝贵的资源，而不是自己的阻碍。他们在此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值得中国作家研习，因为我们同样面对一个源远流长、令人望而生畏的文学传统。如何让屈原、陶潜、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元好问、龚自珍真正为当今的中国文学所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可以将目光投到古罗马。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西方古典文学在中国的地位？接下来您还将做哪些事情？

    李永毅：西方古典文学理应在中国占据重要的位置，就如同中国的古典文学早已在西方发生广泛的影响。至少在文学圈，现代主义以来的许多西方诗人和作家都从中国古典文学汲取了营养，二战后这一现象更加明显。所以，我们还应以更大的热情和坚定的努力来扩大西方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我的拉丁语诗歌翻译计划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完成古罗马黄金时代大诗人作品的整体译介，第二阶段将推进到整个古罗马的诗歌，第三阶段则将整个拉丁语诗歌传统（从古罗马到近现代）纳入翻译的范围。这个浩大的工程至少需要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有初步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