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桥论“烧书”

    人们一提到历史上烧书事，自然会想到秦始皇焚书坑儒。板桥对“烧书”则有自己的新解，使人眼界大开。

    他把“烧书”扩展为三类：一类是孔子烧书，一类是始皇烧书，一类是作者自烧其书。他在《焦山别峰庵雨中无事书寄舍弟墨》中说：“秦始皇烧书，孔子亦烧书。删书断自唐、虞，则唐、虞以前，孔子得而烧之也。诗三千篇，存三百十一篇，则二千六百八十九篇，孔子亦得而烧之矣。孔子烧其可烧，故灰灭无所复存，而存者为经，身尊道隆，为天下后世法。始皇虎狼其心，蜂虿其性，烧经灭圣，欲剜天眼而浊人心，故身死宗亡国灭，而遗经复出。始皇之烧正不如孔子之烧也。自汉以来，求书著书，汲汲每若不可及。魏晋而下，迄于唐宋，著书者数千百家，其间风云月露之辞，悖理伤道之作，不可胜数。常恨不得始皇而烧之。而抑又不然。此等书不必始皇烧，彼将自烧也。昔欧阳永叔读书秘阁中，见数千万卷，皆霉乱不可收拾。又有书目数十卷亦烂去，但存数卷而己。视其人名皆不识，视其书名皆未见。夫欧公不为不博，而书之能藏秘阁者，亦必非无名之子。录目数卷中，竟无一人一书识者，此其自焚自灭为何如！尚待他人举火乎？近世所存汉、魏、晋丛书，唐、宋丛书，《津逮秘书》《唐类函》《说郛》《文献通考》，杜佑《通典》、郑樵《通志》之类，皆卷册浩繁，不能翻刻，数百年兵火之后，十亡七八矣。刘向《说苑》《新序》、《韩诗外传》，陆贾《新语》，扬雄《太玄》《法言》，王充《论衡》，蔡邕《独断》，皆汉儒之矫矫者也。虽有些零碎道理，譬之《六经》，犹苍蝇声耳，岂得为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哉！吾弟读书，《四书》之上有《六经》，《六经》之下有《左》《史》《庄》《骚》，贾、董策略，诸葛表章，韩文杜诗而已。只此数书，终身读不尽，终身受用不尽。”引以上大段板桥家书文，是为了全面了知板桥“烧书”之论，有其精彩之笔，亦不无可商榷之处。板桥所说的“烧”是广义的湮灭，书被读者遗忘也是“烧”了。在这个意义上，除了始皇真在烧书外，说孔子烧书和一些作者自烧自家书，那不仅有道理，还非常深刻。唐代吴道子《先师孔子行教像》的题词是：“德侔天地，道冠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孔子删述六经是儒者都赞同的，这种删述乃是整理、选粹、集大成之谓，为此必须去粗取精，使《六经》流芳百世，这就是孔子建设性的“烧书”。历代总有若干书，即使收藏于秘阁，也没有多少人光顾，或霉烂，或尘埋，大概价值不大吧，这就是“自烧书”。不过有些大型工具书，如板桥提到的类书《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习称“三通”，乃是经典训诂的重要参考书，历来受到重视，在当代史学再兴的时候，用途就更大了。《六经》与《左》《史》《庄》《骚》固然重要，也需要解读之作和诸子百家与之并存，才能相得而益彰。板桥平生不治经学，不谙考据，故认为“三通”一类典籍乃无用之书，当然是一种偏见，我要为类书及诸子说句公道话。

    不过，我对板桥“自烧书”也有同情的理解。历代人士皆视前代遗书为珍品，越古越珍重，于是反复整理，编为丛书，建立书库，编制目录，待人查阅，这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传承工作。但是，其中必然有若干部书一直无人问津，只有文物价值，并无学术功用，这就是“自烧书”，使人无可奈何。我们已经有了《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大藏经》《道藏》《诸子集成》《百子全书》《皇清经解》《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经籍纂诂》《古今图书集成》《十三经注疏》等，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古文献资料的供给足矣，今人是否有必要化大财力人力再去做大型古籍新编之类的书籍呢？即使做出来也没有人去看。不如在薄弱环节上多下功夫，如编出更好的目录便于查找，制成电子版在网络上流传，加大地方史志的编修，加强从古籍中提取精华并实现创造性转化等。当代作者群庞大无比，出版事业空前发达，可是有许多书出版不久便不流通，变成废纸，岂不也是在自烧书么！看来自烧书现象还会延续下去，也许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也走下去的。

    我还要补充说，秦始皇破坏性烧书一类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而且后来的烧书比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秦汉代谢之际，初项羽兵气盛，但迷信勇力而无文化，《史记·项羽本纪》说：“项羽引兵四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可以想见，秦朝保留下的古籍也随之遭焚，而项羽眼里没有人道与文化，只有货宝妇女。板桥曾写《项羽》一诗：“已破章邯势莫当，八千弟子赴咸阳。新安何苦坑秦卒，坝上焉能杀汉王。玉帐深宵悲骏马，楚歌四面促红妆。乌江水冷秋风急，寂寞野花开战场。”他指责项羽滥杀降卒而无仁义，遂有乌江自刎的悲剧结果。项羽既然与始皇同样残暴，又何能取彼而代之。再看从南北朝到唐末发生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魏书·释老志》载：北魏太武帝灭佛，“诸有佛图形象及佛经，尽皆击破、焚毁。沙门无少长，悉坑之。”真够残忍的。《周书·武帝纪》载北周武帝灭佛，“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他好在还没有杀人。《唐书·武宗纪》载，武宗会昌五年灭佛，共毁大中寺院4600所，小庙4万余处，焚烧大量经籍，强令僧尼26万多人还俗，自此佛教由盛而衰。清朝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收录经、史、子集四部古籍三千余种，为后人研究历史文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文献和使用上的方便，所谓盛世修典，受到称赞。但是这次修《四库全书》，既是建设，同时也是破坏，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要箝制反满言论，统治者把大量认为不利于其意识形态的古籍加以焚毁、删削、篡改，计禁毁书达三千余种，15万部，与收录的书量几乎相等，其规模要比始皇焚书大得多了。同时，大兴文字狱，迫害无辜文人，烧毁许多典籍。章太炎在《检论》“哀焚书”里说：“满洲乾隆三十九年，既开四库馆，下诏求书，命有触忌讳者毁之。四十一年，江西巡抚海成献应毁禁书八千馀通，传旨褒奖，督他省催烧益急，自尔献媚者蜂起。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创议，虽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缪尤甚者，一切擬毁。”文化专制破坏了中华文化的包容传统，害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