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叙事”与丰富细节

    继2015年出版《晚明大变局》之后，晚明史大家樊树志先生又于今夏推出了其五卷本“重写晚明史”的第二卷《新政与盛世》及第三卷《朝廷与党争》。“重写”者，是对问世于十五年前的两卷本《晚明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的自我超越和更新。尽管当年《晚明史》出版后已经获得如潮的好评，先生却并不因此满足，2007年从复旦大学历史系荣休后，十余年间仍笔耕不辍，“广泛涉猎史料，重新构思”，对原书作了大面积的增补、修订和改写。相比前作，“重写”的新书在篇幅上增加了二倍有余，而且正如樊先生自己所言，全书“无论内容和形式，深度和广度，都有很大程度的拓展、更新”。在耄耋之年勇于挑战与超越自我，完成这样大部头、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备的著作，樊先生老骥伏枥的精神着实令人敬佩。

    三年前的《晚明大变局》，曾经引起过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广泛热议和好评，并创造了学术著作热销的市场奇迹。作为五卷本开篇导论的这本书，处理的主要是晚明社会转型的宏大问题，樊先生从“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入手，以宏阔的视野阐述随之而来的贸易经济发展、国内市场扩张、思想学术趋“解放”的动向、“西学东渐”的初期成就，以及士人在这一时代大潮中展现出来的新风貌、新气象。樊先生早年治学由社会经济史领域起步，尤其以江南市镇史的研究蜚声史坛，《晚明大变局》对于相关话题的分析处理自然得心应手，可以说以一种长时段横切面的眼光，为读者搭建起了晚明历史发展演进的舞台和布景。新出的《新政与盛世》《朝廷与党争》两卷，则是在此基础之上，由社会经济的视角转入传统的政治史视角，着手对晚明七十一年史事加以综览分梳。这也是先生自1990年代相继出版《万历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崇祯传》（人民出版社，1997年）以来，在晚明政治史领域长期探索、深入思考的结晶。全书因此不仅必将成为晚明史研究的里程碑式作品，也足可作为樊先生半个多世纪学术研究工作的总结。

    一

    通读《新政与盛世》《朝廷与党争》两卷新书，突出的印象来自于樊先生对于历史学“宏大叙事”传统的坚守与强调，以及与之相映生辉的，书中对于历史细节的孜孜以求以及叙述风格的散文化、文学化倾向。在一般学者和读者心目中似乎是南辕北辙的两种著史风格，在此却相得益彰地结合了起来，这固然是以全书的篇幅体量为基础的，同时也反映了樊先生对于历史研究前途走向的深入思考。在近年的一些学术会议上，多次聆听樊先生对于历史研究“碎片化”倾向的忧思，他曾批评说：“随着近几十年来历史研究的专业化趋势愈演愈烈，历史的宏大叙事愈来愈不受重视，或者说发生了一个退潮的转向，人们热衷于碎片化和短视化的细小课题，冷僻而琐屑，日渐脱离人民，脱离社会。”（《谈谈当前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倾向》，《复旦史学集刊》第六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在本书后记中，他再次论及这个问题，并旗帜鲜明地表示，“我想用《重写晚明史》，向宏大叙事的历史研究致敬”。

    所谓“宏大”，当然不限于也不等于篇幅的巨大。以二百万字叙述七十一年的历史，较之某些“史论”“通论”式著作以二三十万字纵论上下五千年的空阔，也不可同日而语。很显然，樊先生心目中的“宏大叙事”，绝非“以论带史”式的“宏观论述”，也非抽象思辨化的“理论解释”。他的主张其实是以恢弘的笔触，深入历史的细微之处，“把已经消失的历史场景尽可能地再现”。也就是说，“宏大”在于历史的主题本身，尤其对于晚明这样波诡云谲、风雷激荡的时代来说，“宏大叙事”首先在于对历史大潮及其走向的细致描绘，在于对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深度关注。从《晚明大变局》以来，樊先生在这一点上是一以贯之的，

    “宏大”的另一方面，则是对历史研究意义的追寻，换句学究化的话来说，是对“问题意识”的拷问和强调。先生治晚明史，胸中始终丘壑深藏，带着对中国历史命运这样“大”问题的思考，绝非“为历史而历史”。虽然在具体的行文论述中，他对这些问题的追问与回答是高度克制的，但只要在字里行间用心寻觅，并不难绎出文字中潜藏的真义。读先生的著作多年，他在本书后记中的表达大概是最直抒胸臆的一次了：《晚明大变局》中描写的繁华历史图景，为什么经历数十年内忧外患之后，就不堪一击地走向了覆亡？《重写晚明史》的后四卷试图告诉读者的是，“仅仅有经济的繁荣，没有政治体制的相应变革，没有把内忧与外患消弭于无形的能力，那么培育繁荣之花的王朝就会走向末路”。

    二

    正因为对“宏大”的追求与强调不在于“宏观”，樊先生的著作向来注重对历史细节、事件场景的着力考索与还原。从《万历传》开始，就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以扎实的一手文献记载为基础的叙事史风格，不但呈现了大量史料中所见的对话与情节，布局行文也讲究文采，力求生动。随手摘举一例：《新政与盛世》中谈及万历皇帝之善于书法，登极之初动辄以大幅尺书赐予臣下，为此受到张居正的当面谏诤：

    万历二年闰十二月十七日，讲读完了，朱翊钧诏张先生至暖阁，挥笔写了“弼予一人永保天命”八个大字，赐给张先生。张居正抓住时机批评皇上，过分热衷于书法大不可取。他先是肯定皇上留心翰墨成效可嘉，超过了前代帝王；接下来话锋一转，说：“帝王之学，当务其大者。”提醒他不要本末倒置。然后列举汉成帝通晓音律，又能吹箫度曲；六朝的梁元帝、陈后主，以及隋炀帝、宋徽宗、宋宁宗等，都能文善画，然而无救于乱亡。有鉴于此，他规劝道：“宜及时讲求治理，以圣帝明王为法。若写字一事，不过假此以收放心，虽直逼钟、王，亦有何益？”

    这段根据《明实录》改写的叙事，结合其他史料的记载，不但生动地描写了万历皇帝之擅书、且以此自喜自矜、并希望得到臣下认可的少年天子心态，更隐晦地暗示了早在张居正主持的“新政”之初，君臣关系中已经存在的潜在张力。在自己引以为傲的“学业”上被张居正兜头泼上这样一瓢冷水，且拿来与己相比的都是古来著名的昏君乃至亡国之君，皇帝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

    类似的细节描述在两卷新书中可谓触目皆是，它们在提醒我们，“大历史”建立在细节之上。没有对历史场景和人物心态、人际关系的细致探索与梳理，对历史事件的解读就无法做到深入精微，而容易流于表面，人云亦云。只有细致考察与揣摩史料记载的方方面面，阐幽发微，重建起来的人物与史实才可能是立体的、丰满的。

    又如《朝廷与党争》中对于万历中后期著名的“怠政”问题，首先总结了各种成说：宠幸郑贵妃说、反感言官党争说、首辅迁就以成其过说，等等。继而揭出前人普遍忽视的一点：神宗之怠政，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于他的疾病缠身，“非不为也，实不能也”。樊先生广泛检索利用了明代实录、奏疏、内阁辅臣的记载、笔记杂史等资料，对万历皇帝的身体状况作出了细致说明，并得出结论说：“所谓怠于临朝，并非不理朝政的同义语，而且荒怠也有一个随着健康状况逐步恶化而不断加剧的过程。”这一分析无疑加深了我们对于万历一朝政局的认识：除了阁部相争、朋党内斗、清流崛起、边患频生，政治中心人物的健康状况有可能是不容忽视的决定性因素。

    书中对细节的重视不止于人物和事件、对话和情节，诸如对于皇帝视朝、日讲、经筵、大婚、耕耤、谒陵诸典礼仪制的详细介绍，对于东林书院讲学仪式与规制的细致描写，表面上看来似属细枝末节，实际上却构成历史场景重要的背景拼图。读到这些规制着政治、学术以至君主士大夫日常生活的礼仪条文，方能对身处其间的历史人物及其心态作充分的分析和揣摩，了解传统中国政治的礼仪性，以及晚明新兴学术思潮的礼制主义走向。

    书中对于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学术思想的深入剖析，是樊先生力倡多年的“东林非党论”主要的立说根基，深入研读方能领会中国传统政治与思想学术之间既存在复杂的纠葛，又体现出清晰的疏离，只看到纠葛的一面，忽视疏离的一面，对于东林这个学术派别就不可能得到真切的认知。

    书中不同章节还大量直接引用了朝堂诸公的奏疏、弹章以至皇帝方面的批示，通过这些一手资料的呈现，让读者真正明了各方立场、观点和策略，了解各类政争纷扰的隐微之处，从而对晚明政治的复杂性形成具体而全面的印象。

    丰富的细节是学力的体现，是观点论证的有力基础，也是历史著作可读性的保证。

    两卷新书中，樊先生的文笔一如既往地平实洗练、简洁优美，可以说代表了今天历史学术著作文字的最高水准。同时如先生所自陈的，全书的书写力争贴近民众，“生动流畅，雅俗共赏”。学术性与普及性的结合历来被视作难题，说《重写晚明史》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当然，普及性和雅俗共赏不等于浅白，笔者相信，读通这部大书仍需要读者投入勤奋与思考，惟有如此，晚明历史及《重写晚明史》的宏大与精微才能真正展现于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