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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8年11月07日 星期三

    “宏大叙事”与丰富细节

    黄敬斌 《 中华读书报 》( 2018年11月07日   09 版)

        继2015年出版《晚明大变局》之后,晚明史大家樊树志先生又于今夏推出了其五卷本“重写晚明史”的第二卷《新政与盛世》及第三卷《朝廷与党争》。“重写”者,是对问世于十五年前的两卷本《晚明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的自我超越和更新。尽管当年《晚明史》出版后已经获得如潮的好评,先生却并不因此满足,2007年从复旦大学历史系荣休后,十余年间仍笔耕不辍,“广泛涉猎史料,重新构思”,对原书作了大面积的增补、修订和改写。相比前作,“重写”的新书在篇幅上增加了二倍有余,而且正如樊先生自己所言,全书“无论内容和形式,深度和广度,都有很大程度的拓展、更新”。在耄耋之年勇于挑战与超越自我,完成这样大部头、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备的著作,樊先生老骥伏枥的精神着实令人敬佩。

     

        三年前的《晚明大变局》,曾经引起过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广泛热议和好评,并创造了学术著作热销的市场奇迹。作为五卷本开篇导论的这本书,处理的主要是晚明社会转型的宏大问题,樊先生从“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入手,以宏阔的视野阐述随之而来的贸易经济发展、国内市场扩张、思想学术趋“解放”的动向、“西学东渐”的初期成就,以及士人在这一时代大潮中展现出来的新风貌、新气象。樊先生早年治学由社会经济史领域起步,尤其以江南市镇史的研究蜚声史坛,《晚明大变局》对于相关话题的分析处理自然得心应手,可以说以一种长时段横切面的眼光,为读者搭建起了晚明历史发展演进的舞台和布景。新出的《新政与盛世》《朝廷与党争》两卷,则是在此基础之上,由社会经济的视角转入传统的政治史视角,着手对晚明七十一年史事加以综览分梳。这也是先生自1990年代相继出版《万历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崇祯传》(人民出版社,1997年)以来,在晚明政治史领域长期探索、深入思考的结晶。全书因此不仅必将成为晚明史研究的里程碑式作品,也足可作为樊先生半个多世纪学术研究工作的总结。

     

        一

     

        通读《新政与盛世》《朝廷与党争》两卷新书,突出的印象来自于樊先生对于历史学“宏大叙事”传统的坚守与强调,以及与之相映生辉的,书中对于历史细节的孜孜以求以及叙述风格的散文化、文学化倾向。在一般学者和读者心目中似乎是南辕北辙的两种著史风格,在此却相得益彰地结合了起来,这固然是以全书的篇幅体量为基础的,同时也反映了樊先生对于历史研究前途走向的深入思考。在近年的一些学术会议上,多次聆听樊先生对于历史研究“碎片化”倾向的忧思,他曾批评说:“随着近几十年来历史研究的专业化趋势愈演愈烈,历史的宏大叙事愈来愈不受重视,或者说发生了一个退潮的转向,人们热衷于碎片化和短视化的细小课题,冷僻而琐屑,日渐脱离人民,脱离社会。”(《谈谈当前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倾向》,《复旦史学集刊》第六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在本书后记中,他再次论及这个问题,并旗帜鲜明地表示,“我想用《重写晚明史》,向宏大叙事的历史研究致敬”。

     

        所谓“宏大”,当然不限于也不等于篇幅的巨大。以二百万字叙述七十一年的历史,较之某些“史论”“通论”式著作以二三十万字纵论上下五千年的空阔,也不可同日而语。很显然,樊先生心目中的“宏大叙事”,绝非“以论带史”式的“宏观论述”,也非抽象思辨化的“理论解释”。他的主张其实是以恢弘的笔触,深入历史的细微之处,“把已经消失的历史场景尽可能地再现”。也就是说,“宏大”在于历史的主题本身,尤其对于晚明这样波诡云谲、风雷激荡的时代来说,“宏大叙事”首先在于对历史大潮及其走向的细致描绘,在于对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深度关注。从《晚明大变局》以来,樊先生在这一点上是一以贯之的,

     

        “宏大”的另一方面,则是对历史研究意义的追寻,换句学究化的话来说,是对“问题意识”的拷问和强调。先生治晚明史,胸中始终丘壑深藏,带着对中国历史命运这样“大”问题的思考,绝非“为历史而历史”。虽然在具体的行文论述中,他对这些问题的追问与回答是高度克制的,但只要在字里行间用心寻觅,并不难绎出文字中潜藏的真义。读先生的著作多年,他在本书后记中的表达大概是最直抒胸臆的一次了:《晚明大变局》中描写的繁华历史图景,为什么经历数十年内忧外患之后,就不堪一击地走向了覆亡?《重写晚明史》的后四卷试图告诉读者的是,“仅仅有经济的繁荣,没有政治体制的相应变革,没有把内忧与外患消弭于无形的能力,那么培育繁荣之花的王朝就会走向末路”。

     

        二

     

        正因为对“宏大”的追求与强调不在于“宏观”,樊先生的著作向来注重对历史细节、事件场景的着力考索与还原。从《万历传》开始,就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以扎实的一手文献记载为基础的叙事史风格,不但呈现了大量史料中所见的对话与情节,布局行文也讲究文采,力求生动。随手摘举一例:《新政与盛世》中谈及万历皇帝之善于书法,登极之初动辄以大幅尺书赐予臣下,为此受到张居正的当面谏诤:

     

        万历二年闰十二月十七日,讲读完了,朱翊钧诏张先生至暖阁,挥笔写了“弼予一人永保天命”八个大字,赐给张先生。张居正抓住时机批评皇上,过分热衷于书法大不可取。他先是肯定皇上留心翰墨成效可嘉,超过了前代帝王;接下来话锋一转,说:“帝王之学,当务其大者。”提醒他不要本末倒置。然后列举汉成帝通晓音律,又能吹箫度曲;六朝的梁元帝、陈后主,以及隋炀帝、宋徽宗、宋宁宗等,都能文善画,然而无救于乱亡。有鉴于此,他规劝道:“宜及时讲求治理,以圣帝明王为法。若写字一事,不过假此以收放心,虽直逼钟、王,亦有何益?”

     

        这段根据《明实录》改写的叙事,结合其他史料的记载,不但生动地描写了万历皇帝之擅书、且以此自喜自矜、并希望得到臣下认可的少年天子心态,更隐晦地暗示了早在张居正主持的“新政”之初,君臣关系中已经存在的潜在张力。在自己引以为傲的“学业”上被张居正兜头泼上这样一瓢冷水,且拿来与己相比的都是古来著名的昏君乃至亡国之君,皇帝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

     

        类似的细节描述在两卷新书中可谓触目皆是,它们在提醒我们,“大历史”建立在细节之上。没有对历史场景和人物心态、人际关系的细致探索与梳理,对历史事件的解读就无法做到深入精微,而容易流于表面,人云亦云。只有细致考察与揣摩史料记载的方方面面,阐幽发微,重建起来的人物与史实才可能是立体的、丰满的。

     

        又如《朝廷与党争》中对于万历中后期著名的“怠政”问题,首先总结了各种成说:宠幸郑贵妃说、反感言官党争说、首辅迁就以成其过说,等等。继而揭出前人普遍忽视的一点:神宗之怠政,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于他的疾病缠身,“非不为也,实不能也”。樊先生广泛检索利用了明代实录、奏疏、内阁辅臣的记载、笔记杂史等资料,对万历皇帝的身体状况作出了细致说明,并得出结论说:“所谓怠于临朝,并非不理朝政的同义语,而且荒怠也有一个随着健康状况逐步恶化而不断加剧的过程。”这一分析无疑加深了我们对于万历一朝政局的认识:除了阁部相争、朋党内斗、清流崛起、边患频生,政治中心人物的健康状况有可能是不容忽视的决定性因素。

     

        书中对细节的重视不止于人物和事件、对话和情节,诸如对于皇帝视朝、日讲、经筵、大婚、耕耤、谒陵诸典礼仪制的详细介绍,对于东林书院讲学仪式与规制的细致描写,表面上看来似属细枝末节,实际上却构成历史场景重要的背景拼图。读到这些规制着政治、学术以至君主士大夫日常生活的礼仪条文,方能对身处其间的历史人物及其心态作充分的分析和揣摩,了解传统中国政治的礼仪性,以及晚明新兴学术思潮的礼制主义走向。

     

        书中对于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学术思想的深入剖析,是樊先生力倡多年的“东林非党论”主要的立说根基,深入研读方能领会中国传统政治与思想学术之间既存在复杂的纠葛,又体现出清晰的疏离,只看到纠葛的一面,忽视疏离的一面,对于东林这个学术派别就不可能得到真切的认知。

     

        书中不同章节还大量直接引用了朝堂诸公的奏疏、弹章以至皇帝方面的批示,通过这些一手资料的呈现,让读者真正明了各方立场、观点和策略,了解各类政争纷扰的隐微之处,从而对晚明政治的复杂性形成具体而全面的印象。

     

        丰富的细节是学力的体现,是观点论证的有力基础,也是历史著作可读性的保证。

     

        两卷新书中,樊先生的文笔一如既往地平实洗练、简洁优美,可以说代表了今天历史学术著作文字的最高水准。同时如先生所自陈的,全书的书写力争贴近民众,“生动流畅,雅俗共赏”。学术性与普及性的结合历来被视作难题,说《重写晚明史》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当然,普及性和雅俗共赏不等于浅白,笔者相信,读通这部大书仍需要读者投入勤奋与思考,惟有如此,晚明历史及《重写晚明史》的宏大与精微才能真正展现于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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