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微兼备　雅俗共赏

    编者按：2015年，著名历史学者樊树志先生《晚明大变局》出版以后，备受学界好评和读者追捧，入选多个好书榜，包括本报的“年度十大好书”。《晚明大变局》系作者五卷本“重写晚明史”系列的首卷，今年8月，该系列第二、三卷面世，再度引来阅读热潮。我们在此刊发对“重写晚明史”两卷新书的两篇书评，探究樊氏史著的写作奥秘，揭示两卷新书的看点亮点，望对史学专业人士和一般读者都能有所启发。

    两三年前曾拜读樊树志先生的大著《晚明大变革》（中华书局2015年版），大有收获，极其钦佩。从笔者所安身的文学史研究的立场看去，晚明是一个多有故事的时代，文学相当繁荣，小品文尤盛极一时，影响深远。周作人认为晚明小品文“五四”新文学的渊源之一，西方汉学家也予以高度重视，这种估计或有过火之处，但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化界曾掀起过一阵晚明小品热则确是事实，这就足够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反思了。

    《晚明大变革》是樊先生重写晚明史之五卷本系列大著之一，带有导论的性质；这个系列最近又有两卷（《新政与盛世》《朝廷与党争》）面世。立即拜读，多有会意，欣然忘食，又有了新的收获。

    樊先生写历史著作有他一贯的风格，胸有成竹，运用大量的史料包括生动的细节绘出了风云变幻的晚明大局，并且深刻地提供了历史的教训（详见《后记》）。宏观着眼，微观入手，此法极得我心。文字清新流畅，如瓶泻水，读来令人欢喜赞叹，不能释卷。现在有不少论著喜欢在一个很狭窄的地盘上深挖细翻，其前半学术史的追溯往往占了太多的篇幅，头绪纷纭，文字艰涩，而此后提供的新见或仅如微量元素，甚至基本阙如，文外高致就更谈不到了。这种窄而深的碎片，一般只有很专业的甚至是也做这个题目的研究者才感兴趣。我偶尔也读这种风格的论著，有时只是当作学术综述来加以利用，意在省却自己检索的功夫。

    樊先生写他的历史著作有着很高远的追求，全书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令人神往：“宏大叙事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手段，希望把已经消失的历史场景尽可能地再现。要复原历史本来面目，谈何容易！必须从大量史料中搜寻各种细节（包括对话与情节），把历史鲜活而生动地呈现出来，使得历史的书写具有相当大的可读性，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这是我追求的目标。”再现历史场景非常不易，让读者喜闻乐见亦复谈何容易，但樊书都做到了。宏微兼备，雅俗共赏，他竖立了一个很高很高的标杆。如能稍加凝练，效果也许会更好。

    两卷新书中胜义如云。举两个例子来看，如“东林党”，关于晚明这个大热点历来众说纷纭，令非专业人士如坠五里雾中。《朝廷与党争》一书安排整整一章（第四章《东林书院的实态分析——“东林党”论质疑》）详细叙述东林书院的始末和种种问题，其细目如下：

    “维世教觉人心”：东林书院的本来面目

    “课实功以穷经”，“绝议论以乐时”——东林书院的日常生活

    政治诬陷：“讲学东林，遥执朝政”东林非党论

    这一章长达一百一十多页，征引的史料非常丰富，分析得头头是道，同作者先前的论文（《东林非党论》，《复旦学报》2001年第1期）遥相呼应而写得更加生动具体。这一结论同我过去接受某种意见而形成的东林形象多有不同，所以现在一时也还不容易完全接受，尚待再思，但这里的种种论断分明自有其根据。晚明颇有把士人往政局上拉去的风气，例如稍后的复社，本来是一个结合若干秀才研究制艺、为参加省一级及更高层次科举考试作准备的团体，同政治并没有什么关系；尽管后来有些头面人物卷入了政治，而该社作为一个温习功课、准备迎考之团体的性质始终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复社主要应是科举史的研究对象，而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谢国桢先生发表著名的《明清之际社党运动考》以来，对晚明士人社团的研究业已高度政治化了。东林书院也有类似的命运。樊先生写道：

    以顾宪成为代表的东林书院，既非朋党，也非政党……明末学者吴应箕说得好：“东林者门户之别名也，门户者又朋党之别号。夫小人欲空其国，必加之以朋党。”很显然，“东林党”这个称呼，是“对抗东林”者那些小人强加于东林书院的蔑称，亦即东林君子所不齿的朋党。那么，东林是不是一个“政党”呢？也不是，因为东林书院只是一个民办学校，他既没有一个政党所必备的党章党纲，也没有政党的组织机构与组织形式。有的当代学者执意论证“东林党”是由传统朋党向近代政党的过渡形式，纯属想当然耳。欲知其详，请听在下一一道来。（《朝廷与党争》，第310～311页）

    东林书院很可能同复社一样，过去也是被大大地政治化了。不过东林中确实有些人具有很高的政治热情，后来也多有从政之人，他们又有着很强的派性，凡此种种，似乎也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古代的所谓“党人”情形复杂，与朋党、政党不必全同，有时只是一个个的“朋友圈”，例如北宋有“蜀党”“洛党”之类。“东林党”这一称呼或者也还可用。

    再看一个例子。晚明最重要的政治家是张居正，由他主导的“万历新政”取得了辉煌的成功，特别是财政经济上做到了“不加赋而上用足”，他个人的声望一度也高到无以复加，最后归葬江陵时仍备极哀荣。但万历皇帝亲政后不久，这位主导政局多年的前首辅却被宣布为罪人，抄家毁墓，前后落差之大给予人们极其深刻的印象。“重写晚明史”用几乎整整一卷书来叙述有关新政的种种，关于万历皇帝与张居正的关系，樊先生写道：

    皇帝朱翊钧对首辅张居正的态度，微妙而复杂，由先前的尊崇备至，言听计从，一变而为深恶痛绝，全盘否定，独裁者的心理活动令人琢磨不透，拿捏不准，不过有一点是可以断定的，绝对不能容忍威权震主的大臣，即使暂时容忍，最终还是要报复清算。（《新政与盛世》，第333页）

    书中用一些细节介绍太傅张居正先前对少年皇帝朱翊钧的施教和管束过严，他知道严师出高徒，却忘记了这位学生的身份。这样一定是预后不良的。功高震主则更加不妥，所以古代有些高人总是非常讲究功成身退，甚至连没有建立过什么功勋的文人也高唱“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孤舟”这样的明智之歌；张居正没有好好打预防针，竟弄成死有余辜。

    樊先生写晚明史，较少直接涉及文学，他在全书的后记中谦虚地说：“遗憾的是，术业有专攻，隔行如隔山，心有余而力不足，文学大变局这一章只能留白。”尽管如此，他的著作仍为文学史研究者所应读。笔者曾经说过：“文史一旦分家，必然两败俱伤，而要真正打通，难度又很不小。比较可行的出路是文学史工作者须高度重视史学界的新成果，特别是像《晚明大变局》这样通观某一时段之全局的最新优秀成果。”（《〈晚明大变局〉有助于研究文学史》，《中华读书报》2016年2月17日第11版）《新政与盛世》《朝廷与党争》二书的面世，更强化了我的这一感想。期待“重写晚明史”的后两卷（《内忧与外患》《王朝的末路》）及早面世！笔者近来以读好书为主要的生活内容和快乐源泉，企予望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