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绝学”，两代心血

    历史动物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历史时期自然界中栖息的野生动物地理空间分布与变化过程、变化规律的一门学科，其中也包括研究那些在我国曾有广泛分布，现在已消失的动物在历史时期消失的过程和原因。由于动物是地球生物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历史时期动物的地理分布与变化，对于认识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对于正确处理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都有着重要意义。

    历史动物地理学差不多可说是我国特有的一门学科。首先，这是因为历史动物地理学主要基于丰富且连续的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等，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所不具备的条件。其次，我国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复杂多样，既有从热带到寒温带的气候和生态环境，也有面积广大的森林、草原、荒漠，还有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以及众多湖泊和山脉，这样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孕育类型繁多的动物，这恐怕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难以具备的。我国历史动物地理学已取得引起国内外学术界高度重视的一系列重要成果。其发展历史很值得思考和总结。

    一

    历史动物地理学的开拓和发展经历了坎坷历程。这门学科的开拓者文焕然先生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已立志从事历史时期自然环境研究，在上世纪50年代有初步成果。我国历史气候学的奠基者、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先生慧眼识英才，将他从任教的福建师范学院调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担任由竺可桢先生亲自筹划成立的独立的历史地理学科组首任学科组长。

    调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后，文焕然先生焕发出极大的研究热情，开展了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冷暖、旱涝）、土壤、竹子分布北界变化的研究，但“文革”将他的这一研究中断。

    在上世纪70年代前期，文焕然先生在极为困难的工作环境下，收集了大量有关历史时期植被变迁和动物地理分布变化的史料，筹划着开展历史时期动物地理分布变化的宏大研究。“文革”结束后，文焕然先生焕发了更大热情，他不仅完成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中的《历史时期植被变迁》一章的主要撰写工作，还撰写了多篇有关历史时期我国森林变迁的文章。与此同时，他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还撰写了多篇历史时期野生动物地理研究的文章，其中有《中国古籍有关南海诸岛动物的记载》《扬子鳄古今分布变迁》等名篇，引起国内外学界关注。

    为了加强在历史动物地理方面的研究，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领导的支持下，文焕然先生还把他的同窗和朋友何业恒先生从长沙的湖南师范学院（现湖南师范大学）借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来协助他，由此，带动何业恒先生也加入到历史动物地理研究之中。同时，文焕然先生还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几位学者进行合作。这样，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文焕然先生或独自，或与何业恒先生及动物研究所的学者们合作发表了多篇有关历史时期大熊猫、野象、犀牛、长臂猿、孔雀、鹦鹉等动物地理分布变化的文章。由于在上世纪80年代，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日益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普遍关注，这些文章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

    令人痛惜的是文焕然先生终因疾病于1986年仙逝，享年仅68岁，壮志未酬，留下若干篇尚未来得及发表的论著手稿和资料。

    文焕然先生去世后，何业恒先生继续进行历史时期动物地理的研究，先后又发表了《湖南珍稀动物的历史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中国虎与中国熊的历史变迁》（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多部著作，为历史动物地理学科发展作出一定贡献。

    由于我国历史文献浩如烟海，我国古代野生动物种类繁多，异名不胜枚举，古人描述、记载颇多差异，而以往的研究，在文献的查阅和史料的挖掘方面还很不够，在涉及野生动物种类方面数量还较少，所以此前的研究只是初步研究。

    在何业恒先生之后，虽然也有个别学者撰写过有关历史时期动物地理的文章，但都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都未能深入地、持之以恒地坚持这一研究。由于历史动物地理学是一门极有难度的学科，很少有学者涉足和投身其中并不难理解。若说这门学科是一门绝学，也不为过。

    二

    但有志者不会知难而退，任何困难也挡不住有志者奋进的脚步。继承文焕然先生事业的是他的儿子文榕生先生。文榕生先生是被十年“文革”耽误的一代青年，“文革”后所学又是英语，非历史地理专业，但他在整理其父遗稿过程中，萌生了要继承其父未竟事业的宏愿，发奋自学成才。文榕生先生从事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被相当一部分人视为体制外的个人行为，他所要克服的困难更可想而知。

    文榕生将其父遗著以及其父与其他学者合著的文章整理、选编为《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得到学界好评，荣获中科院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等2项省部级奖。后又由重庆出版社重印，增加了文榕生先生的《现存鳄类与扬子鳄盛衰》《历史时期中国野生麝的分布变迁》《历史时期中国野生獐的分布变迁》《历史时期中国麝与獐的区分》《历史时期中国金丝猴的分布变迁》等数篇文章，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首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2007年）。

    文榕生先生还整理其父亲未完成的历史气候研究，出版了《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该书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根据历史时期若干对温度敏感的植物和动物的地理分布与变迁来探讨我国冬半年气候冷暖变化，为我国历史气候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视角。该书获得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二等奖。

    尤其值得提及的是文榕生先生独自完成的数部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巨著，绝大部分由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皆获得省部级奖。

    2009年出版的《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约170万字，获得山东泰山科技专著出版基金资助。该书除了对历史动物地理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进行较系统阐述外，主要内容是根据从历史文献中搜集到的大量史料，并结合古生物标本和现代动物野外调查研究成果，较系统地阐述我国境内的猕猴属、仰鼻猴属、长臂猿科、大熊猫、虎、亚洲象、普氏野马、亚洲野驴、犀科、野生双峰驼、麝科、獐（河麂）等现已灭绝或濒危的野生动物在历史时期的地理分布变化过程，探讨其变化规律，分析影响其变化的原因。特别是该书对这些动物在古代的多种称谓进行了鉴别、考证，对相近物种的区分标志进行了探讨。该著作不仅对已有研究的诸种动物在历史时期的地理分布在史料内容上予以大大充实，而且增加了此前未曾涉及的多个动物种，是对历史动物地理研究做出的重要开拓，获得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好评。该书获得首届“山东省新闻出版奖图书奖”（2011年），并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2011年）。

    2013年出版的《中国古代野生动物地理分布》约200万字，获得国家出版基金与山东泰山科技专著出版基金资助。作者查阅了大量文献，其中包括精选的470余种地方志文献，梳理这些方志中记载的1200多种野生动物的资料，对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同一种动物的名目繁多的名称进行了考订、鉴别，以政区为单位，区域单位细分到地市级，有的甚至到县级，阐述历史时期动物的地理分布。这一研究，对于诸多领域，例如区域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区域动物资源的保护与利用、自然环境的变迁以及动物疫情流行和自然疫源等领域的研究和实际应用，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华大典》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部类书，集全国现代各学科名家参与完成。文榕生先生利用其长期研究历史自然地理学的体会与优势，对《中华大典·生物学典》中《动物分典》与《植物分典》启动时的主要古籍选取与样稿编纂等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参考意见。2015年《中华大典·生物学典·动物分典》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文榕生先生独自担任该“分典”中各有关动物“纲”一级“地理分布部”主编，同时担任兽纲总部副主编、动物保护与狩猎总部副主编等，在类书中首次明确了“动物地理分布”的概念与具体内容。

    三

    本文要特别介绍文榕生先生的最新巨著，得到国家出版基金再次资助的《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续）》。该书2018年9月由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分三巨册，共400多万字，可谓鸿篇巨制。该书为2009年出版的《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的续集，内容有极大丰富和充实，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其一，历史动物地理学虽由文焕然先生开拓，何业恒先生等继续，但他们侧重于研究具体物种，还来不及更多关注于学科本身，研究的大致范畴、方法、要点等以及相关的地图设计等诸多独具特色的问题。尽管对这些基础性问题尚众说纷纭，但文榕生先生在《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与《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续）》中使用较多篇幅进行条分缕析的阐述，颇有独特见地，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发展不仅有所启示，还有实际的示范意义。

    其二，该书涉及动物种类近60种，包括两栖纲的大鲵，爬行纲的扬子鳄，鸟纲的鹳、天鹅、鸳鸯、丹顶鹤，哺乳纲的猕猴、仰鼻猴、长臂猿、穿山甲、熊、大熊猫、猞猁、豹、虎、亚洲象、野马、野驴、犀牛、双峰驼、麝、河麂、梅花鹿、麋鹿等，涉及动物种的数量大大增加。

    其三，该书中虽然有的动物在历史时期地理分布变化在《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一书中已有阐述，但此版又作了诸多修订、增补，内容并不重复，并在更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许多新的观点和认识。例如，作者在收集了大量地方志资料的基础上，得出有关棕熊和黑熊的现代地理分布要比以前出版的《中国动物志》《中国经济动物志》《中国哺育动物分布》《中国重点陆生动物资源调查》等几部权威动物专著所阐述的棕熊和黑熊的现代地理分布范围大得多的认识，对这些著作作出重要补充，纠正了这些权威著作的不准确认识。又如，此前的研究认为马来熊在历史上在我国的分布北界为北纬30度，作者在查阅了各个时期记载有熊的地方志多达320多部，得出马来熊的分布北界至少在北纬34度。诸如此类的对前人研究的补充和纠正还有不少。

    其四，该书根据迄今发现的历史早期的动物遗存标本、早期文物形象和历史文献记载，对历史文献中同一种动物的多种称谓，进行了大量考证鉴别，去伪存真。这是历史动物地理研究的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也是难度极大的研究内容，这是该书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例如，该书考证认为，扬子鳄在古代除了称为鼍（tuo），还有鳝、鱓（shan）、鮀(tuo)等称谓。又如，作者考证，古代文献中的熊是指黑熊，罴是指棕熊，魋（tui）是指马来熊等，诸如此类的考证还有很多。再如，作者对虎的系统研究，可以说是对迄今为止颇多中外学者多种说法的正本清源。

    其五，该书的研究时段不仅涉及人类历史时期，还涉及史前的第四纪时期，甚至更早的地质历史时期。例如，该书中收集了有关大熊猫在第四纪时期的遗存的考古资料，包括从早更新世、中更新世、晚更新世，乃至全新世时期的考古发现资料多达160多个地点，作者据此进而讨论大熊猫的起源地及其地理上的传播与分布。又如，对扬子鳄的研究上溯到第三纪早期的古新世（距今6500万年～距今5300万年）等。这些研究，将人类历史时期动物地理的研究与现代动物地理研究及其之前的史前时期动物地理的研究三阶段有机地衔接起来了。

    因此，与其说该书是2009年出版的《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一书的续集，毋宁说该书是历史动物地理研究新的开拓，具有重大学术意义，不仅对历史动物地理研究有重要贡献，而且对地理学、气候学、环境与生态科学、动物学、地质学、地图学等诸多领域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据悉文榕生先生第三次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地图集》也出版在即。其高达千万字的系列历史动物地理学著作最终将以浓缩型、可视化的“地图集”呈现。而且该地图集主要是文榕生先生一己之力完成，更是难能可贵。专家们高度评价：“总体质量、类别内容、信息含量和技术水准已超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中的动物图组”；“这一部分的资料的整理与正确诠释在全世界来说都是绝无仅有的”。

    文榕生先生工作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他所从事的本职工作是文献和情报工作，历史动物地理研究非他本职工作。他的有关历史动物地理的资料搜集和研究，都是在本职工作之外开展的，他所作的研究并不是国家或任何单位资助的项目，没有任何科研经费的资助，而他却能取得如此多的重大成果，即使是一个专职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也未必能取得如此多的成果。这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个奇迹。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多的成果，除了他本人的勤奋努力外，还与他所在单位的有关领导和同事给予诸多支持有关。同时，学术界的诸多学者给予了文榕生先生以各种鼓励，对于他子承父业的执着精神，对他以非专业人员从事一个独特领域研究的勤奋努力精神，给予赞赏、鼓励和支持。特别是出版界对他的研究成果的重视和资助出版，也是他取得如此多的重大成果的重要因素。

    希望我国的学术界对于像文榕生这样的有志者多一些宽容、支持和帮助，鼓励出现更多这样的人才和成果。希望历史动物地理学这门我国独有的绝学能继续发展，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为人类认识自然历史的科学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本文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图片由文榕生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