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我一直延续写实主义的路数

    我写作越来越挑剔，希望有更好的细节，尤其语言，不容易使自己满意，我的要求是，雅俗共赏，所谓“雅”就是书面，所谓“俗”就是口语，冯梦龙整理的《山歌》《挂枝儿》一直是我追求的境界。

    《考工记》出版之前，王安忆曾考虑过另外一个名字，叫“老友记”。

    出生世家的陈书玉，历经战乱，回到考究而破落的上海老宅，与合称“西厢四小开”的三位挚友，憧憬着延续殷实家业、展开安稳人生。然而，时代大潮一波又一波冲击而来，文弱青涩的他们，猝不及防，各奔东西。陈书玉在与老宅的共守中，共同经受一次又一次的修缮和改造。老宅最后的“修房计划作罢，大木匠也走了。事情兜一圈回到原初。后进的房屋全塌了。这宅子日夜在碎下去”。小说中大虞去世后陈书玉在他棺前地上的一坐，令人潸然泪下。

    “老友”虽是情节的重要部分，王安忆最终还是觉得“考工记”有古意，辐射也宽广些。《考工记》是王安忆书写的又一部低回慢转的上海别传。

    中华读书报：《考工记》，这部写老宅命运、写上海“小开”的命运，为什么也叫《考工记》？看完书，我最感到疑惑的，就是书名和内容是有些吻合，但并不完全吻合。

    王安忆：《考工记》当然是借用古代营造工艺官书名无疑，就像小说《长恨歌》的取名法，从字面看，故事以老宅子颓败修葺为线索，同时隐喻人在历史变迁，时代鼎革中不断修炼，终成结果，应是切题的。

    中华读书报：历史风云在小说中只是背景，往往一笔带过，但是读者已经一目了然。如此淡化时代背影，这样的处理方式出于怎样的考虑？

    王安忆：小说中人物可说穿越时代而来，不能说“一笔带过”，实实是当锣面鼓，每一时间段都迫切应对，压力重重，扭转生活走向，历史在个体命运中的体现不像教科书上的概念，而是具体的人和事，所以我不同意所谓“背景”的说法，而是前景，或者说是整体的情节。

    中华读书报：小说写了几位上海小开，但是和我们想象中的小开又完全不同，这是一群有教养、有规矩、有抱负的上海青年，不止是对各自的人生有脚踏实地的追求，对待女性也有礼有节。尤其是陈书玉，他心中的偶像是冉太太，遇不上那样的人，宁可选择独身。这样的一群上海青年，有多大的典型性或代表性？

    王安忆：“小开”是上海坊间对老板的儿子的称谓，就像今天所说的“富二代”，和草创天下的第一代不同，他们生活优渥，接受良好的教育，在都会城市西式生活方式里，培养了绅士风度。陈书玉这样从旧时代过来的人，进入新时代困难重重，冉太太于他不止是“偶像”，更是同时代人，他终身未娶，还因为目睹周围，生儿育女简直是“造孽”。至于“典型性”和“代表性”，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曾写过一篇小文，主张“四个不要”，其中一个“不要”，就是不要“典型性”，我更重视个体性。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的几个女性形象，美好而生动，大虞的乡下女人，“胆壮，不畏前畏后”，朱朱的夫人冉太太的风范，即使丈夫被关进监狱去求人，也无“卑屈之态”；学校的女书记，一个经历了战争的女人在陈书玉心惊胆战的时刻送他“不卑不亢”四个字……女性在您笔下总是自强自立，在狂乱世事中独挡一面，性格心理着墨不多，却跃然纸上。就想，在写这些女性形象的时候，您的心里也应该十分强大并且满怀美好吧？

    王安忆：我倒是无意识在这一部小说里树立女性形象，若要论及这一点，大约出于惯有的意识，女性比较男性适应度更高，我母亲有一个观点，说男性很硬，像钢，但一折就断，女性呢，就像蒲草，很软，但是柔韧，百折不挠。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弟弟”，不是奚子的弟弟，只是一个称呼，小说中也始终“弟弟”称呼，而“弟弟”的多处出现，又总是重要的场合，有着重要的见解，“弟弟”在小说中承担着引路人的角色。但描写也比较含糊，有一种神性的气息——是有特别的用意吗？

    王安忆：小说是世俗的艺术，它要求现实的合理性，要让陈书玉在新社会立足，需要条件，所以就必须创造机会，为他开辟通路，“弟弟”是一顶保护伞，同时，他随“弟弟”一行去大后方，再一个人回家，就有了和老宅子独自相守的时间，于是，开始了终身为伴的命运。

    中华读书报：无论是婚姻大事还是老宅的处境，小说里多次出现“顺其自然”。这也是小说人物命运的走向，是否也是您的一种人生态度？

    王安忆：所谓“自然”，其实是不可抗力，风云变幻，连“弟弟”这样接近政权核心的人物，都不好说个定准。然而，在这不可测之中还是有所测，那就是——“变”，小说中人自有走向，不能简单视为作者的代言。

    中华读书报：《考工记》很多叙述含蓄，而且结构紧密。这样的叙述手法，您是希望留给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吗？

    王安忆：这是小说者的本职，写作的时候，不会那么自觉地选择什么“手法”，也不会考虑给读者什么效果，而是因势进行，走到哪里算哪里，多少有一点命运感。

    中华读书报：为了维护老房，陈书玉收拾补不胜补的破绽，甚至在台风来临的时候索性扑倒，像蜥蜴一样压在被狂风掀起的油毡上。读到这里特别感动，陈书玉对老宅、对传统文化的爱护和维护，却最终因家人索要赔偿得不到完善的解决拖延下来，结尾“那堵防火墙歪斜了，随时可倾倒下来，就像一面巨大的白旗”——这么写有何隐喻吗？

    王安忆：从广义说，小说中的任何事物都是有隐喻的，狭义上则具体事具体分析，说它“白旗”，首先是由事实规定，因墙面是白的，小说方开场，陈书玉走近老宅时候，第一眼看见的就是这面白色的墙，最后当它作“白旗”，一是老宅在塌陷，另外，多少有一点降将的意思。

    中华读书报：这几年您的写作，无论是《天香》还是《考工记》，都有古典文学的气息，写作的内容，也都关乎中国传统文化，当然各有侧重，比如《天香》以江南“顾绣”的源流为线索，描写晚明时上海乃至中国民间生活、社会文化的面貌的背后，其实也有一点对上海资本主义化的反讽。而《考工记》在追寻城市发展史的过程中，更有“眼看着楼塌了”的无限悲凉。能否具体谈谈，《考工记》的写作对您而言，有怎样的挑战或意义？

    王安忆：我好像不觉得有悲凉的情绪，《天香》的“眼看着楼塌了”，同时眼看着四野盛开，赵昌平先生评论《天香》，有句子：“莲开莲落，而又化身千红”，就指这个吧！新旧更替，是历史规律，《考工记》写的还是人，那老房子迟早要夷为平地，即便重建，也是当旅游景点，就已经是个变通了，我不惋惜。

    中华读书报：在一次又一次回望过去、追溯历史的写作中，您获得了什么？

    王安忆：我想最好不要用“回望过去、追溯历史”的概念来解释我的小说，从叙事论，小说永远是在写过去的时间，当然，科幻小说除外，我想，发生在50年内的事情，就不能成为历史，再则，《考工记》截止的时间已是两千年以后了；再从文类分，历史小说当是指历史事件的写作，《天香》写的依然是日常生活，只是年代久远些，我还是个现实主义者，贯穿我写作经历过程，至今未改。

    中华读书报：您的写作越来越节制了，举重若轻。比如写冉太太和陈书玉之间的感情，再多的惦念和关心，也是不显山露水的；比如写陈书玉和大虞等比兄弟还深的感情，也是节制内敛的。这和您以往的写作也大有不同。您觉得呢？

    王安忆：确实，我写作越来越挑剔，希望有更好的细节，尤其语言，不容易使自己满意，我的要求是，雅俗共赏，所谓“雅”就是书面，所谓“俗”就是口语，冯梦龙整理的《山歌》《挂枝儿》一直是我追求的境界。

    中华读书报：书中有一小节，涉节陈书玉家里窨井的一面铁盖，铜铸的空镂，一个散发女头像。这铁盖到底有何来历，陈书玉各处查询均没有找到答案。我在阅读中其实也希望有个答案，但是读完也没有发现就想，也许这里正另有暗指，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一处老宅藏有这么多稀奇珍贵的东西并不以奇？很想知道您的答案是什么？

    王安忆：谈不上“博大精深”，我只是想表示，上海这地方，华洋杂居，东西汇合，实际上没有什么根基，那老宅子并不是特别宝贵的文物，但在近代城市上海，却是个稀罕物，它的风格也是混搭。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陈书玉和阿小的对话很有意思，似乎也在回答一代人的疑问：诸如如何解释人人都要留城，将乡下当处罚？诸如为什么又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小说中处处暗含类似的玄机，作品并不太长，越读却感出她的厚重。这里，承载了您对于城市怎样的思考？

    王安忆：阿小是陈书玉的年轻朋友，因校长的关系，也因时代缘故，他也要吸收新鲜的因素，我还交给阿小一个任务，就是推动陈书玉修葺老宅。

    中华读书报：如果说《天香》和《长恨歌》有一脉相承之处，是将笔墨重点放在女性成长历程和心灵史上，《考工记》的出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遍地枭雄》中上海男孩韩燕来这位来自社会底层的都市边缘人的抗争和宿命。多年来，您在创作中不断突破，不断带给读者新的阅读感受，是不是胜券在握？

    王安忆：《考工记》和《遍地枭雄》在我的写作里有点例外，那就是写男性，我的小说大多以女性为主，男性人物不是所长，但这两个人物的特质已经远远超过性别的规定，再要纠正一点，“韩燕来”不能算作社会底层，恰恰是曾经的小康家庭，在城市扩大化中失去土地，他属于阶层更替中的失利者。我没有去“突破”什么，我一直延续写实主义的路数，从来没有超出这个范畴，只是努力向好罢了。

    中华读书报：对于写作状态及节奏的调整和把握已经非常自然成熟，您觉得自己还存在写作的难度吗？上次关于《天香》的采访时您谈到材料的把握对自己构成难度，现在是不是有所突破？

    王安忆：材料是永远的问题，非但不可能突破——因为它和处境有关，而且越来越困难，因为越来越严苛，写什么，是个大问题，可能对自己的期望在提高，对小说的期望也在提高吧！不像年轻的时候，似乎什么东西都可写成小说，幸而在那时候已经动笔，放在今天，也许就不会写了。到哪座山唱哪支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