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

    惊闻金庸先生因病逝世的消息，心中深感悲痛！二十多年来，与先生交往的情景似乎还亲切鲜活，历历在目。

    1991年，我曾在旧金山一个华文文化中心讲过两次金庸小说，当时在座听讲的陆铿先生不久即在香港一家刊物上作了较详细的报道。但那时我尚未与金庸先生本人见过面。

    我与金庸先生真正相识，是1992年到香港中文大学做三个月研究期间。那是在文化界十一二位朋友相聚的一次小型宴会上，由陆铿先生介绍，金庸先生热情接待了我。宴席结束时，金庸先生又约我几天后到他的山顶道一号家中小聚。这次“小聚”倒真是一次相当酣畅的欢聚。我们从各自少年时的兴趣爱好说到武侠小说，又从武侠小说聊到金庸的新武侠，再从金庸小说谈到围棋，又从围棋胜负聊到顶尖国手陈祖德以及金庸向他学习棋艺；再从香港将要回归聊到金庸参加香港基本法的起草……。总之，是我向金庸先生请教了许多问题。一直到厨师送来了下午的点心，我们的谈话才告一段落。餐后，金庸先生亮出旁边小桌上放着的三十六册第二版金庸小说，将它们送给了我。我当然非常高兴和感谢，随后向主人告辞。金庸先生又要他的司机驾车送我回中文大学的住处。

    第二次与金庸先生见面，记得是在1994年10月的北京，那是北京大学经国务院批准，聘请金庸先生为名誉教授的仪式上。北大法律系教授同时也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的萧蔚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学院院长的冯其庸，都出席了这次隆重仪式。我在仪式上为金庸小说发表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的贺词，这篇贺词稍后发表在《明报月刊》上。金庸先生对此特意表示了感谢。

    这之后，我们又在北大、大理、海宁、台北、科罗拉多等地的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以及在华山论剑的活动中多次见面。还一起畅游了九寨沟、峨眉山、青城山，欣赏了壮观的钱塘潮。我每次去香港，大概也都会与金庸先生见面，地点或是在他家中，或是在嘉华国际中心25层他的办公室，或是直接在太古广场的夏宫餐馆。在我记忆中，嘉华国际中心25层办公室曾去过多次，连他陈列在那里的书籍也都相当熟悉。尤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金庸先生办公桌上有一付非常特别的木质斜面写字台板。我曾向他请教，这付写字台板有何用处？金庸先生相当得意地让我猜测。后来他告诉我，这是他自己设计的，写字台板装有可调节斜度的齿轮，能让写字者保持脊椎骨挺直，不致书写时弓腰曲背。我坐到椅子上用斜面台板试写了一下，果然身姿感到轻松、舒服多了。于是，金庸先生就提议要把这付写字台板送给我。我当然表示不能接受，因为金庸先生确实更需要。但金庸先生说，他已经七十多岁，使用率不高，而且他如果真还要用，让人再做一付也很容易。这样，我就变得没有理由不接收了，只能向他表示诚挚感谢并接受他这份极宝贵的礼物和情意。

    与先生交往中，他的宽厚仁慈，聪明睿智，都给我和内子卢晓蓉留下了深刻印象。九十年代中期，卢晓蓉在北京大学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工作，该公司生产一种降血脂的药。这种药既传承了中华医药的特长，又添加了现代科技的要素，具有良好的疗效。先生知道后，一直很关心，我们每次见面，他都很关切地问长问短，令我们和公司的员工都很受感动。而且他不仅自己试服，还多次用一句很形象生动的话向亲友推荐：“它可以将好的胆固醇升上去，将坏的胆固醇降下来”，使我们不禁联想到他笔下一个个扬善去恶的大侠。

    金庸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过三年，正式获得该校的博士学位。他办《明报》，始终以“明辨是非”“公正善良”为自己的方针。他的小说虽然描写古代的题材，却渗透着现代的精神，因而已被译成英、日、韩等多国文字，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数以亿计的读者。金庸同时也是杰出的思想家，他总是把国家、社会、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他一向非常关心香港的前途，关心祖国的和平统一，关心中国的政治改革、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他撰写的数百万字的社评，不仅预言了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也体现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正是他本人的真切写照。

    金庸永远是我们尊敬的一位前辈和老师。我们深信，世世代代的读者都会喜爱他的作品。

    日前得知先生走的时候，神色特别安详，令我们感到宽慰。愿先生的英灵在天堂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