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与《词学》杂志的出版困境

    1980年代，度过反右与文革劫难的施蛰存，迎来了其又一次艺术生命。他继续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从事教职，并开始带古典文学的研究生。这一时期，他表现出旺盛的创造力，一方面从事《外国独幕剧选》《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的翻译与编辑工作，一方面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了大量的随笔杂文。与此同时，他开始策划并主编《词学》。

    施蛰存主编《词学》集刊的第1辑至第12辑，历时20年。第1辑《词学》出版15000册，很受读者欢迎，销路很好。夏承焘致信施蛰存：“《词学》问世，求阅者甚多，惟购买不到，甚以为憾。下次能否稍稍增印，以应各地词友之需求。”施蛰存也希望通过香港的黄坤尧，将《词学》带入台湾，用于文化交流。其后，他又托人将刊物带到北美，希望《词学》在海外产生影响。施蛰存还曾亲自给《词学》做广告，于1986年12月8日给《书讯报》撰文《〈词学〉第四辑出版》。在施蛰存等《词学》同仁的努力下，这本刊物获得了国内外词学界的青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词学》创刊时，施蛰存原计划将其办成季刊，每年出4辑，但从实际运作的情况来看，施蛰存主编12辑《词学》，历时20年，时间跨度之久，出版周期之长，是施蛰存始料未及的。下表为《词学》1至12辑的编辑与出版情况。

    通过上表可以知《词学》出版的情况，如按施蛰存一年出4辑的计划，本该3年完成的12辑，却整整花费了20年的光阴。施蛰存在策划《词学》时，尚是古稀老人，到第12辑出版时，他已近百岁光景。这并不能说承印《词学》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消极对付，是当时整个出版环境使然，施蛰存在编《词学》的同时，也在与上海文艺出版社合作，陆续编辑出版《外国独幕剧选》，全6册，也时断时续，全部出版历时11年。

    1981年2月24日，施蛰存复黄坤尧函：“《词学》至今未得印刷厂承印，似乎‘难产’，此间事事拖沓，办事不能迅速，印刷厂如此之忙，亦未尝估计到也。”1985年7月14日，施蛰存复上海文艺出版社金名函，谈到与之合作的《外国独幕剧选》，说：“第四集早已校了庆阳，还要四季度才出版，同我的《词学》一样，现在有点不想编书了。”1990年10月15日，施蛰存致郑逸梅函：“《词学》第8辑亦排好半年，至今不付印，无可奈何。”通过列举这几封信，可以看出施蛰存对《词学》出版从踌躇满志到无可奈何的心路历程。

    因出版时间的尴尬，有些作者的文章投给《词学》后，迟迟不见出刊，于是发生了撤稿或另投的现象，对于这种情况，施蛰存无法埋怨作者，只能表示遗憾，他在《词学》第4辑《编辑后记》中说：“我们不能刊登有时间性的文章，深恐印出来时，已成‘昨日黄花’。各地同志来稿，因本刊久无消息，而现在别的刊物发表。这些都是使我们深为遗憾的。”

    《词学》的《新出词籍介绍》栏目，因出版时间关系，自《词学》第7辑开始，该栏目不得不改名为《新得词籍介绍》。施蛰存在《编辑后记》中说：“近年来词学书籍出版甚多，编者未能及时见到，加以本刊出版迟缓，所谓‘新出’往往已是二三年以前之事。因此，从本辑起，该栏目为《新得词籍介绍》，庶几名实相副。”

    令施蛰存痛心的是，因出版延缓，导致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文献资料的流失，其中当数夏承焘的《天风阁学词日记》。在创办《词学》之初，夏承焘将《天风阁学词日记》交付《词学》，供其连载发表，由于出版原因，才发表了该日记两年中的9个月。1984年12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全本《天风阁学词日记》。施蛰存说：“我第一次翻阅这本印刷精良的《日记》，心头着实感到难过。我的《词学》如果能按我的意愿出版，从一九八一年到如今，至少已出版了十六期，夏老的日记，也该发表完了。而现在，两年的日记还没有发表完毕，十年的日记已印出了单行本。对于一个刊物编辑，岂不是一件伤心透顶的事。”

    当然，施蛰存也为加快推动《词学》出版做了很多努力，譬如想更换出版社，扩大《词学》影响，加快销售进度，引起出版社的重视等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施蛰存动用自己的私人关系来加快《词学》的出版。据卢润祥回忆：“施先生知道我妻子在沪上一家大型印刷厂工作，就要我想办法。厂房知晓情况后，安排了专人负责《词学》印刷事宜，且每期作为‘急件’来办，很快使刊物得以正常出版。”刊物出版后，卢润祥去拜访施先生，“进门，只见先生手捧刚刚散发墨香的《词学》，十分高兴。当即，他把一笔款子交给我，说，排这么一本刊物，不易，版式复杂，难字多。要我代他买点烟茶酒慰劳有关工友。见我执意不收，他又说：‘此是人情酬劳，你不要让我过意不去，这钱，已在刊物的编校费中出账，已是无法收回了。’我知道这实际上是施老自己的钱，他为学术慷慨解囊之举，对工人同志劳动的尊重，令我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