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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64年算起，曹道衡先生与我在文学研究所共事，说来已经40年有余。如此漫长的时间，连我自己回想起来，都觉得惊奇。曹先生10年前离我们而去，我是应当写一点什么，作为40年共事的纪念。我首先想说的是，他是文学所给我印象最深的人物之一，也可以说，是我了解得最多的同事。之所以如此说，有多方面原因。
首先，曹先生生于1928年，属龙，正好长我一纪。当时在古代组同事中有“三龙”，范宁先生是大龙（1916），我是小龙（1940），曹道衡先生便是中龙。这种巧合，使我无形中对他们产生亲和感。其次，曹先生原籍苏州，与我这个江阴人也算是苏南同乡。附带说一句，当时古代组内江苏人甚众，组长余冠英（扬州）、副组长邓绍基（常熟）都是江苏籍，此外又有王伯祥（苏州）、俞平伯（苏州）、钱钟书（无锡）等前辈专家都是江苏人，后辈董乃斌等也是，可见“势力”之盛。曹先生与我虽只能算后辈，但这江苏人的“队伍”，我们还是可以不客气地占上一席的。
曹公是1953年进所的，他是最早进入文学所的人之一，可以称为“元老”之一。在文学研究所同事中，曹先生有一个雅号唤作“夫子”，这是我甫到文学所即已听说了的。当时我觉得这是个尊称，形容他德才兼备如孔夫子，在古人心目中，“夫子”肯定是正面角色，“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李白《赠孟浩然》）等等，都是。
作为“夫子”的曹公，学问很好，对古籍很熟习，专业的基础知识非常扎实，换句时髦的话说，就是他的国学功底很深。在古代组，典籍记忆力好的人不少，但有两位众所公认：一位是钱钟书，钱先生中西书籍过目成诵的本事，是谁都佩服的。接下来就要数曹道衡了，他在当时中青年人中是记性最好的。陈毓罴先生是长曹公一年的北大学友。一次闲聊中他说，当初（1950年）他在北大上到三年级时，听说二年级来了个能够背诵《左传》的插班生，同学们都觉得惊奇，都跑到二年级课堂窗户外去看，那就是曹道衡。陈毓罴讲此事时，曹公也在场，他立即否认说：“哪里有这样的事？我怎么能背得下《左传》啊！”不过陈坚持说：“当时大家就是这样传的嘛！”当然，曹公能否背诵《左传》，今天已经无法考证坐实，要之，他对于古籍是非常熟悉的，虽未必能倒背如流，至少是能够做到你只须提一下某一句上古和中古时期的文句或者诗句，只要不是太冷僻，他基本能够说出大约出于哪部书里，作者是谁，准确性是八九不离十。对此我也曾经做过“考查”。那是1964年在安徽搞“四清”运动时，有一天下雨，我们出不去，就在宿舍里闲聊。在场聊天的有一位安徽籍工作组员姓郑，我忽然连带问了曹先生一句：“郑伯克段于鄢发生在什么年代？”这前半句不难，一般中文系出身的人都知道；难就难在后半句，谁能说出“年代”？不想当时曹先生竟应声说：“应该是在隐公元年吧。”我无法判断他说的对不对，但很怀疑他怎么说得这样具体？一年后回到北京，我忽然想起此事，就查了一下书，哎！果不其然，真是隐公元年的事。我从心底里大为佩服，直到现在还印象很深。可知他的“夫子”雅号，不是浪得虚名，他有深厚学问为根柢。曹公学问根基，是在无锡国专奠定的，这是一所著名的国学专修学堂，曹公是最后一班学生（同学有冯其庸等），1951年该校被撤并，曹公不得不转入北大中文系当插班生。
曹公还有一件本事，是古代组谁都不具备的，也是大家都很羡慕的，那就是他的“抗干扰能力”极强。我多次亲眼看到他在办公室内，一边与人说话聊天，一边写文章。写两句，再回头与人搭两句，居然两不误。当时《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上常见署名“潘辰”“管汀”的短小“补白”文章，就是曹公在这种场合的作品。我曾问他“管汀”是什么意思？他说因为他办公桌的一头是暖气管，另一头是暖气包，吴方言称“水汀”（英语steam译音），故称。曹公的治学面也很广。我在哈尔滨上大学时期就读过他写的关于明末清初“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思想家的长篇论文，当时以为他是专治明清思想史的，到文学所后才知道他的本行是研究汉魏六朝文学，出乎意料。曹公的学风与胡念贻不一样，胡公可以说是“以论带史”，曹公相反，是“以史带论”。总之，他们两位都是理论与史料兼重，但胡更侧重在理论阐发上，曹则史料研究亦即“实学”成分更浓厚一些。“文革”后，由于胡公早逝，没有来得及充分展示他的学术新风采；而曹公则以他的文学整理和研究成果，驰誉学界，尤其是他在北朝文学领域中取得的开拓性成就，使他成为新时期古代文学学科重镇之一。
北朝200年，向来被认为是胡人作乱的文学荒漠，遇有南朝文士偶入北方，便成为文坛翘楚。曹公从基础领域做起，收集其资料，整饬其脉络，描画其发展线索，使得一代文学得以基本澄清，北朝文学从此有了自己的独特面貌和性格，这是筚路蓝缕的工作，也是填补空白的功绩。曹公后期的学术贡献，可谓不朽。
我侥幸能入古代组，有什么专业问题，经常向曹公请教，从不考虑“会不会露怯？”他则总是罄其所知，坦诚相告，对我颇有帮助。他态度总是那样谦虚，每次都要说：“哎，不要说‘请教’，我哪里教得了你啊！”而我在业务上有了进展，他也总是鼓励有加。记得我撰写《魏晋文学史》，1995年初稿完成后，首先就是请曹公过目，希望他多提意见，准备修改。大约一个月后，40多万字的文稿他就全部看完了，他看得很细，提出了数十条中肯的意见。他的意见，我修改时基本都采纳了。改完后我把书稿交给“大文学史”总责人邓绍基先生，邓公说：“我知道你这部稿子的情况了，曹道衡已经跟我说过。他说写得很好，比某某卷写得好。我相信他说的是实际情况，我再看看，如果大的方面没有什么问题，这就直接交出版社吧，怎么样？”当时我既感激邓公的信任，更感动于曹公的帮助嘉许。
在古代组呆得长了，听同事们（主要是他的同辈同事）常以“夫子”称呼曹先生，我逐渐听出这里也含有一点调侃的意味，亦即说他有书生气。学问好，同时又有书生气，这两层含义，实在很好地综合了曹先生的为人。曹先生的书生气或者说“书呆子气”，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他在生活技能方面不是个精明人；在体能运动方面，更有些笨拙。文学所传颂不少关于他的一些笑话。如60年代因为国家有“备战”方针，各机关单位经常举行“民兵训练”，以连、排、班等民兵编队，每月都要列队操练好几次。在此场合，文学所有一些人不免出“洋相”，而曹公往往是主角。例如大家列队、齐步走，他往往不合拍；“正步走”的时候，大家都是迈左腿时甩右手，迈右腿时甩左手，他则往往是手和脚往同一方向甩出去，就像戏台上的髯生那样走路，姿势非常滑稽。又向左转、向右转，他常常转反了。总之，民兵训练场上笑声不断，多因他而发。曹公听见大家在笑，他也不愠不火，照样以滑稽的方式做着动作。1964年文学所“四清”工作组赴安徽寿县，他也参与了，我们就在一个大队——花园大队。在那里他也有一些笑话传出。有一次大雨后外出，路过一条涨满水的田间水渠，那水渠也就半米左右宽，所以别人都不费劲地跨过去了；轮到曹公，他停步了，大家鼓励他“你跳过来啊！”只见他口中念念有词说：“单腿为跃，双腿为跳——”，然后用力一跳，结果扑通一声，掉落在水渠里，下半身全湿透。
曹公的“夫子气”也表现为脾气好，很随和。在办公室里，他的话很多，有很强的说话欲望，没人与他说话，他也会独自面对墙壁，嘴里念念有词。平时他无论与人有何分歧，极少发生争执，即使有人对他盛气相凌、咄咄逼人，一般他也采取退让态度，不与争锋。有人拿他开个玩笑，他也绝不计较，哈哈一乐了事。
正因为曹公为人和善，加上治学扎实，所以在古代组老中青各年龄层次中，他人缘都很好。所领导也很喜欢他，五、六十年代何其芳写长篇学术争论文章，找了几位年轻人当助手，（主要是帮他查找和核对资料），曹公就是其中一位。陈翔鹤老先生主编《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也指定曹公当编委会的秘书，主要让他联络各位编委专家。古代组里的老一辈专家都比较喜欢他，记得王伯祥先生每次来所里开例行学习会，都要找曹公聊几句家常，因为他们都是苏州人，会议室里洋溢着“吴侬软语”，听上去真的很特别、很滑稽。
曹公尽管一向与世无争，逆来顺受，但有时候受的欺负太大，内心也有不平发生。记得在1990年左右，曹公、沈玉成与我三人，曾经有一起调往清华大学之议，原因是我们三人曾建议在文学所内成立“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心”，但未获同意；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所里刚实行退休制度，便要曹公退休，而另二位同龄人却不退休，对此曹公非常生气。为此老沈曾去与清华的负责人联系。不久听沈说，他已经去正式谈过了，他说的基本意思是，如果我们三人过来，清华大学就可以立刻成为全国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中心。清华方面赞同其说，但欢迎沈、徐两位过去，曹则不成，原因是他年龄已过60岁了，“人事部门难以通过”。老沈问我：“曹的年龄是不好办。我们两人先过去怎样？我们过去之后，可以设法弄一个兼职教授给曹，再给他一点津贴，他做的研究都算是清华的，这样应该是个解决办法吧？”我答：“这也不大好。这样我们还是失信于曹公啊。”于是其事告寝。曹公退休后，仍勤奋著述，成果不断，但我们每次见面，绝口不提他的退休事，免得他伤心。
曹公个子很高，偏瘦，看上去很单薄。他又从小用功读书，高度近视，缺乏体育锻炼，所以身体不很强健，还有胃下坠等疾病。曹公出身于沪上颇为有名的中医世家，祖父曾在20世纪初专程北上京师，“应诏”去为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诊疗过。他本人从小也随祖父学过国医，对于“望闻问切”一套颇为熟悉。不过他对于中医颇有微词，有一次在安徽乡下聊天，他说到他本人不大相信中医。他记得小时候祖父曾教他说，服用龟头能够治疗脱肛。他问为什么？祖父回答是：“龟头能缩！”曹公边说边挠着头：“我始终想不通，龟头能缩，与治脱肛有什么关系啊？”
2004年夏，曹公腹部不适，经检查确诊为结肠癌。他夫人王泰美原在协和医院工作，她了解到北京医院的普外科水平高于协和，遂联系住进了北京医院。我得知消息，立即到医院看他，当时他躺在病床上，气色不错，但情绪不高。我跟他聊了一个多小时，努力安慰他，说“你这个病，现在治愈率很高，不必担心。我可是你的先驱！你看我现在怎样？”我拍拍胸脯对他说。他回答说：“唉，我哪里有你这样好的体质啊。”我说：“体质不体质的，并不重要。关键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你就是早期，没有问题的。”为了让他转移注意力，放松情绪，我坐着与他闲聊，谈了关于人类的历史，地球的形成史，相对论等等，扯得很远。说了一阵，看他的神色，好像是轻松一点了，然后我就告辞。走出病房，在护士台前正好遇见曹公女儿彬彬。我们早就认识，简单打过招呼，我便直截了当问她父亲病情，她皱着眉头说刚从医生办公室那边来，主任医生告诉她说，已经转移到肝部了。我一听顿时愣了，我刚才还对曹公本人说“你是早期”啊！我知道这病并不难治，怕的就是转移。半年之后，曹公就撒手人寰了，享年77岁。
总之，曹道衡先生为文学研究所数十年业务骨干，其旧学根基扎实通贯，创获多多，享誉学界；而为人淳朴敦厚，温良恭俭让，如此风骨平易而优秀的人物，今天已经极少见了。他无愧为新时代“夫子”。2010年秋，曹公违世5周年之际，安徽师范大学尝于芜湖举办会议，追思曹道衡先生的学术业绩。会上有邓绍基、葛晓音等专家发言，高度评价曹公成就。我也有幸与会，谨表愚诚，又赋古风一首，以写鄙思：
追思曹文铨先生
斯人毕生甘寂寞，茫茫学海苦求索。著书立论“管汀”旁，箪食瓢饮不改乐。曾经精研顾、黄、王，更论选学十六国。史料考订遍中古，文献辨析简与帛。抉剔发明多贡献，学界同侪皆宾服。
驽质幸与共切磋，四十年间仰清德。记得当初秋风起，八公山下披草木。朝夕往来蓬牖间，归来灯下食葵藿。嗣后又赴淮之滨，息夫人处苦耕作。面目黧黑如碳翁，衣衫褴娄比黥役。十年一觉劫波逝，文章从此转磅礴。先生业绩追古贤，学术史上待评说。今日雅聚青弋江，怀念先生道与术。席间言者多梗概，窗外铁山气萧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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