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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平勇出生在中国云南东北部的一个边远偏僻的山村。作为农民的儿子，他的作品和他的人一样，散放着纯朴的泥土气息。他笔下的那些人物，也栩栩如生地，一脚刚从农田里拔出，另一脚迈进城市的水泥地，脸上写满对幸福的追求，却无一不遭遇精神和物欲的重重打击。
他饱含深情地书写。他的亲人们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刨食生存，艰难窘困。他们的精神生活无比荒芜。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酸甜苦辣，无不深深地打动刘平勇的心灵。他当村长的时候，抓计划生育，追缴公余粮，拔麦种烤烟，放水插秧，抗洪抢险，秋收抢种……刘平勇整天沉浸在上管天文，下管地理，中间还管老百姓鸡毛蒜皮的杂事中。那些来自人为的或自然的种种苦难，毒蛇样缠绕着他可亲可敬的农民父母、兄弟姐妹，他的心疼痛无比。
“就为着我可亲可敬的农民父母，兄弟姐妹们，我开始思考这一群为土地而生为土地而死为命运而抗争的人们。我用小说来书写他们的生存状态，书写他们的勤劳善良朴实勇敢，书写他们的狭隘自私愚昧凶残。”刘平勇手里的笔，流着泪，滴着血。因为在农村，一有丧事喜事，家家团结，和睦相处的大家庭景象随处可见；然而为了一只鸡、一棵蒜、一撮土而发生的人命案也比比皆是。他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的全是一些不可思议的心痛的事实。他的小说，也因此充满让人心痛的感伤和无奈，反思和警醒。
中华读书报：您是一步步从刊物发表作品走过来的。作为基层的作家，是否觉得特别不容易？
刘平勇：非常的不容易。我从发表第一篇小说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每位立志成为作家的人，渴求发表是共性。二十年前，由于地域限制，网络信息的不畅通，边缘化现象十分严重。远在边远地区的基层作者，很难看到外面的世界，对外面世界的了解，基本上靠的就是有限的书本和图像不清的电视。
那时用手写，一个两万字的小说，用手写完，反复修改，再抄写一遍，那种费时费力可想而知。然后是盲目的投稿，然后是遥遥无期的等待，脑海里整天都是邮差送信的样子。
中华读书报：你的笔下，几乎都是底层的小人物。无论是中篇小说集《因为有爱》还是《天堂邂逅》等等，从乡土到城市，你的作品关注了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基调？
刘平勇：一个作家的背后，隐藏着一块与之息息相关的土地，也隐藏着一群与之血脉相通的人。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绝无例外。在这块土地上一茬又一茬生长起来的人们，为了更好地生存和更美好的精神追求撒遍了中国的各大城市，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民工。他们渴求美好，向往美好，在生存和精神困境中头破血流地突围，最终大都迷失自我和回家的方向，他们在陌生而缤纷的城市里，慌乱而盲目地演绎了许多令人伤感的悲剧。作为生在其中的我，作为与他们有着相同血脉的我，作为一个试图用文字书写悲喜人生的写作者，所写的文字，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探析生存和精神困境的烙印。
中华读书报：您的大多数中短篇小说，故事的结局往往和死亡有关。《天堂邂逅》由七篇小说构成，其中六篇涉及到了死亡话题。
刘平勇：这是特定人物命运的必然走向。可以说，我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在生活中都是有基本原型的。对于一个熟悉底层生活的写作者，写反映底层生活的作品，不需要挖空心思去虚构，只要把生活中的真实，稍加演绎写出来，那种荒诞和疼痛，就足以让那些在城市里生活的作家和读者揪心和震撼。
当我把目光投向我的村庄，我作品里的主人公就不请自到了。我的几篇作品里的主人公，当我还在创作的时候，他们确确实实还在活着。当我在作品中以他们的性格、能力、角色演绎他们生活的走向时，他们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死亡。
说实在的，在创作中，我真的舍不得他们死，但我没有能力留住他们。我也为此伤感难过。文学是人学，人生是文学之源。作家赋有生的意识，也赋有死亡意识。直面死亡、认同死亡是其表，在对死亡的直面、认同乃至超越中，传达的应该是作家强烈的对生的关注和热爱，二者辩证互生。许多优秀的作品，都是通过对死亡的描写激发起读者对人生与社会的深沉思考。
“死亡意识”可能是我在创作中的一种潜意识。平时我还真没有意识到。我觉得有必要对自己的内心和创作倾向进行细致的梳理。
中华读书报：从《天堂邂逅》这部集子所展现的“死亡意识”来看，死亡不是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和主题。
刘平原：“死亡意识”关乎着我所创作的小说的叙事结构。在我的作品里，死亡不是单纯的生命个体的终结，也不是形式上的故事的结局，死亡意识说到底其实就是一种生命意识。没有死亡意识，文学作品便难以切近生命的本质，进入不了人文和生命终极关怀的最高层次。所以在这部集子中，死亡是形态化了的生命意识，借助对死亡的呈现，来思索深层次的复杂人性，生命价值，社会问题等，表现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和对个体生命深沉凝视。
中华读书报：《天堂邂逅》的故事并不新鲜，是一场城管和商贩发生暴力冲突的悲剧，以在天堂自述的方式来展示故事走向和人物内心世界。但是您以写作呈现出了不同的思考。我最初的感觉是故事结构落了俗套，这种叙述方式太常见了，您如何看待创新？
刘平勇：形式上的创新，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肯定是终身追求的目标之一。多年的阅读中，常常发现一些现代作家的作品，被许多人追捧，认为形式如何新颖，内容如何独特，但只要你多翻一些远远近近的外国作品，就会惊奇地发现那些作品是从什么地方脱胎而来的。我个人认为，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是文学最本质的关系，就像鞋子和脚的关系，如果能寻找到既美观大方，又新颖独特的鞋子，让脚穿进去既妥帖又舒适，那就是最完美的了。但鞋子无论什么花样，它内在的空间本质上还得是脚的样式。
中华读书报：在您的很多作品中，农村是凋敝的同时也是现代化的；生存是艰难的，然而这些小人物又在为追求幸福坚韧地活着。
刘平勇：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也许是因为写作的缘故，我常常会产生恍惚感。看着影视里或者城市里那些光鲜亮丽的人们，我脑海里就会浮现我的家乡的那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他们也曾经青春年少，鲜活生动，只是被愚昧贫穷的风沙把他们打磨得粗粝坚硬，灰头土脸。尽管如此，他们依然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只是那种追求包含了太多的悲剧意蕴。
随着现代进程的推进，农村也呈现出特有的丰富性、立体性。曾经凋零的村庄，也必然受到现代文明的浸润和冲击。尽管物质条件有了改进，生活环境也有了巨大的变化，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人心人性精神诉求跟社会的发展变化，依然不对等不匹配不融合，他们对幸福的追求，对爱的坚守就必然生出了难以调和的悲剧因素。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我的心充满了疼痛，充满了悲悯，同时也深深感到自己的卑微和无可奈何。
中华读书报：中篇小说《一脸阳光》讲述一位农村妇女巧莲挨打受屈后，凭借强烈的自尊，想方设法要讨个“说法”的故事。这类主题在文学作品中常见，比如《杨乃武与小白菜》《秋菊打官司》《我不是潘金莲》……您在处理这一题材时，更着重于什么？
刘平勇：讨个说法的故事很常见，以上几部作品的主人公，他们是以一种虽然柔弱但却执着坚韧的精神，对不合理的强大坚硬的外部世界发起血肉横飞漫长悲壮的进攻。而《一脸阳光》中的巧莲，是利用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用以卵击石的方式对抗强大的外部世界，结果当然是失败。最后，巧莲以近乎扭曲的内心自救，从别人的温暖里获取一丝并不可靠的虚幻的阳光来平衡自己的内心，让自己有理由活下去。主人公巧莲取得的“胜利”，让我们哀其不幸的同时，却没有任何理由怒其不争。我觉得这种貌似虚弱的结局，更能透视被现代化文明进程遗落在身后的乡村生活的无奈与悲凉、沉重和忧伤。比那种正面讨回一个说法的表达更具有震撼力。
中华读书报：有评论说您的语言是“诗意的语言”，我并不完全认同。相反，我认为您的小说语言是原生态的，接地气的，甚至是未经过打磨的。
刘平勇：我觉得好的小说语言就像打铁，每一锤子都要落到实处，甚至能看见火星四溅。一部好的作品，就像一架性能优质的飞机，那么语言就是飞机上的每一个部件，每一个部件都是那么的得体妥帖，精致而富有质感，看上去沉稳敦厚，但却能飞翔，遨游长空。
过去谈论的诗意和现在谈论的诗意，可能有了新的更丰富的内涵。我对诗意的理解是，准确生动，给人以想象空间，能让人的思维跳跃飞翔的，使人的心智得到启迪的语言。因此，原生态的，接地气的，甚至是未经过打磨的语言，也可以是诗意的语言。
中华读书报：读您小说，感觉特别富有生活气息。您如何看待地域和写作的关系？
刘平勇：在我们老家，许多山上都会生长菌子。一些山上主要生长大把菌，一些山上主要生长黄丝菌，一些山上主要生长罗锅菌，一些山上主要生长牛肝菌或者鸡枞菌，当然一些山上还生长多种不同种类的菌子。这些都是由不同的气候、温度、湿度、土壤等因素而决定的。如果把山比作地域，作品比作菌子。地域和写作的关系大抵如此。地域性对写作的关系是极大的。独特的地域会产生带着地域气息的独特的作品。
（鲁大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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