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来一件大事

    今年是戊戌维新一百二十周年，也是北京大学建校一百二十周年。一百年前、即公元1917年，陈独秀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将《新青年》从上海迁来北京大学，当时的办公地点是东华门外箭杆胡同。移刊后的《新青年》刊登过“分期编辑表”，这些编辑依次是：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这些人都是北大的教授，也是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革命的领袖人物，他们也都参与了中国新诗的提倡与建设，有的本身就是新诗人。

    《新青年》创刊时，陈独秀曾对中国青年提出六点希望：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陈独秀：《敬告青年》，《新青年》发刊词）。这六条，简括起来，也就是：“科学民主”四个字，这既是新青年杂志的办刊宗旨，也是北大的立校根基，更是体现了新文化运动和新诗革命的基本精神。谈到新诗的历史，《新青年》是绕不过去的话题，我们不妨从一个角度来看《新青年》与新诗的密切关系：胡适是“尝试”新诗的第一人，也是发表新诗和出版新诗集的第一人。他的“白话诗八首”是中国新诗的开山之作，刊登于《新青年》二卷六号，时间是民国六年、即1917年。他的这些最先发表的白话诗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于同期刊物，可以认为是文学革命的先声。接着是《新青年》四卷一号，即1918年1月，发表胡适、沈尹默、刘半农三人的《鸽子》《人力车夫》《月夜》等诗九首。1918年5月，《新青年》四卷五号，鲁迅以唐俟为笔名发表《梦》《爱之神》《桃花》等三首新诗。这些新诗的纪元之作，均与《新青年》有关。

    距今一百年前，与鲁迅笔下的狂人发出“救救孩子”呐喊的同时，中国的新诗人也满怀激情地立在地球边上狂歌五千年古国的凤凰涅槃，那是呼唤“女神之再生”的狂飙突进的时代。中国新诗是中国诗人的一个时代梦。晚清道、咸以降，列强肆虐，国势凌池，内忧外患，凄风苦雨。有识之士，天下才俊，寻求救亡图存、强国新民的道理，遂有了通过“新”文学、“新”诗以达于“新”中国之诉求。简括地说，当日的目标在于通过改造旧诗而为新诗，期待着以诗的革新使新知识和新思想得到展现与传播。新诗生于忧患、也成于忧患。由此看来，一百年前进行的新诗运动不仅是一场文体革命和艺术革命，也是一场思想革命。这是百年来的一件文化建设的大事（陈独秀：《敬告青年》，《新青年》发刊词）。

    公元十九世纪末，诗人黄遵宪等曾倡导“诗界革命”，提出“我手写我口”的主张。但因未能打破旧格律的束缚，诗体未能解放，这场预设的革命没有成功。胡适“尝试”新诗的贡献在于，他勇敢地确立以白话代替文言，以自由代替格律，实行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情感方才能跑到诗里去。”（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这是大破坏之后的大建设。因为冲出了格律束缚的大障碍，于是获得了新诗发展的大生机。一百年来，因为有了白话写作的自由体新诗，我们于是能与世界诗歌“对接”、从而拥有了表达现代人情感和思想的最理想、也最亲民的抒情方式。新诗的诞生实现了中国人的百年梦想。

    新诗从最初的“尝试”到日臻成熟的自立的过程，我们可以从周作人的“小河”到艾青的“大堰河”的持续实践中，看到几代诗人以白话写诗所进行的英勇行进的轨迹。摆脱了传统格律的新诗人，在日常口语的陌生和单纯中寻求鲜活的语言和精美的抒情，他们不同程度地取得了成功。几代诗人的探索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终于建立起、并实现了无愧于千年诗学传统的现代审美风尚。我们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新诗不仅是中国诗歌传统的革新，更是中国诗歌传统的延续，它全面地继承了中国诗歌“诗言志”的精髓，它所实行的彻底的变革，如前所述，最终是为了诗的“有益于世”。

    匆匆百年，战乱连绵。挺立并前进于战火中的，不仅有英勇抗战的举国军民，在抗击侵略者的和争取民族解放的队列中，同样行进着中国诗人激情而无畏的身影。他们投身于全民抗战的激流中，他们因国家民族的不幸而自觉地“放逐抒情”（徐迟语，也是他的一篇文字的题目）。甚至为此牺牲宝贵的生命。他们以自己的行动谱写了全民抗战的壮丽史诗。我们都记得诗人艾青，那年他“从彩色的欧罗巴带回了一支芦笛”（艾青：《芦笛》），他在这首诗的前面引用了诗人阿波里内尔的法文诗句：

    当年我有一支芦笛

    拿法国大元帅的节杖我也不换

    但当诗人面对着暴风雨所打击着土地时，他决绝地将那支芦笛换成了呼唤自由解放的号角。不仅是艾青，中国所有的诗人都自觉地告别唯美的竖琴和短笛，那些他们曾经心醉的柔美的旋律，顿时化为了呼唤自由的进军的鼓点：九月的窗外，亚细亚的田野上，自由呵，从血的那边，从兄弟尸骸的那边，向我们来了。（田间：《自由，向我们来了》）也许我们此种悲壮的追述还可延续下去，因为苦难曾经是那样的绵长。但我们只能适可而止。

    曾经有过一个时代，诗歌被禁锢，然而诗人在抗争。那是一个焚书毁琴的年代，诗人被流放，被监禁，被冠以种种恶名。然而他们在监狱，在劳改农场，在遥远乡村昏暗的灯光下继续创造着光明和温暖。地火在燃烧，岩浆在熔化，终于有一天，十月的阳光冲破暗夜。一切也如同神话描写的那样，被雷电劈倒的悬岩边的树，失去生命变成化石的鱼（此处行文涉及曾卓《悬岩边的树》、牛汉《半棵树》《悼念一棵枫树》和艾青《鱼化石》），一起都在新的阳光下复活了。带着肉体和心灵创伤的诗人，满怀希望地迎接重新开始的生活（邵燕祥：《假如生活重新开头》），他们走上街头，欢庆文明对于邪恶的胜利。他们祈求从今以后“爱情不被讥笑”，祈求“跌倒有人扶持”（蔡其矫：《祈求》），他们如同发现新大陆那样欢呼：诗啊，我又找到了你！（诗人郑敏的诗题。见《寻觅集》）

    禁锢的闸门终于打开，解放了的诗歌冲破思想和艺术的牢笼，一代新诗人接过五四的火种，开始在中国开放的时空向世界大声”宣告”：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正在填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未来人们的眼睛在凝视我们，弥足珍贵的自由精神重新回到出发的原点，中国新诗进入一个伟大复兴的时代。诗歌告别了虚假和空言，回到了自主自立的抒情本位，它呼唤对于独立人格和自由人性的认同与敬畏。诗人的想象力和独创性得到尊重——诗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写作，而无需别人为它规定戒律。不谈或少谈“主义”而专注于“自以为是”的独立创造，已经成为当代风尚。打破大一统之后的诗歌，呈现出纷繁多彩的多元格局。这是几代诗人所梦寐以求的良好生态。

    历史安排我们站立在一个伟大的一百年的终点上，历史又安排我们站立在另一个伟大的一百年的起点上。百年一遇，百年一聚，百年一庆！与其说我们是辛运的，不如说我们是沉重的。一代先驱者把百年的诗歌梦想交给了我们，我们不仅是享受前人创造成果的一代人，我们也是承受前人重托的一代人。记得一百年前新诗诞生的时节，我们的前辈就告诫我们：不能因为“新”而忘了“诗”，也不能因为“白话”而忘了“诗”。他们担忧的是，我们因热衷于变革而对于诗歌本体的轻忽或遗忘。一代人又一代人走远了，他们把悬念和期待留给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