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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8年10月10日 星期三

    怎样认识家谱的编修思想和社会功能

    操宇晴 《 中华读书报 》( 2018年10月10日   18 版)
    《徽州家谱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徐彬著,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6月第一版,48.00元

        在中国古代,家谱是史学的一部分。《隋书·经籍志二》谱系篇指出:“周家小史定系世,辨昭穆,则亦史之职也。”《旧唐书·经籍志上》称:“谱系,以纪世族继序。”可见,家谱研究,与历史研究有密切的关系。

        两宋至明清,徽州地区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具有典型性的一个区域。这里不仅产生了著名的徽州商帮,也有组织严密的宗族,同时还有发达的教育和影响深远的新安理学。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大量的徽州文书得以面世并被学界关注,徽州社会的诸多现象得以逐步呈现。伴随着对明清徽州社会研究的深入,关于徽州区域的文献遗存进行研究也逐步提上了日程。

        认识明清徽州作为一个聚族而居的宗族社会,其中家谱是最为直观和系统的资料。作为记录宗族活动的重要文献之一,宋元以来,直到明清,徽州家谱始终是宗族结构的重要标志。其中,既有地域性的名门望族谱,也有跨地域的望族的统宗谱,至于各类房派支系的谱牒,更是达千余种之多。这些第一手的家谱资料的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对这数以千计的珍贵资料进行理论分析,当是家谱本身研究的内在要求,也是徽学研究深入的要求。

        正如许多族谱所表明的那样,“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郡之有志”,家谱成为与国史、郡志并列的国家、地方和家族历史的记录。但是家谱何以能成为“史”,它与国史和郡志之间究竟有哪些内在联系与区别?其性质如何?其功能如何?这是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有价值的议题。二十年前,徐彬教授在其所撰论文《论王世贞的史学理论成就》一文中,探讨了王世贞“国史、野史和家史”三者的辩证认识,如今他的新著《徽州家谱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一书可说是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此书反映了作者将史学史的理论与方法应用到家谱研究和徽学研究上的一种尝试,如关于家谱的性质、家谱编修的理论、家谱涉及考辨的方法、家谱与社会、家谱编修在理论上的成就等,都作了史与论相结合的阐述。

        全书整体上有以下几点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一、徽州家谱编修的指导思想。作者重点从“宗法与家谱”和“史学与家谱”两个方面着手,就家谱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展开分析。

        从宗法角度而言,宗法既是徽州家谱发展的指导思想,又依赖家谱得以延续。作者引用王寿在嘉靖年间所作《古塘李氏族谱序》:“夫族之有谱也,何为而作?故先贤因宗法废而作之也。古者圣王之化天下,使天下之人敦本睦族有所攸系,故立宗法所以一人情而严庙祀敬祖宗也……此谱牒之书所以能继宗法于不坠,是大有功于世教也”。这是对宗法传统与家谱族谱关系的最好表述。宗法思想的“一本”观是家谱编修过程中能够实现古今贯通的思想依据,正如明代程文所论:“谱也者,所以示一本也,定亲疏,维远近,敦孝敬,莫近于谱。而士大夫往往忽之而不讲或讲之而不甚急,何哉?是使子孙相率而为途人也。程氏受姓以来枝分蔓衍,南宗北族,诚若风马牛者,一旦合堂同席而坐,虽百世之下,四海之远,犹曰吾宗人也,情谊之厚蔼然如一家,岂非以谱之可寻邪!若汾阳之拜墓、梁公之辞像、子骞之华胄、杜固之异族,此皆谱之不明而昧夫一本之义者也。”此外,宗法中的“大宗”“小宗”思想则分别对应统宗谱和支谱的编修。作者得出结论:绝大多数学者、家谱编修者相信,家谱与宗法之间有密切关系,而且一直在自觉与不自觉地坚持用这种思想去统领家谱的编修工作。究其原因是因为宗法思想中的“孝悌”思想符合儒家思想、正统思想的要求,可以作为家谱的最高指导思想。“一本”观可以使宗族的自然序列变得上下贯通,条理井然,符合人类发展的自然排列;而“大宗”“小宗”思想则使宗族内部派别之间亲疏关系、地域关系达到有序的排列。可以说“一本”思想是从纵向的角度、“大宗”“小宗”是从横向角度两个不同的维度对宗族的发展进行了描述。因此,宗法思想一直是指导家谱发展的基本思想的结论也具有理论意义了。

        从史学层面而言,历史意识和历史编纂理论与家谱发展密不可分。作者指出:“可以说任何一种家谱都带有这样一种历史意识去编修的,家谱总是致力于去回答一个家庭、一个宗族何以会是今天这种情况,它是在努力寻求历史、今天和未来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就是史学特有的历史意识”,而这种意识在家谱中的体现就是对“谱以稽先世,以贻将来”的理念和“(家谱)大有关于家教者”的思想的坚持。同时,史学中的“史表”体例、“信史”原则等均直接影响着家谱的发展。

        二、徽州家谱编修的理论与方法。一是作者提出的“谱之废兴,人也”的编者论,是以往家谱研究中没有提及的一个论点。作者从“道德修养”“勤奋精神”“官宦权位”和“家学传统”四个方面论述了编修者在家谱编修中的地位与作用。二是作者关于家谱体例和家谱考辨方法的论述,反映了作者努力从家谱内部结构去认识家谱的尝试。作者不是简单停留在对家谱内容的描述之上,而是深入探寻这些内容出现和存在的理论基础及其演变的理论依据。对家谱考辨方法的总结,不仅涉及家谱史料选择的问题,还关系到家谱流传过程中失真的问题,对如何理解家谱的真实性具有指导意义。三是对家谱评价理论的总结,这是将对家谱的认识提升到史学批评的高度,使家谱自身的发展具备了理性反思的特征。特别是作者总结徽州家谱中存在的“知人论世”“因其文而得其心”“理固宜然”等评价方法,反映了徽州家谱较为成熟的自我评价能力。

        三、徽州家谱的社会功能。徽州家谱历千余年而不绝,得益于其与徽州社会的紧密互动。一是徽州家谱是徽州宗族社会发展的产物,同时徽州家谱的发达也促进了徽州宗族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家谱记载了宗族祖先信息、祖墓的相关资料,并记录家族世系,从而为宗族建立祠堂、保护祖墓及明确家族世系昭穆提供了依据,最终对宗族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家族史料依据,成为宗族形成和巩固不可或缺的资料。而宗族的壮大又为修谱提供了更多的人才和资金,使徽州家谱得以随宗族的发展而不断延续。二是徽州家谱的普遍存在与徽州社会风俗相得益彰,徽州社会中的“仁让”、重血缘、重婚姻的风俗不仅丰富了家谱的内容,也成为家谱发展的社会动力;反过来,家谱中对上述社会风俗的关注,又促进了徽州社会风俗的进一步成型和影响。三是徽州家谱与徽商的相互促进作用,也是徽州家谱颇具特色之一。徽州家谱在观念上为徽商的行为提供了精神支持,能够进入家谱也是徽商的追求,而在实用层面家谱还为徽商的社会交往提供了保证,也是其子孙进入仕途的凭证。徽商的繁荣则为徽州家谱的发达提供了直接的经济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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