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译诗述略

    一

 

    现存最早的鲁迅译诗是他为周作人做的。1907年2月周作人译成英国哈葛德与安特路朗（安德鲁·兰）合著之长篇小说《红星佚史》（原名《世界的欲望》），同年10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说部丛书》之一，署“会稽周逴译”。其中的十六节诗乃是周作人口译，由鲁迅以骚体笔述而成的。这部书是他们二人早年的合作成果。

 

    周作人后来在《鲁迅的故家·园的内外·笔述的诗文》中曾提到《红星佚史》中的诗篇出于鲁迅之手；到晚年，更在《知堂回想录》中有详细的介绍，其中提到他更看重的乃是书中的诗歌，而这一部分他觉得还是由大哥来动手才好。

 

    鲁迅的译文采用骚体，如主人公阿迭修斯之神弓发出的歌声道

 

    ——

    雄矢浩唱兮声幽伫，玄弧寄语兮弦以音。

 

    鸣骹噭兮胡不续，胡不续兮餍人肉……

 

    噫吁嘻，鬼魂泣血兮矢著人，镞饫热露兮相欢欣。

 

    苍骹浩唱兮声幽伫，玄弧寄语兮弦以音。（第一章《寂寞之屿》）

 

    鲁迅熟于《楚辞》，他的诗歌创作也很点有屈原的遗意（参见顾农《鲁迅对屈原的评说与改造》，《上海鲁迅研究》2015年冬季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3月版），而这里又运用骚体于外国诗歌的译述，是值得玩味的。

 

    那时新文化运动还没有起来，文学领域都还是用文言文，诗歌翻译也是如此，而以古译洋，困难太大，所以鲁迅后来偶一为之，并不发表。现在可以看到他翻译的两首德国诗人海涅（1797～1856）的诗，是因为周作人在他的文章《艺文杂话》（《中华小说界》第2期，1914年2月）中引用了出来。这两首译诗是——

 

    余泪泛澜兮繁花，余声悱亹兮莺歌。

 

    少女子兮，使君心其爱余，余将捧繁花而献之。

 

    流莺鸣其嘤嘤兮，傍吾欢之罘罳。

    眸子青地丁，辅颊红蔷薇，百合皎洁兮君葇荑。

 

    吁嗟芳馨兮故如昨，奈君心兮早摇落。

 

    二

 

    留学日本时鲁迅特别重视匈牙利大诗人裴多菲（Petofi Sandor，旧译裴彖飞、彼得斐，1823～1849？）和他的诗篇，曾在论文《摩罗诗力说》（原载《河南》月刊第2、3号，1908年2、3月）中介绍其人其作道：“裴彖飞幼时，尝治裴伦（按今译拜伦）修黎（按今译雪莱）之诗，所作率纵言自由，诞放激烈，性情亦仿佛如二人。曾自言曰，吾心如反响之森林，受一呼声，应以百响者也。又善体物色，著之诗歌，妙绝人世，自称为无边自然之野花。所著长诗有《英雄约诺斯》（JanosVitez）一篇，取材于古传，述其人悲欢畸迹。又小说一卷曰《缢吏之缳》（AHoher Kotele），记以眷爱起憎，肇生孽障……至于诗人一生，亦至殊异，浪游变易，殆无宁时。虽少逸豫者一时，而其静亦非真静，殆犹大海漩洑中心之静点而已。”

 

    鲁迅曾经打算翻译裴多菲的诗，但语言方面困难太大，只得废然而止，却在周作人帮助下从英语翻译了奥地利学者籁息·艾米尔的一篇《裴彖飞诗论》，其上半发表于《河南》月刊第7期（1908年8月），下半因《河南》停刊未能刊出，译稿亦不知所终。但翻译裴多菲诗一事长期潜伏于他的内心，很多年后也译过几首，后来觉得不可能再回到这个题目上来了，便把早年购藏的两本《裴多菲集》送给青年诗人白莽（另一笔名殷夫，原名徐白，1909～1931）。

 

    鲁迅后来在1933年写的一篇纪念左联五烈士的文章中写道：“那两本书，原是极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诗集，据德文译者说，这是他搜集起来的，虽在匈牙利本国，也还没有这么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莱克朗氏万有文库》（Reclam'sUnivrsal-Bib⁃liothek）中，倘在德国，就随处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钱。不过在我是一种宝贝，因为这是三十年前，正当我热爱彼得斐的时候，特地托丸善书店从德国去买来的，那时还恐怕因为书极便宜，店员不肯经手，开口时非常惴惴。后来大抵带在身边，只是情随事迁，已经没有翻译的意思了，这回便决计送给这也和我的那时一样，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算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原来先是青年诗人白莽从德文翻译了一篇奥地利文学史家德涅尔斯（AlfreTenirs）的《彼得斐·山陀尔行状》，投寄给《奔流》杂志，作为主编的鲁迅去信索取原文以便检核，而“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不便，他就亲自送来了”。

 

    早在鲁迅刚刚接到白莽的《彼得斐·山陀尔行状》译稿之初，他就打算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两本《裴多菲集》送给这位文学青年，稍后他写信给白莽，说——

 

    来信收到。那篇译文略略校对了一下，决计要登在《奔流》上，但须在第五六期了，因为以前的稿子已有。又，只一篇传，觉得太冷静，先生可否再译十来篇诗，一同发表。又，作者的姓名，现在这样是德国人改的。发表的时候，我想仍照匈牙利人的样子改正（他们也是先姓后名）——PetofiSandor。

 

    ……

 

    先回说过的两本书，已经带来了，今附上，我希望先生索性介绍他一本诗到中国来。关于P的事，我在《坟》里讲过，又在《语丝》上登过他几首诗，后来《沉钟》和《朝华》上说过，但都很简单。

 

    信和两本书都托柔石送去。于是白莽译出了裴多菲的诗八首，取《黑面包及其他》为总题，同那篇《行状》一道发表于《奔流》第二卷第五期，也就是最后一期上。鲁迅在该期的编辑后记中指出，白莽因为热爱裴多菲便不免有些掩护，遂将“nation”译作“民众”，这种拔高是不必的，他生于那时，只能是爱国者，而不会站在民众的立场上，他当然没有现代的见解，取长弃短，只要那“斗志”能鼓动青年战士的心，就尽够了。（《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十二）》）

 

    不能因为自己的思想见解而故意强原作以就我，这应当是从事翻译的一条规矩。翻译就是翻译，必须忠实于原文，至于译者对这原文中的提法与思想等等有什么看法，可以另行发表，一定不能改动原文。

 

    《为了忘却的记念》第四部分提到，在白莽留在鲁迅那里的《彼得斐诗集》上，有四行译文道——

 

    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此诗德文本题作《格言》（Wahlspruch），原文本题作《自由与爱情》，是六行格律诗，兴万生后来据匈牙利原文直译为：“自由与爱情！/我需要这两样。/为了我的爱情，/我牺牲我的生命，/为了自由，/我将我的爱情牺牲。”这样当然更准确，他又建议将白莽译文的最后一句改作“爱情亦可抛”，以便更确切地表达原诗的内容（兴万生《裴多菲评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107页）。裴多菲认为自由第一，爱情次之，生命第三。白莽的四句译文完全用意译的方法，又顾及中国传统五言绝句的规矩，亦自有其价值，由鲁迅在文章中公之于世，流传甚广。

 

    三

 

    鲁迅说《语丝》上登过裴多菲的几首诗，都是他本人翻译的，一共是五首：

 

    《语丝》第9期（1925年1月12日）二首：《我的父亲和我的手艺》《愿我是树，倘使你……》

 

    《语丝》第11期（1925年1月26日）三首：《太阳酷热地照临……》《坟墓里休息着……》《我的爱——并不是……》

 

    这五首的译文都是用白话文的文学语言。鲁迅在五四时代写过六首白话诗，给周作人改过诗，帮胡适选过诗，早已是行家，译诗自然举重若轻。试举其中一首来看，《愿我是树，倘使你……》：

    愿我是树，倘使你是树的花朵；你是露，我就愿意成花；

 

    愿我是露罢，倘使你是太阳的一线光线；

 

    我们的存在这就打成一家。而且，倘使你，姑娘，是高天

 

    我就愿意是，其中闪烁的一颗星；然而，倘使你，姑娘，是地狱，为要和你一处，我宁可永不超生。

 

    这诗很容易让人想起中国诗人陶渊明在《闲情赋》里那一组句子：“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陶渊明一口气提出了十种愿望，但始终求之不得，最后只好用风雅的诗教方式否定了自己先前的种种胡思乱想。裴多菲未尝经受过古代中国那种沉重的礼教压力，再加上他思想解放，“诞放激烈”，其抒情诗自能畅所欲言，比喻也愈见错落有致，有不断深入之妙。

 

    鲁迅后来在《七论“文人相轻”》（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中曾经引用《我的爱——并不是……》的后二节，以强调作家应当爱憎分明。

 

    鲁迅不仅在1925年初比较密集地发表了裴多菲五首诗的译文，还译过他另外一些诗，却用较为间接的方式发表出来。其中有一首《希望之歌》被作为引文安排在自己的散文诗《希望》（本篇作为《野草》的第七篇发表于《语丝》第10期，1925年1月19日）之中：

 

    我放下了希望之盾，我听到Peto-fiSandor(1823-49)的“希望”之歌：

 

    希望是什么？是娼妓：她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你的青春——她就抛弃你。

 

    这伟大的抒情诗人，匈牙利的爱国者，为了祖国而死在可萨克兵的矛尖上，已经七十五年了。悲哉死也，然而更可悲的是他的诗至今没有死。

 

    这首诗翻译得很准确，与后来从匈牙利原文译出者完全一致，仅有字句的小异。（详见兴万生译《希望》，《裴多菲文集》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306页。参见兴万生《裴多菲评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90页）裴多菲此诗甚短，罕譬而喻，惊心动魄。

 

    鲁迅在散文诗《希望》中还引用了裴多菲的警句：“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他后来在《〈自选集〉自序》中又曾再一次加以引用。但人们曾经长期弄不清楚这两句出于他的哪一首诗，后来才终于查明乃是他一封书信中的话：“绝望是那样的骗人，正如希望一样”（裴多菲《旅行书简》之十四，1947年7月17日在萨特马尔发出的致盖雷尼·符利捷什的信，详见《裴多菲小说散文选》（兴万生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68页。参见兴万生《鲁迅著作中引用裴多菲诗文新考》，《鲁迅研究》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310页）。诗人的散文也往往写得大有诗意。而鲁迅更将它译成似乎是诗句的样子，常常被引用。

 

    鲁迅翻译的裴多菲的另一首《题B.SZ夫人照像诗》则被安排在《诗歌之敌》一文中。文章写道——

 

    豢养文士仿佛是赞助文艺似的，而其实也是敌。宋玉司马相如之流，就受着这样的待遇，和后来的权门的“清客”略同，都是位在声色犬马之间的玩物。查理九世的言动，更将这事十分透彻地证明了的。他是爱好诗歌的，常给诗人一点酬报，使他们肯做一些好诗，而且时常说：“诗人就像赛跑的马，所以应该给吃一点好东西。但不可以使他们太肥，太肥，他们就不中用了。”这虽然对于胖子而想兼做诗人的，不算一个好消息，但也确有几分真实在内。匈牙利最大的抒情诗人彼彖飞（APetofi）有题B.SZ夫人照像的诗，大旨说“听说你使你的丈夫很幸福，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罢，使他因此唱出甜美的歌来”。也正是一样的意思。

 

    鲁迅文中所谓“B.SZ夫人”指匈牙利女作家乔包·马丽亚，她十五岁就嫁给了瓦豪特·山陀尔，裴多菲这首诗题在她的纪念册上；原诗凡六行，似乎颇有调侃之意。（详见兴万生译《题瓦·山夫人的纪念册》，《裴多菲文集》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365页）

 

    《诗歌之敌》和《野草·希望》都作于1925年元旦，当月他又在《语丝》连续发表裴多菲的译文。这个月份可谓鲁迅的裴多菲月。

 

    杰出的诗人裴多菲是鲁迅的最爱，凡有翻译裴多菲的人，他都全力支持，对通过德文翻译裴多菲的传记与诗歌的白莽是如此，对通过世界语翻译《勇敢的约翰》（即鲁迅早年提到过的《英雄约诺斯》）的孙用（原名卜成中，1902～1983）也是如此。

 

    四

 

    此外鲁迅还译过几位外国诗人的作品，大抵比较零散。这里有日本伊东干夫的《我独自行走》，法国G..亚波里耐尔的《跳蚤》，奥地利翰斯·迈伊尔的《中国起了火》等诗，都各只一首，译出的机缘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例如颓废派诗人G..亚波里耐尔（1880～1918）本来并不重要，鲁迅也不懂法文，鲁迅是从日译本《动物诗集》里转译的——

 

    跳蚤，朋友，爱人，无论谁，凡爱我们者是残酷的！我们的血都给他们吸取去，阿呀，被爱者是遭殃的。

 

    鲁迅译出这首寓言体小诗发表在《奔流》杂志（第1卷第6期），大约有补白的意思，该诗在法文限定版中有一幅很好的木刻插图，是鲁迅喜欢的，也一道印在杂志里。后来鲁迅又曾托黄源邀请有留法经历的黎烈文翻译亚氏的动物寓言诗，交《译文》杂志发表，他说其诗集“有图有说，必为读者所乐观。”（鲁迅1935年5月28日致黄源）

 

    日本蕗谷虹儿（1898～1979）主要是一位画家，也是诗人，鲁迅编《奔流》追求图文并茂，于是便选中了他，在最早译出的他的诗《坦波林之歌》（《奔流》第1卷第6期，1928年11月）之前有两段介绍文字道——

 

    作者原是一个少年少女杂志的插画的画家，但只是少年少女的读者，却又非他所满足，曾说：“我是爱画美的事物的画家，描写成人的男女，到现在为止，并不很喜欢。因此我在少女杂志上，画了许多画。那是因为心里想，读者的纯真以及对于画，对于美的理解力都较别的杂志的读者锐敏的缘故。”但到一九二五年，他为想脱离那时为止的境界往欧洲游学去了。印行的作品有《虹儿画谱》五辑，《我的画选》二本，《我的诗画集》一本，《梦迹》一本，这一篇，即出于画谱第二辑《悲凉的微笑》中。

 

    坦波林（Tambourine）是轮上蒙革，周围加上铃铛似的东西，可打可摇的乐器，在西班牙和南法，用于跳舞的节奏的。

 

    后来鲁迅又陆续译出了他的几首诗和散文诗，发表在朝花社编印的《蕗谷虹儿画选》（《艺苑朝华》第一期第二辑，1929年1月）一书中，他还为该书撰写了引言。鲁迅对于插图本的书一向具有浓厚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