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黎光：孜孜不倦地记录时代的变迁

    自1992年初来到深圳，杨黎光用26年的时间孜孜不倦地记录着我们这个改革时代的变迁，至今笔耕不辍，几乎每隔一二年就有大部头的作品问世，先后已出版了20多本著作。在今年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他又有一部思辨体长篇报告文学《危城再造——对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病”治理的思考》出版。

    杨黎光第一次到深圳是1986年，他对深圳最初的印象是“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给人一种激情澎湃的感觉”。1991年，当他再赴深圳采访时，被深圳朋友的邀请所打动，决定赴《深圳法制报》工作。

    此前，杨黎光在《法制文学选刊》编辑部任副主任，同时进行文学创作，此时已有两部长篇小说问世。他生活稳定，并未设想改变自己的生活。

    1992年的元月8日，他的家乡刚刚下了一场五十年不遇的大雪，当他从冰天雪地的老家辗转到深圳罗湖火车站下车时，发现马路边上竟然开着绚丽的扶桑花。

    那一年，在平均年龄只有26岁的深圳特区，38岁的杨黎光在报社从普通编辑做起，很快他做到了《深圳法制报》的副刊部主任、报社编委。就是在这时，他有了一个重要的改变，即觉得火热的特区，已经无法让他安静地伏案写小说了，利用工作之余，他开始转入以新闻与文学结合的报告文学创作。

    1994年初，杨黎光调到了深圳最大的报纸《深圳特区报》总编室工作，又是从夜班编辑做起。工作之余，他没有停止自己的创作。晚上夜班，白天采访写作。这时，他创作了轰动一时的长篇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王建业特大受贿案探微》。从那时开始一系列长篇报告文学问世：《打捞失落的岁月——死缓犯人曾莉华狱中自白》《美丽的泡影——一个经济畸人的悲剧》《伤心百合——一个好男人的真实故事》《梦醒魂不归——深圳“7·11“大案探微》等。其中《没有家园的灵魂——王建业特大受贿案探微》《生死一线——嫩江万名囚犯千里大营救》《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连获三届鲁迅文学奖，后其创作的长篇小说《园青坊老宅》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著名评论家贺绍俊认为，杨黎光是一位思想型作家，“他是以思想为钻头，对所书写的对象进行深入的钻探，开采出最有价值的思想金矿”。

    中华读书报：初到深圳时，您感受到怎样的变化？

    杨黎光：那种热火朝天的氛围使你有激情，与自己家乡的那种四平八稳，暮气沉沉形成强烈对比，让人的精神状态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其实初到深圳物质生活并没有多少提高，记得刚到报社，我拿了三个月的试用工资，每月只有380元，当时的待遇就是报社发了一辆自行车，分给了我6平米的一间房，是城中村出租屋中的一间没有空调的房间。半年后我妻子和女儿也来到深圳，仍然是这6平米，房间里只能放下两张床，报社一直没给解决。试用期满，工资才拿到了800元，直到后来我担任了副刊部主任、报社编委，工资才慢慢地有所提高。那时我女儿都上小学四年级了，一家人还是在6平方里，又离学校太远，后来无奈搬到朋友单位一间放杂物的仓库住了四年，直到分了新房。

    到了深圳，有一个特点，只要你努力，日子总是一天比一天好。这是个移民城市，不排外，很宽容。那时的深圳人，对明天都有着一个美好的期待。我也是。

    中华读书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与深圳有关的作品？

    杨黎光：我是1992年元月到的深圳，紧接着就是邓小平同志南巡。那时邓小平到深圳并没有见报，大家并不知道，印象深刻的是，那天我正在报社上班，接到一个读者电话，说邓小平到深圳国贸大厦了，我亲眼见到的。那时我还没有预感到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3月26日，《深圳特区报》率先发表了“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的报道，接着又是系列评论，集中阐述了邓小平南巡谈话的要点内容。这时，我已经感觉到那种热火朝天的改革，已经不能让我静下心来构思小说了。也是从那时开始，我开始了报告文学的写作，1993年以后开始写深圳。十几年后才写我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就是《园青坊老宅》。

    中华读书报：1994年，您的长篇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引起极大的轰动。今天您怎么看待这种轰动？

    杨黎光：核心的一点是，我是把贪污犯当普通人来写的。一开始只是为我当时所在工作的《深圳特区报》写连载，像新闻报道一样，每天一千多字。但是在发表过程中就停不下来了，因为轰动效益，广大读者参与进来了，每天都接到很多读者的电话，他们和我一起讨论，我又把这种讨论写在第二天的连载中，这样就更拉近了和读者的距离，这是一种报告文学创作中很少见的现象，因此一时洛阳纸贵，全国很多报纸开始转载。这样的写作坚持了很长时间，一直到跨年都停不下来，再到狱中去采访已经在服刑的当事人，接着又写续篇，所以它的轰动效益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中华读书报：此后您的报告文学创作不论题材还是风格都一直发生变化？

    杨黎光：我认为一切艺术创作最怕的就是不断地重复自己，我力求不断地改变。我的报告文学创作基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92年至1998年，基本是写人物的命运，《没有家园的灵魂》写的是一位官员，《打捞失落的岁月》写一位国企女老总，写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促使人的异化。这个阶段的创作特点和此前的小说训练有关，精心地讲故事，写人的命运，写人的情感。《伤心百合》是另一种风格，写的是深圳第一人民医院的一位病故的护士长和她的丈夫的情感故事。第二个阶段，从1998年到2008年，转入重点写大事件，1998年全国三江洪水发生后，我写了《生死一线》，2003年初春，我是在第一时间里投入到抗击“非典”一线的采访，写了短篇报告文学《守护生命》。接着，我又用了7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我的第一部思辨体长篇报告文学《瘟疫，人类的影子》，对刚刚过去的“非典”疫情的发生，进行了深度的反思。后来，我又写过汶川地震。第三个阶段是从2008年开始，一直到今天。那一年所有的中国人几乎都把注意力放在奥运会上，而忽视了一个节点，就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从那个时候，八年中，我完成了三部以“思辨”为特色，以“追寻中国的现代化脚印”为主旨的长篇报告文学。其中《大国商帮——承载近代中国转型之重的粤商群体》，追溯的是“一条线”，探索的是粤商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现实意义；《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脚印》，考察的是“一条路”，研究的是民国时期提出的“实业救国”之路的意义与成败；《横琴——对一个新三十年改革样本的五年观察与分析》，解析的是“一个岛”，分析的是改革向纵深发展后的试验点“自贸区”的创新与局限。这三部作品，被称为“追寻近代中国现代化脚印”三部曲。

    中华读书报：您的“思辨”体报告文学，都带有“宏大”的主题，以思想性见长。包括您最新创作的《危城再造——对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病”治理的思考》。

    杨黎光：最新完成的《危城再造》，记录的是“一个点”，核心是深圳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户区改造的原由和意义。深圳罗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出发地，而新中国这一轮改革开放又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发展，对于这一片土地的关照与省思，在今年的历史节点，有特别意义。

    深圳建市史还不到40年，如今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现代都市”。令人目眩神摇的“城市化”步伐，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城市发展的种种“外部性”问题，比如人口膨胀、畸型发展、环境污染、交通拥堵、违法搭建（在国外即是贫民区）、环境压力、卫生难题和安全威胁等等，并催生了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即所谓的“城市病”的产生。

    中华读书报：《危城再造》特别注明：为改革开放四十年而作。以亲历深圳的飞速发展，在写作中您有怎样的感受？

    杨黎光：刚来深圳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它充沛的青春气息，以及它堪称日新月异的迅猛发展，几乎每天它都会给我带来不同的变化与惊叹。我觉得深圳这座城市总是朝气蓬勃日新月异。

    但当我接触到罗湖“二线插花地”，并以此为契机，对进入更新计划的深圳各个小区、厂区进行观察时，我才发现，即使建成时间很短的城市，在时间演进的主宰下，它也很难逃避，类似于人类生老病死的生命形态的刻蚀与冲刷。

    作为深圳最早的建成区，罗湖自然正是这种城市生态的典型缩影，而“二线插花地”在这更是扮演了“缩影中的缩影”角色。年轻的深圳，也会有自己的生命节律，而且它是以一种加速度的节律，将其他地方现代城市两三百年的时光，在自己的身上迅速演化，但历史也是公平的，在快速生长的同时，也快速地将生老病死的生命节律，堆放在深圳身上。

    中华读书报：《中山路》获第四届“徐迟报告文学奖”，《横琴》获《中国作家》第九届“鄂尔多斯文学奖”大奖，《大国商帮》获得广东省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图书类优秀作品奖。对于大题材的书写，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杨黎光：大题材的创作，首先就是思想，你首先要想明白，你的主旨是什么？你讨论批判的是什么？你站在历史的哪一个高度上。所以才叫“思辨”。它和你所写的以事件、人物为主不同，它的核心是思想。这一点，很重要，也不容易。没有境界写不出好的作品，尤其是作品的思想和品质。为此，有时候我牺牲了故事的曲折和人物的精雕细琢，这一点是个遗憾。如果我还要继续写下去的话，要改变。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报告文学的“虚构”？

    杨黎光：我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坚守不虚构的底线，但可充分运用小说的细腻笔意，让读者有阅读的欲望。比如说，报告文学能不能写心理活动？能写。在我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有充分的主人翁心理活动描写，你可以精心观察细节，利用旁人的叙述，让心理活动描写建立在真实的细节之上，报告文学也可以写出很好的可信度很高的心理活动。我通过大量细节和旁人佐证，描写了人物心理活动，没有人说我的报告文学不真实。报告文学创作，所有笔法技巧都能用，但就是不能虚构事实。

    中华读书报：能否谈谈您对深圳的感情？您的作品中，书写深圳的占多大比例？

    杨黎光：深圳给了我机遇，我对深圳充满了感情。在二十多年里，用我全部的精力回报深圳记录深圳。早先深圳人最不愿意别人说它是“文化沙漠”，一大批文化人为深圳的文化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是一代一代根续不断。深圳这个城市很实际，重经济，重实利，给人机会。但直到今天我也不认为这里就是“文化绿洲”。在深圳有个“人才公园”，很大，很“豪华”，但我没去过。听说里面矗立着30位深圳杰出人物的星光柱，没有一位是文化人。深圳有个“文化艺术专家联谊会”，里面全是深圳一流的文化艺术专家，他们对此耿耿于怀。我觉得，这一方面反映了深圳这座城市一直重经济型人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深圳还不是“文化绿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