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一光：我对我的移居地有着强烈好奇

    2008年，邓一光来到深圳，并非计划中的选择。他原想去海南或珠海，因为朋友劝告，还有孩子的意见，最终落在深圳。海洋性气候，空气干净，植被比人多，这是他选择的标准。

    早年做记者时，文学是邓一光与现实间离的一种手段。他曾经是报社最好的记者，获过全国新闻奖，主持创办过新报纸，包揽了报社几乎所有社论。可是夜幕降临，他写下的小说却完全不关照现实，“作为一种存在，现实指涉非常苍白，是一种倒着成立的文学思维。那以后进入历史写作，身处的世界完全不见了。”邓一光说，到深圳后，现实成了严肃的生存环境，他需要重新确立与它的关系，需要面对现实。

    他开始写个人的“城市”，建立“我的城市史”。

    年轻时写过都市题材，当中年以后易地写作的都市题材，有何不同？邓一光说，青年时期有太多按捺不住的念头，行动力强，急匆匆的，自己和自己纠结不休。中年以后易地生活，满眼陌生，行动力丧失，反而给了自己抽身观察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可能。

    十年间，邓一光创作、发表深圳题材中短篇小说四十余篇。“它们持续不断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陪伴我度过了十年，让我觉得生活始终在变化着，有无穷无尽的迷，有意义。”

    中华读书报：深圳也有代表性的城市文学样本，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你不可改变我》《深圳，我多么想把你叫作深渊》——您如何评价这些三十年前的作家和诗人留下的文学样本？

    邓一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一个思想涌动的年代，你提到的那些作家诗人他们都很年轻，恰好生活在一个靠着不顾一切突破禁忌挤出一条未卜道路的年轻城市里，个人生命因为前所未有的改变而别开生面，精神冲突远比尚处思想启蒙的内地同行激烈。不久前，我去银湖看望陈国凯先生的夫人纵姨，她谈到那个年代。陈国凯先生的《我应该怎么办》获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正在创作长篇《大风起兮》，当时是《特区文学》主编，旗下聚合着一批思想非常活跃的青年作家和诗人。无论过去文学成就怎样，这些青年作家诗人都在历史变革的第一现场，不但快速完成了现代性思想启蒙，而且亲历着西方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汹汹来袭，面对当代文学最早的现代性焦虑和人类价值思考，争论的全是人类终极问题，所以，早在内地伤痕文学余热犹在、寻根文学炙手可热，多数人尚不知道现代化为何物时，他们就在书写现代性之于时代和个人的困境和突破意义，是最早在精神上，而非仅仅在文本实验上的先锋派。那是一个流星划过天际的时刻，可惜，他们存在的时间太短，文学史来不及理解和研究他们，连同你说的代表性文学样本，而他们曾经生活过的那座城市，也很快把他们遗忘了。裴亚红在《民治·新城市文学》当主编时，我建议她设立一个“经典再现”专栏，重刊这些作家诗人三十年前的作品。她真这么干了。朱铁军和费新乾接手《特区文学》后，我也给他们提了重新梳理深圳建市初期文学文本的建议。我觉得他们是这座城市孤独的思想之光，应该被人们认识。

    中华读书报：曾经有过深圳写作经验的作家诗人，刘西鸿去了法国，梁大平去了澳洲，谭甫成、石涛等人先后离开，徐敬亚改行做了农庄设计师……您如何看待深圳文学的这种现状？

    邓一光：深圳建市时，原住民人口，包括非土著33万，现在常住居民超过两千万，没有任何一座内地城市比它更具有典型的移民城市特质。这座城市有个著名口号，叫“来了就是深圳人”，这是一个善意的愿望，你可以把它看作好客者的邀请。实际上，人们不是来了就能定居，成为每个家族在这座城市的开埠祖先。“深圳人”的成本很高，付不起高成本，创业失败，经不住生存挤压，或者别的地方有什么更吸引自己的地方，来了又走的人远远不止两千万，暂时留下的大多数也仍然是“外来人员”，有过深圳经验的多数人最终无法成为深圳人，包括作家和诗人，这种情况，恐怕在具有某种切合人们心魔的地方都一样。

    我和深圳新时期之后每个阶段的作家诗人都有接触，唯有你提到的这批作家没有过接触，因为他们大多离开了，或者隐居在某个无人知晓的地方。徐敬亚因为编一套诗歌丛书，我们接触过。王小妮和吕贵品在一个摄影展上见过一面。仅此而已。让我略为不解的是，除了你提到的这些作家，燃情岁月时代结束后，还有不少作家在成名之后选择离开这座城市，在青春消逝后与这座城市渐行渐远，多数人再没有连续写作，这和我知道的内地城市不一样。也有走了又回来的。前段时间，一个文学平台推出两位作家，他们在离开一段时间后又回来了，从媒体报道看，他们基本是在忆旧，分享过去的城市经验和感慨。实际上，他们不知道，这座城市不接受忆旧，甚至忌讳谈到近在咫尺的前史，而是希望人们立足当下，放眼未来。

    主体存在是作家找到并呈现自己价值的前提，如果没有找到，呈现不了或呈现得不被关注，离开就很正常了，这个离开包括居住地，也包括书写经验。我被这件事情困惑住，直到前两年，在内地朋友家见到一位当年在深圳生活过的作家，他告诉我，深圳使他蜕变，它的经历难以替代。我问，经历不是用来接续和覆盖的吗，为什么要替代？他不愿往下谈，一副“看月不妨人去尽”的疏离，倒是热闹地说了一些隔着深圳河的香港文人的轶事，和我知道的大相径庭。今年结束长篇后，想起这件事，我有点放不下，写了两个短篇，写来了和走了的人，他们与这座城市，与曾经来过又走了的父辈命运纠缠不休的关系。我有一种直觉，这座城市上空漂荡着一些和命运纠缠不休因此不肯去三千大界歇息的灵魂，光阴如梭，它们老了，没人在意，也许有一天，我会为它们写一部书，和它们聊聊。

    中华读书报：您陆续推出“深圳人系列小说”，主编“深圳短小说8大家”文丛、“深圳新城市文学理论”文丛、主持策划“深圳新锐文学（12+1）”文库等，如此大规模大阵势地推介深圳，您觉得有怎样的意义和价值？

    邓一光：深圳以开放著称，经济、商贸、金融、科技、教育乃至地方法行业的外向型特征非常明显，与之比肩的内地城市不多。可是，除了上星台，深圳传统文化传媒南不下新界，北不上广州，基本不出东江地区。官方说深圳有五万十万写作者，我到深圳后，却只在国内一线刊物上偶尔看到那么三两个。外界熟知的“打工文学”，有不少代表性作家和诗人，多数在他人命名与个人风格的困惑中苦恼着。数量最大的是栖身商业文创平台的写作者，他们路数多样，类型多元，海量创作，大量推文推案，快速变现，非常活跃，社会影响也大。深圳有中国数量最多的讲堂，连街道都设长期讲座，特别热衷于请各地学者专家名流来讲课，有朋友几乎每个月飞深圳，活动季隔几天就来，反而是，那些花大力气从国外和内地引进的中青年学者，来了就锁进大学校园和研究所，鲜少发声，这不正常。出于这些原因，我编了几套书，就一个目的，在地发声，自我呈现，个人样本，成系列推出。只是，这种事耗精力时间，做不到持续。杨争光现在开始编书，他比我强，是工作室性质，有丛书计划，成体系的，我希望他能够坚持下去。

    中华读书报：能谈谈您到深圳十年的感受吗？对于深圳，您有怎样的感情？

    邓一光：迁居生活都一样，生活环境变了，会有全新的体验。最初几年生存压力比较大，得把家人安顿好，花了很长时间，这两年慢慢从容了。我对我的移居地一直有着强烈的好奇，可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经验和情结的人，谈不上对一个地方有血缘和谱系上的情感，也许现实生活会逐渐加深我与这座城市的岁月联系，但我更依赖写作帮助我建立某种个人化的地域情感。

    中华读书报：您笔下的城市，既残酷又温暖，尤其是情感描写，细腻真实地表达了都市人脆弱不堪的情感。您书写深圳的素材一般来自哪里？

    邓一光：基本来自个人生活。比如《离市民中心二百米》，是我刚到深圳租房时的感受，想租而没租成的房子，变成了故事里的场景。《深圳河里有没有鱼》，写我一个没完成的计划。《深圳在北纬22°27′～22°52′》，写我一个梦。有一段时间，我睡眠严重不好，老是凌晨出门看星星，看着看着就写了《要橘子还是梅林》。有一次，我和儿子在梅林教堂过马路，马路中间躺着一条被车辗过的流浪狗，我儿子特别受打击，过不去，有点崩溃，那一年我做了两件事，为被辗过和没辗过的流浪狗们写了《如何走进欢乐谷》，做了一个流浪猫狗收容中心的提案。我去一所学校，见到一群合唱团孩子，以后写了《你可以让百合生长》。《坐着坐着天就黑了》是写给我的工作室的，我在B栋3A借住了两年，离开时，突然挺感谢它，想给它写篇东西，就写了。《香蜜湖漏了》是和一些作家在香蜜湖吃饭，他们的移民经历比我早，饭局上交流时全是曾经的历史，我心里一动，说要写这顿饭局，第二天就写了。不过，这些小说的内容，和真实发生的事情基本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你说了，是素材，它就是素材。

    中华读书报：在中短篇写作上，您有何独特的经验？

    邓一光：经验是用来更迭和超越的，持续不断的好奇比经验更重要。

    中华读书报：关于深圳题材，《你可以让百合生长》《深圳蓝》《深圳在北纬22°27′～22°52′》《亲爱的，我们去北大》《出梅林关》等都翻译成英语、德语等语种。《我是太阳》版权也有输出。作品走出去的过程，是被动地接受还是有主动出击的状况？这些作品的输出，使得深圳文学走向世界。您觉得呢？

    邓一光：我是海底附着物，没有流线型身体，没有鳍和漏斗型口腔，没有纤毛和鞭毛，没有主动迁徒的能力。版权输出由发表刊物或出版社方面代理，通知我用哪篇，我就写个授权。

    我的写作不代表深圳文学，只代表我。

    深圳有一流翻译家，翻译外文版经典作品，本地作家版权输出的情况却很差。盛可以大概是唯一例外，有美洲和欧洲的讲学邀请，作品在法兰克福书展和纽约书展上有正式推广，《北妹》是企鹅出版，亚马逊有上架保证，印数应该不错。其他作家基本是少量语种译介，包括我在内，一本书印几百册千把册，谈不上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