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博士”卢作孚

    卢作孚出身贫寒，没有任何财产可以继承，也没有任何特权可以凭依，却以59岁的一生，在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大领域取得了不朽业绩。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是，他一生都勤奋学习，勇于实践，从而在很年轻的时候便选定了奋斗目标和道路，并且从不放弃，从不偏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卢作孚有兄弟妹六个，他排行第二，自幼得长兄卢志林影响和辅导。七岁时他与长兄一起进入合川县北门外李家私塾读书，进步迅速。兄弟两人都描摩颜真卿、柳公权书法，后来偏重柳体。八岁时与长兄进入合川县瑞山书院学习，对学习环境百般珍惜，对各门功课均感兴趣。小学毕业时，除成绩全优外，还自学完初中的代数、平面几何以及相当于高中水平的国文读物。除国文、数学外，卢作孚对自然史地等课程都同样喜欢。求知欲驱使他迷恋阅读，手不释卷。每天鸡鸣即起，到城门口等待天亮开门上学时，借着煤气路灯的微弱灯光也看书。他不仅书读得活，也用得好，从不生搬硬套。他最喜欢数学，常说做事也要像做数学题，困难的事就是数学的“难题”。要像做数学难题那样去解决困难，主要是理出头绪，排列组合，抓住要点，各个击破。抗战中，卢作孚在指挥宜昌大撤退以及担任首位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解决前线后方粮荒时，都显示了数学方面的才华。

    卢作孚爱国思想的启蒙，也是在瑞山小学时期培育出来的。小学浅显历史课的近代篇章给了他难忘的印象。世纪交替前后合川县有位知名人士、晚清举人张石亲，当时兼任合川县立中学国文“客座”教师，偶尔也到瑞山小学高级班讲课。他发现卢作孚秉性聪慧，学习勤奋，便额外为他作特别辅导。后来卢作孚古文造诣之高，对韩愈、柳宗元文章研习之深，多系受到张石亲的影响。张先生还邀请他参加编写县志，并曾要卢作孚给他写墓志铭。卢作孚没有辜负张石亲先生的嘱托，先生晚年在北平逝世后，卢作孚亲自安排将其灵柩运回合川隆重安葬。

    卢作孚小学毕业时，张石亲先生与合川县立中学校长及瑞山小学校长,都鼓励他升县中继续学习，卢作孚婉谢了他们的好意。他自行决定不升学的原因，一是考虑家庭经济拮据，那时长兄为了帮助父亲养家糊口，也随父亲挑卖麻布。他不愿给父兄再增加负担。另一个原因则是初级中学的课程实在不能满足他旺盛的求知欲。

    卢作孚15岁时独自一人步行去成都，寄宿在合川会馆。先在成都特有的庭院式补习学校学了两个月，后感觉补习进度太慢，决定改为自学。在此期间他充分运用了小学时代积累的学习方法，从旧书店买了一些教科书，又通过会馆的介绍去图书馆借到一些参考书。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他还自己办补习班教学生，也能教学相长。卢作孚想自学高中乃至大学一、二年级的数学，但当时尚无高等数学的中译本发售，他需要学习英文。短时间参加英文补习班学得基本知识后，他仍采用自学方式，直至达到顺利学好数学的目的。

    在教书兼自学的三数年间，他也积极关心时事政治，关心同盟会的革命活动。由于间或写稿投稿，报章多加刊载，引起报社主编和同盟会主要成员的注意。他们按撰稿人地址找到了卢作孚，从而建立了联系。不久卢作孚也加入了同盟会，并很快成为四川分会和保路同志会的骨干分子。那是1910年至1911年间的事，卢作孚才十七八岁。

    在学以致用方面，卢作孚也是十分成功的。正因为学用结合好，他的著作、演讲无不形象生动，深入浅出，且案例繁多。1914年卢作孚21岁时，在重庆中西书局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应用数题新解》，署名卢思，这是卢作孚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著作。

    原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应邀到民生公司演讲时说：“在中国社会事业中，最使人钦佩者莫过于民生公司。贵公司创办人卢作孚先生在几年前到南京时，个人曾请其到中大讲演。卢先生当时笑语：‘我怎么能在大学讲演，我仅仅是个被人称为小学博士的人！’我却介绍卢先生是个奇人。”

    卢作孚17岁左右就开始接触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近代西方名著，以及孙中山的民主学说。21岁时他从友人处借了20元钱，从重庆乘蜀通轮到了上海，在上海住了一年多。当时的上海在全国领风气之先，各种中英文版的进步书籍蜂拥而入。没有钱买书，他就到图书馆借阅，到书店看书，商务印书馆是他常去之地。书店经理人黄警顽很快认识了他，并将他介绍给了黄炎培先生。从此，卢作孚与黄炎培建立了长达数十年的深厚友谊。

    深厚的知识积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令卢作孚如雄鹰展翅，在事业和思想上突飞猛进。他从22岁到31岁，接连发表了多篇探寻富民强国目标、道路和方法的文章，如《各省教育厅之设立》（1916年）、《四川人的大梦其醒》（1930年）、《乡村建设》（1930年）、《从四个运动做到中国统一》（1934年）、《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1934年）、《社会生活与集团生活》（1934年）、《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1934年）等。他认为：“内忧外患是两个问题，却只须一个方法去解决它。这一个方法就是将整个中国现代化。”“根据世界的最高纪录作为目标，根据国内的目前状况作为出发点”，以产业、交通、文化、国防“这四个现代化的运动”，“使全国统一于一个公共信仰之下，这是最可靠的统一全国的方法。”

    卢作孚从抗日战争前夕开始，为了解美国、了解西方，直接掌握国际政治经济的第一手资料，再次不中断地开始了英文学习。他请旅居重庆的加拿大朋友教他基础课程，由浅入深切实理解。抗战开始后虽工作更忙，他仍坚持学习，包括在飞机上和晚间在家里，可以说是雷打不动。

    卢作孚一生重视教育，认为“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1948年，他在《如何改革小学教育》一文中写道：“自己现在是办实业的，但实际上是一个办教育的，几乎前半生的时间，都花在办教育上，而现在所办的实业，也等于是在办教育……”他本人曾教过小学、中学，创办过小学、中学，还把民生公司和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现代化乡村建设试验区办成了社会大学。五十多岁时，他到重庆大学商学院任客座教授，讲授自己撰写的《工商管理》，大教室挤满专业内外的学生和老师，连窗外通道都站立了不少院外听众，知道的都认为是奇迹。其实这是他一辈子不倦自学和不断实践得来的。奇就奇在他在百忙中也不忘顽强自学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