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访谈的价值

    在中国当前的文化生态及公众的精神生活中，学术访谈是一种特别值得给以提出并加以强调的文体。

    学术访谈是一种学术文体，也是一种新闻文体，学术性与当下性是这种文体的基本属性，用学术性来支持对当下学界或公众所普遍感到困惑的社会问题的深层解说，是学术访谈的功能与效用，被访者是对所谈及问题领域的权威学者，形成了访谈的权威性并因了这种权威性而构成了对所谈问题解说的公信力。对所访谈的问题的当下性的时间性，则使这一访谈，在时间的流动中，成为了历史长河的一部分，使其具有了史料性，并由于时间维度的引入，在现实空间的四维存在中，使这一访谈虽然已时过境迁，但仍不失其现实性的存在。

    安裴智的《多面折射的文化光影》就是这样的一个实例，这样的一部学术访谈文集。文集采访了三十位学者与作家，涉及文学、艺术学、美学等领域，时间跨度从1995年到2015年。

    对1995年到2015年间人文界热点问题的敏锐对应，是这部文集的一个显著特点。譬如关于救亡压倒启蒙的争论，关于文学主体性的争论；红楼梦热、张爱玲热、韩流热、国学热、名著改编热、狼文化热等等；对俄苏文学、“80后”作家群体、深圳青年作家群、海马工作室等等的及时评价；对贾平凹、莫言、王安忆、池莉等著名作家的尖锐指责等等。这些访谈，在当时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现实作用，又给了1995到2015这二十年间中国的人文界留下了时代的印痕，让后人得以以此一窥这二十年中国人文形态，一窥这二十年中国人文界的历史进程。譬如，“红学”是中国热门的国学之一，周汝昌先生是国内研究“红学”的权威学者，正是通过对周汝昌先生的访谈，让国人得以明了“红学”的价值之所在，也让今天的我们看到了其时中国“红学”研究的进展状况。再譬如，深圳作为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的特区，自有可以与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作为经济文化中心的上海相对话的前沿性先锋性，而正是就深圳青年作家群在对李敬泽的访谈中，李敬泽提出深圳青年作家群的出现，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地图，从而对深圳青年作家群作了充分的定位与肯定，并在现实中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作这样的访谈，需要访谈者有着比较广阔的学术视野，对人文学界的热点问题有着良好的敏锐感受，同时，又有着一定的学术水准，且还需要花费大量精力作充分的案头准备工作。如此，才能对所需要访谈的问题有着准确的判断，才能选准访谈的对象，也才能在访谈中，有能力不断地引伸问题，形成对话。作这样的访谈，还需要着访谈者对访谈对象充分的尊重，不以自己的观点对所访谈对象的观点作任意的压缩以为历史存真，让后人得以看到其时学界各种不同的主要观点及争论所在。譬如，就我所知，安裴智在救亡压倒启蒙、文学的主体性等方面的观点、见解与被访者王朝闻先生就有着极大的分歧，但这并不影响他在访谈中对王朝闻先生意见的充分表达，且王朝闻先生的观点作为一方代表，自有其历史价值之所在。

    如是，这样的学术访谈，就有了极高的学术含量文化含量，有了较强的现实作用与历史意义。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学术访谈这样的一种学术文体形式的现实意义。近些年来，学术论文有越写越艰涩晦奥的趋势，一个并不复杂的问题，用各种概念绕来绕去，这其中体现的是言说者主体的缺失，是概念成为了外在的言说者。学术访谈，直接针对问题发言，言说主体鲜明，言说明白如话。不是说，学术论文也要写得浅显易懂，但学术访谈主体性的“在场”，学术访谈的文风，对校正目下学术论文写作艰涩晦奥的弊端，我以为不无益处。我还特别希望着，有更多的学术访谈，让学术研究走出象牙之塔，将学术界的成果，传播于公众之中，用学术解说，解公众精神之困惑。中国学界一向注重书上作书，对学问的实际应用性多有看轻，而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商业时代经济时代，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大众文化时代，注重学术的应用性，用学术性提升大众文化大众精神，我以为是今天时代的题中应有之义，且颇急迫。

    裴智是从报社转入高校任教的，我以为这其中有着他独有的优势，且对变革高校的人文教学，有着积极的意义与作用。这本学术访谈集，证实了裴智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学术能力，他在访谈中所涉及的问题，是那二十年间中国人文学界的重要问题，受访者又多是该问题领域的领军人物，其所表达的观点，是那一时代一方一派的代表性观点，如果裴智用文笔优美的学术随笔的文体，结合这些问题，结合这些受访者及其所表达的观点，系统地说明或阐释一下其时的人文语境，并对这些问题，对这些受访者及其观点，作出自己的评析，我想，那一定是一本非常受到公众欢迎的有相当学术含量的学术著作，且这类学术著作，也会给我们现在比较沉闷的学术著作的出版、接收现状，吹来一股清新之风。我衷心地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