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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罗列大概的框架，具体地仔细审核每一篇文章的具体位置，统一全书的体例，给每一篇文章做出脚注，说明发表时间、刊物，以及收入文集时所做的调整，包括为了避免重复所做的删除等等，达到齐清定的交稿要求，有许多具体的工作要做。
2014年3月，在当时的总编辑贺耀敏的建议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启动了《罗国杰文集》项目。当时老师已在病中，无力对自己著作进行编排整理。我是老师的学生，又是这套书的策划编辑，为了推动项目的进展，我决定先帮老师把所有已经发表的文字搜集起来。
好在2000年时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老师的文集，那部文集是按时间顺序编排，包含了经老师审定的从1980年到2000年的重要文章。1980年以前的文章老师曾经发给过我，而2000年以后的文章基本都可以在网上找到，我请老师的博士生严春红帮忙下载；老师当时的学术助手张溢木也把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罗国杰自选集》的目录发给了我，供我参考；我又把老师散见在各书中的序言等内容进行了搜集。这样，我就汇集了老师已经出版的个人专著和各类文章500多万字。
文字收齐以后，我便向老师汇报了文字的收集情况，希望尽快把全部的文字转给负责编辑文集的老师，以便尽快开展工作。让我没想到的是，师母张静贤老师说，她和罗老师希望由我来编。她说其他老师都各有繁重的工作，我已经做了老师书稿的搜集工作，而且也是这部书的策划编辑，我来编会顺手一些。
如何编文集往往体现了编者对作者学术思想的理解程度，我觉得自己学养不够，就向张老师建议请资历和水平都更高的老师来编，或者由人大伦理学基地来牵头负责此事，张老师鼓励我说，就你来编吧，这也是罗老师的意思。罗老师因为在病中说话有些含混不清，但精神状态还很好，张老师“翻译”罗老师的话告诉我，让我放心编，而且明确告诉我，有不明白的问题去向哪位老师请教。于是，我便接下了这个任务。但我却再也没有机会当面跟老师说：“老师，文集我编完了，出版了。”
2014年7月，我将文集分卷的大体初稿交给张老师，同时也给同门的几位老师发邮件征求意见。张老师考虑到罗老师的身体状况，希望尽快进入文集的编排工作，她建议就按现有的分卷尽快将罗老师的文章排定。
老师的文字共有500多万字，累计有356篇，其中有些文章又有重复。这些文字按大类分完后又要分细类，要给每一个细类拟定标题。有的文章往往是既可以放在这个标题下，又可以放在另一个标题下，颇费斟酌。同一标题下的文章要标记发表时间，按时间来排序。同时也要考虑到每一卷的篇幅，初排完成后也会因为篇幅问题进行调整。而文章一旦从一个标题下调整到另一个标题下，又需要按时间顺序来重排。
从罗列大概的框架，具体地仔细审核每一篇文章的具体位置，统一全书的体例，给每一篇文章做出脚注，说明发表时间、刊物，以及收入文集时所做的调整，包括为了避免重复所做的删除等等，达到齐清定的交稿要求，有许多具体的工作要做。那一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中心承担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百卷本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必须在年底前结项，所以我只能白天上班的时间做出版社的工作，晚上回家编定老师的文集。内心焦虑不已，只能心中祈愿，老师能够长寿。
文集中的文字除了第六卷外在老师在世时全部都公开发表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文集的第六卷，这部自述在老师生前并未出版。早在2010年6月，老师跟我说，他撰写了生平自述，只是一个初稿，让我帮他看一看，暂时不要外传，他也暂时不想出版。2010年8月7日，我将书稿看完，给罗老师发了邮件，邮件中说：“罗老师：您好！我看了您的自传很受教育，为人，为学，都值得我们学习，而且从您的自传中也了解了我们新中国伦理学的发展脉络。我改了两遍，第一遍主要是修改了错别字和个别病句，也有一些增删。第二遍主要是调整了顺序，修改了标题，个别篇幅长的又增加了一些小标题。我在调整顺序时主要有两个原则，一是以时间先后排序，二是同类事件相对集中。我觉得需要补充的内容都加了批注。等您改完，如果还需要我再看的话，我再改一遍。”
2011年8月29日，罗老师告诉我，他又将自述改了一遍，发我一份。后来，我就在老师发给我的文件的基础上再次进行了通读，这次通读我又改正了以前漏改的错字，待核实的内容作了标注，为了方便阅读，我将书稿分成十个部分并拟定了标题。在通读的同时我也发现，老师发文件时发错了，他发给我的仍旧是第一稿，而不是修改稿。因为老师后来一直在病中，书稿也没有到出版的阶段，我便没有再催问此事。
2015年3月8日晚上十点多，我忽然隐约记起，老师说过，他也曾把稿子发给当时的学术助手姚郁卉看过。当晚我就给郁卉发短信，郁卉晚上十一点给我回复：“我明天到单位的电脑里找到后发给你。晚安。”
3月9日上午我在开会，打开邮箱时已经是上午十点多，郁卉在邮件中写道：“师姐：你好！附件中的自述是我找到的最终的稿件，请查收。今早罗老师走了，祝罗老师一路走好！”
郁卉发给我的这部稿子正是老师在2010年8月7日我发给他的稿子的基础上修改的，当时所做的个别批注老师还没有删去，我对个别文字的修改、顺序的调整、小标题的添加老师都认可了，我认为需要增加的内容老师也做了补充。或许是冥冥之中老师指引我找到老师自述的最后版本。
3月9日当晚，我就连夜以这个稿子为底本，把我后来所做的修改，誊到这个老师最后修改的版本上。由于出版流程的限制，这部书无法很快以正式出版物的形式与读者见面，我就和师母张老师商量，要不要在老师的遗体告别仪式之前以内部版本的形式少量印行，以告慰罗老师的英灵。张老师建议少印几本留存，是一个见证。因此，老师的自述便在当时出了一个内部版。
2015年底，六卷本全集编辑完成，我请美编在封面上设计了老师最喜欢的兰花，出版了文集的六卷精装套装。如今，文集的单行本也在老师去世三周年之际出版。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单行本还弥补了套装本的一个失误。套装出版后，我又认真地通读老师的文章，我突然发现，应该作为附录收到第四卷的几篇文章竟然没有收入。我请负责的文编找到我交给她的原稿，原稿中确实有这几篇文章，但文编以为这几篇文章已经加到清样中了，所以没有补录这几篇文章。好在单行本出版前，我发现了这个问题，没有留下永远的遗憾。但遗憾的是，老师在自述中一一列举了他大量未完成的工作，还有相当数量的未刊稿，这些未刊稿仍然没有收入文集当中。
其实，从我正式接手文集的编选工作，到老师逝去，有八九个月的时间，如果我能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全力以赴地编辑老师的文集，同时协调出版社的编辑力量，抓紧编辑加工，文集是能够在老师生前出版的，这正是我感到对老师非常歉疚的原因。但如果那一年我们不完成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就会影响到出版社下一年度其他部门申报出版基金的资格。我在无限的纠结中做出了先完成国家项目的选择，但却愧对了自己的老师。可以告慰老师的是，我们完成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项目在总局的考评中获得了95分的好成绩，为出版社赢得了奖励。
如今，六卷本文集精装本、平装本均已出齐，我多么希望时光能够倒流，让我回到三年前，能够对老师说：“老师，您交给我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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