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国的首次“葬礼外交”

    葬礼外交是一种特殊的外交形式，指国家或政府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死亡事件举行葬礼而引发和促成的一系列外交互动。晚清中国的首次“葬礼外交”随着王之春《使俄草》的出版（收入《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2016年12月版）揭开了这一鲜为人知的历史一幕。

    王之春（1842～1906），湖南清泉（今衡南县泉溪狮子坪）人，为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的七世孙。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先后任李鸿章、彭玉麟之部属，率军驻防北塘海口及江苏镇江。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之后，他受两江总督沈葆桢派遣赴东瀛探访日情，于1879年在日本游探近一月，以所见所感书为《谈瀛录》。1879年，王之春根据清代顺治至同治年间中外交涉的有关材料辑录成《清朝柔远记》一书，以为谈时务者之资。1891年，他署理广东布政使期间，曾代生病的广东巡抚刘瑞芬接待来华旅行的俄国世子尼古拉二世。因以上经历，他在光绪二十年（1894）以头品顶戴、湖北布政使的身份，作为唁贺专使被派出使俄国，一面吊唁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逝世，一面庆贺尼古拉二世加冕。《使俄草》即记此行经历，起自光绪二十年十月十六日奉旨派充专使赴俄，终于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七日因枪伤奉旨赏假一月。

    日记的内容大体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卷一至卷四，从光绪二十年十月十六日至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启程离开俄国，记作为唁、贺专使赴俄经历。

    此时正是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王之春此行负有特殊使命。这从行前光绪帝召见王之春的问答中可看出端倪。光绪帝于十月十八日召见王之春时说：“甲申（1885）年间，朝鲜巨文一岛，英人曾泊兵船于其地。俄人恐其占据，屡来问讯，嗣诘英人，英人以恐为俄占具覆。俄遂与中国定约，日后俄人断不占夺朝鲜地土。今倭人乃无故召衅，占据朝鲜全境，俄人岂得视若无睹？”利用俄、日矛盾，寄希望于俄国对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占据朝鲜全境”施加压力，这正是此行目的所在。

    巨文岛事件的解决是晚清政府利用外交斡旋手段处理大国矛盾的成功特例。巨文岛地处朝鲜半岛南部海域，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1885年4月，英军占领巨文岛，后在俄、中、日各方压力下，最终以俄国不侵占朝鲜领土和英军撤出巨文岛为结束。王之春从总理衙门查阅巨文岛一案，及“与英俄往还各卷，逐一翻阅所有要件”，对完成出使使命信心十足。

    十一月初一日，王之春出都。五日到天津，晋谒李鸿章，咨询朝鲜巨文岛事甚详。六日闻金州、旅顺相继失守。

    十二月初十日从上海坐船启程，经香港、新加坡、印度洋，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二到达亚丁，接到驻俄公使许景澄一函，“云西例，凡特使皆以头等公使相待。平素入国境，必以护照为凭。特使则由俄主饬边境官照料，至国都，即备赁大客店为宾馆，亦西例也。西例，客店靡丽逾于王宫。”二十一日，到达俄国边境，俄派官员迎候。次日到达圣彼得堡。二十四日即获尼古拉二世接见。

    尼古拉二世说：“我见贵大臣甚为欢悦，前在广东游历，曾蒙接待，款洽至极。现在中日两国快要停戈讲和，闻贵国今派李鸿章赴东洋相商一切，果否？”

    王之春答道：“是。中日战事，昨蒙大皇帝劝释，敝国实深感谢，尚恳大皇帝主持劝释，俾两国仍臻和好。”

    尼古拉二世表示：“凡事以和为贵，贵国与敝国邦交二百馀年，又承远来，自无不竭力相助之理。烦代为致意贵国大皇帝。”

    二月初八日，王之春一行与驻俄公使许景澄同赴俄皇陵寝敬献花圈，吊唁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余率参赞至垅前行三鞠躬礼，其礼官则屈一足于椁右，以手指画心作十字势，礼毕退出”。花圈是“雕银花圈，大可三人合抱。费卢布二千馀金”。

    王之春此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葬礼外交”——通过派出“专使”悼念俄皇进行外交活动。作者对于自己的使命有清醒的认识，在书前的《凡例》中三次提到“专使”，并说“专使唁、贺，系属创举”，前所未有。俄国对此也不可谓不重视，派出专人到边境迎接，安排乘坐御用火车，给王之春颁赠“头等宝星”，派画家给王之春一行画像——这都是驻俄使节从未享受的殊荣。但是外交使命，却被尼古拉二世“凡事以和为贵，贵国与敝国邦交二百馀年，又承远来，自无不竭力相助之理。烦代为致意贵国大皇帝”轻飘飘的一句话就打发了。

    第二部分为卷五至卷七，起自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至德、俄交界处，止于四月二十九日派人赴马赛买船票准备回国。主要记在英、法的外交活动。为何在完成赴俄使命后还在英、法耽延二个多月之久，是因他积极展开秘密外交活动，试图挽救甲午战争的败局。为此他一方面与驻英参赞宋育仁密切联络，另一方面试图再次聘请英国军官、前北洋水师提督琅威理来中国。此方案得到南洋大臣张之洞的支持，但因遭到驻英公使龚照瑗与李鸿章等主和派的反对而流产。

    这部分最有价值的记载是对甲午战败的分析。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二节录了法国《覃排报》论中日战事一则，说日本“整军经武”，中国则“漠然不动”，“墨守旧章”，“不知远虑，武备阙如，遂于目前战事铸成大错”，“故中国守旧之意一日不破，即一日不强，四十年来已受多少欺侮，而竟全未领会，殆以为人民繁盛，心中一动念而可压敌人，一举指而可掩敌人欤？夫论民数之多，中国洵足集兵无数，而军皆乌合，不任辛劳，不知悍御，盖缘其国上上下下皆不以武事关怀故也”。作者认为“以上所论，虽未必悉是，然中国止知守旧，不修武备，实为切中肯綮，故为删润存之”。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的日记，作者慨叹我国海军无人才：“越南之役（指1884年的中法战争），上下皆知非创立海军不足以出奇制胜，十年来，添置巨舰，建设船坞，只以运用无人，不能争雄于海上，徒使拘守门户，坐困穷岛。方伯谦既败律于前，刘步蟾复失算于后，事机之失，噬脐已晚。是非船炮之不坚利于倭人，实则管带、驾驶之无其人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思了甲午战败的原因。

    四月十六日记载，前日法国报纸报道，在中日和局未定时，法国饬令带时斯、反克斯、西扇尔、须扇四艘军舰“装足三个月煤粮，准备起程前赴东方，勒令日本不得侵占中国地面，嗣闻中国已经画押，又有倭人至法阴阻之者，遂令暂缓起行”，不禁浩然长叹。

    第三部分为卷八，起于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一，止于闰五月十七日，记从巴黎回国途中见闻。最值得注意的是刺杀案。作者五月初三从马赛坐船，有三个日本人同行二十一天，二十五日至锡兰后这三个日本人改乘德国轮船先行。闰五月初八日作者到西贡上岸游玩时，“昏黑之中，突闻枪响，伤穿左腕。武弁等随车赶到，跟踪寻缉，仿佛遥见二人，似曾同舟改乘德轮先行者”。作者向总理衙门发电汇报，“并留弁在埠，暗地会捕，不动声色而已”。十二日记，“得黄弁西贡来电，云查缉毫无影响”。是否因作者在俄、英、法展开秘密外交，遭到日本刺客的追杀，变成了一个无头案。

    王之春此行，留下不少谜团，到底他与“三国干涉还辽”有何关系，西贡被打黑枪是否日本刺客所为，也许只有广泛查询中外档案及当时的报章报道，才能揭开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