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史》：对德意志历史的“平衡”叙述

    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对德国通史类著作的译介很是不足。这种状况，虽然一方面与国内德国史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力不强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与其他国家的同仁们相比，德国的历史学家们个人并不热衷于撰写通史类著作。所以，这类著作要么是动则几十卷的“组团式”皇皇巨著，比如《席德勒德意志史》（SiedlerdeutscheGeschichte，12卷）、《德意志史手册》（Handbuch derdeutschen Geschichte，24卷）或者《德意志史百科全书》（Enzyk⁃lopädie deutscher Geschichte，110卷）；要么是粗略勾勒发展线索的极简叙述，比如哈根·舒尔茨不过寥寥200多页的《德意志简史》（HagenSchulze,KleineDeutscheGe⁃schichte）。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前者太过繁细，后者又太过浅易。

    由迪尔迈尔（UlfDirlmeier）等人合著的《德意志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脱颖而出的。一共七位历史学家参加了写作。赫尔曼（Ul⁃richHerrmann，他其实更多的是一位教育学家）撰写了导言，其余六位完成了全书的八章，既保留了协作的优势，又限制了行文的体量。该书隶属德国雷克拉姆出版社声名卓著的“万有文库”丛书（Rec⁃lamsUniversal-Bibliothek），自1995年出版以来，一再重印和再版。其最初名为《德意志简史》（KleinedeutscheGeschichte），以该文库中经典系列的黄色封面出版，修改重印过四次；2012年修订后改名为《德意志史》（Deutsche Geschich⁃te），进入该文库绛紫色封面的通俗专业书籍系列（Sachbuch）。除这两类系列版本外，该书还有数个单行版本。它在德国的受欢迎程度，在其版本之繁杂中可见一斑。

    这部《德意志史》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平衡”。这种平衡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历史编撰内容的“平衡”。该书针对的读者群，是拥有基本的世界史素养，对德国史略有所知，而又希望能有进一步了解的人。所以该书致力于呈现的，既不是德意志史的宏大框架，也不是它各个时段的复杂细节，而是它各阶段的“基本特征”与“基本结构”。这种内容取向，首先决定了叙述的集中性和条理性，为此它当然牺牲了内容上的全面性。被精心挑选过的核心历史事实被串联起来后，成为了支撑起一副立体历史图景的一根根支柱。这种内容取向，同时也决定了历史的表现形式，或者说文本的叙述风格。对历史事实的具体细节描述退居次要地位，更多的是对历史现象的概括；而在对历史进程的描述后，随之而来的往往就是对其的原因解释、结果判断和影响评价。所以，内容取向上的“平衡”决定了这是一部叙述与阐释相交织的德意志史。

    第二，历史编撰路径的“平衡”。更具体地说，该书致力于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等领域的融合。通史编撰通常以历史分期为基础，而分期一般总是根据具有转折或标记意义的政治大事而定。为了克服由此所导致的结构性僵化，该书尽可能地——当然也是相对而言地——削弱政治史的统治地位，包括用大事年表和王朝谱系图来尽量减少对政治史的直接线性叙述，并且在对各个时段的详述中经常把经济、社会、文化和思想的发展状况置于政治变迁之前。社会史在本书中的比重，是德国史学从1970年代“历史社会科学”崛起以来学科结构重组的有力证明。

    第三，历史编纂立场的“平衡”。对于撰写一部德意志史而言，历史学家很容易陷入一种单纯的历史目的论，即因为德意志民族在20世纪的灾难，而将之前德意志历史中所有的篇章都以消极和否定的笔调加以批判。本书尽量避免这种后置视角，不是在一条历史发展的因果链条上给前史“分配”位置，而在各个时代自身的历史性中对其加以评判。所以，这是一部波澜起伏的、但绝不是沉重或黑暗的德意志史。

    全书的内容编排当然一定程度上“略古详今”（最近一百年从时间长度上只占全书的1/15，从篇幅上却占了1/3），这大概是所有通史类著作必然的选择。但是，具体来看，各章的内容却都各具特色，极富启发意义。

    以研究中世纪经济史见长的迪尔迈尔，撰写了第一章“中世纪早期与盛期（6—13世纪）”和第二章“中世纪晚期（13世纪中叶到15世纪末）”。他着重探讨了中世纪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各种现象；“德意志帝国”或者说真正意义上“德意志史”的发端；德意志人对于自身政治领导权的诉求构想和组织实践；帝国内部的政治角力等问题。

    以研究近代早期法国宪法、欧洲绝对主义、历史人口统计和识字率见长，曾任全世界最有声望的教科书研究组织“格奥尔格—艾克尔特国际教科书研究所”所长的欣里希斯（ErnstHinrichs），撰写了第三章“从宗教改革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15世纪末到1648年）”。他在自身领域的研究成就，都清晰地反映在这一章的内容中：从人口状况、教育水平、政治组织形式、宗教改革与帝国政治的纠葛到三十年战争的动荡。

    以研究德国近代社会（尤其是家庭、贫困和移民）和政治交往见长，现任“伦敦德国历史研究所”所长的格斯特里希（AndreasGestrich），撰写了第四章“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到维也纳会议（1648—1814年）”。这一章的关键词是：危机、争夺、转变和解体。他主要论述了三十年战争后德意志各邦国在新框架下的内外斗争，德国社会之思想观念、经济结构和家庭组织等在“鞍型期”的变化，以及由普鲁士和拿破仑所带来的帝国解体。

    以研究儿童和青少年史以及城市化见长的罗伊勒克（JürgenReulecke），撰写了第五章“从维也纳会议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814—1914年）”和第六章“世界大战时代（1814—1945年）”。他分析的最重要话语手段是“现代化”。不过这不是一种片面独断的现代化理论，而是一种复杂融合或者说妥协平衡的现代化理论。他在有限度地赞同结构性因素之决定性力量的前提下，论述了从德意志联盟、威廉帝国、魏玛共和国到希特勒政权的政治发展过程，以及关于时间、劳动、青年、阶级、妇女等社会观念的变化。

    以研究民主德国、两德分裂和两德关系见长的克勒斯曼（Chris⁃tophKleßmann），撰写了第七章“分裂与民族统一的恢复（1945—1990年）”。以研究德国和欧洲现当代史见长，曾经与克勒斯曼共同执掌“波兹坦当代史研究中心”，德语学界最活跃的“学术组织者”之一的雅奥施（KonradH.Jarausch），撰写了第八章“柏林共和国的开端”。两位作者则将目光聚焦于两个德国在各个领域的关系和比较，以及重新统一所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与之前的章节相比，政治史的比重在这两章中又有所提高。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本书既提供了德国学界近二三十年研究形成的基本共识，也提供了作者们个人可供探讨的最新意见。它不仅展现了历史发展的进程，而且同时展现了历史研究发展的进程。作者们的叙述，也是始终与既往研究成果和最新研究趋势的对话。

    全书的译文流畅，虽然有些地方略有瑕疵，比如第三、四章中频频出现的“帝国等级”（Reichsstand）一词，或许应该译为“帝国政治代表”。尽管前者是国内更常见的译法，但这个词其实是指在帝国议会中拥有席位和投票权的个人（比如选帝侯）或组织（比如帝国自由城市），它强调的是“占据的位置”，而不是“分级”。不过总体而言，瑕不掩瑜，阅读此书会是畅游德意志史的一次愉悦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