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救救孩子”到“救我”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百年前那个名叫周树人的作家初登文坛就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一百年后，王方晨以《新狂人日记》对人性深处的种种皱褶都进行了更加直接的描写。沉厚到密不透风的心理描写使得小说产生了深刻的隐喻色彩，通过这些心理呈现，人性就那么赤裸地袒露出来，就像每个人的身体与心理都透明得纤毫毕现。

    与鲁迅笔下的“狂人”相比，王方晨塑造的“新狂人”只有反思能力而毫无反抗能力。其生命体验来自以“大人”为首的社会现实的重重压迫，尤其是心理层面的窒息感和精神层面的自我矮化，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具有强烈的自觉性与深刻性。

    “狂人”所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声来自于对他者与自我的整体反思，其潜台词是经过努力必然会有一个不吃人的社会出现。“新狂人”的心理环境则更像是鲁迅描述的“铁屋子”，所有人物——“大人”、曼丽、小叶、妻子、妹妹屈华、儿子小德子——都是这种环境的制造者，同时也是受害者。“狂人”将希望寄托在孩子所代表的未来身上，而“新狂人”则连这唯一的出路也没有。小德子睡梦中的“开枪”具有鲜明又沉痛的隐喻意义，是压倒“新狂人”的最后稻草。这篇小说以阴暗的色调重构了社会伦理与家庭关系掩藏下的人性之恶与孤独之深，尤其是被无法逾越的隔阂与仇视覆盖的叙事基调令人怵惕又发人深省。

    在叙事推进方面，《新狂人日记》非常戏剧化，不管事件进展，还是心理过程，都有着完整而顺畅的叙事逻辑。“新狂人”给妹妹改名是小说首尾照应形成的一条线索，但与人物命运其实没有多大关系，只是为了显示其狂态之深。“新狂人”的性格与命运是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展开的，这些关系不断崩塌所形成的多米诺效应压垮了他的内心。小说最后，他才开始了由生活意义上的疯狂向心理意义上的疯癫的转变，过于密集的内心森林使他的行为逐渐脱离了理性轨道。如果说《狂人日记》的启蒙意义是在狂人“赴某地候补矣”的时候才得到真正显现的话，那么，《新狂人日记》则是将批判重点放在由社会压抑造成的心理畸变上，因而其反思是紧贴社会现实的，是从现实泥淖中一点点抽拔出来的，具有充分的现实性与针对性。

    在性格塑造方面，除了圆满完成“新狂人”形象的立体化塑造之外，小说值得肯定的还有对曼丽、小叶、妻子、妹妹、儿子等次要人物的正面塑造。几乎所有人物形象在这个扭结点两边呈现对称分布，这个富有象征意味的暧昧过程暗示着在“新狂人”真的陷入心理疯癫的同时，他的妹妹屈华也将步曼丽的后尘而堕入与其相同的命运循环。对“大人”的描写多是侧面进行的，这种方法却与鲁迅和乔治·奥威尔都不同。究其原因，作者并没有打算让“大人”与“新狂人”直接冲突从而在冲突里展示心理对抗，作者主要以心理世界为辐射源，以其凌乱纷杂来实现对现实的反思，与上述经典作品的叙事指向逆向而行。这样处理的优势是小说呈现的心理场域更为圆整统一，构成一个整体性的隐喻空间，各个人物形象都可以与其顺畅地融合在一起，人物与叙事相辅相成。

    在风格特征方面，这篇小说所营构的现代主义画面是王方晨小说创作中较为少见的。王方晨的小说常以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社会书写为主，作为向《狂人日记》致敬的《新狂人日记》转而以现代主义为主要特征虽然在情理之中，但能产生如此浓郁的隐喻效果也在意料之外。这篇小说强烈的心理色彩主要来自于充盈的叙事细节与丰富的语言毛细血管。由于其心理空间的外部边界是封闭的，所以，其心理走向也是围绕着自己的屈辱为圆心的轨迹做环形运动的。身体之外的人物与事物因而染上了无可避免的主观色彩，这些外在镜像透过“新狂人”的心理空间折射进来之后就显得更加扭曲变形。

    鲁迅的“救救孩子”产生于传统文化即将式微的黎明时代，是暗夜即将终结的预言；王方晨的“救救我”则深植于现实社会的人性畸变，是发人深省的最后呼喊。两者一脉相承却又有着巨大的反差。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继续深化，但也更加令人绝望。在穿透人性的同时，王方晨也试图回应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化命题，那就是思想启蒙与人性改造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否存在，作为社会发展的途径是否具有有效性。“新狂人”最终只能想象着自己与“大人”合为一体。这种幻想更加强化了其命运的无可挽回，也使作者的人性解构触到了最深的底层。寒冷与空虚，既是小说所揭示的人性本质，也是“新狂人”的必然结局。

    总体上，在历时性层面，《新狂人日记》包含了对鲁迅“救救孩子”式的启蒙主义道路及其历史命运的反思，也更多地在指向现实社会的人性结构及其畸变，更暗示了精神救赎的难以降临；在共时性层面上，小说以一个普通公务员为切入视角展示了各种社会关系与伦理关系对人性的共同压抑及其造成的弥散性的精神困境。小说在主题铺陈、叙事推进、语言特色、心理刻画等方面的表现都可圈可点，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