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的疟疾

    19世纪初，在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推动下，希腊人民掀起一股轰轰烈烈的浪潮，要求摆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他们四百多年的军事专制束缚。1821年3月，从本土发展到伯罗奔尼撒、科林斯湾北部的几个地区以及几个岛上的起义，立即赢得了欧洲知识分子的同情。很快，这同情便转化成称为“希腊人之友”（Philellines）的运动。两年后，1823年，英国诗人乔治·拜伦勋爵（1788—1824）也参加了反土耳其的秘密革命团体烧炭党，并于12月29日动身，在希腊革命家派遣的护航舰的护卫下，于1824年的1月5日来到希腊西部的迈索隆吉。独立战争的领导人，迈索隆吉国民议会主席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扎托斯亲王（1791—1865）代表希腊政府接待这位热血沸腾的诗人。4月，拜伦便成为支援希腊人反抗土耳其人、争取独立的伦敦委员会代理人。

    但是，就在他又是忙着解囊4000英镑帮助创建希腊舰队，又是努力做调停工作使各派团结一致的时候，拜伦突然病了。

    最初是在1824年2月15日，拜伦感到全身痉挛，每次大约持续3分钟，这在他的家属成员中从来没有发生过。几天后，2月20日，轻微的痉挛再次出现。3月15日，法国驻爱奥尼亚群岛领事文森特·雷诺向外交部通报说：“拜伦在迈索隆吉中风，但旁人说，许是感染造成的癫痫发作。”后来发生的事就严重了。4月9日，拜伦骑马出游回来时遇上一场暴雨，全身被淋湿。两个小时后，他病倒了，主要的症状是起伏不定的发热，伴有头痛和眩晕。

    千百年来，西方的医生都习惯于以催泻和放血这样传统的治病手段来医治各种病患。常用的放血方法是水蛭吸血，还会以划痕法、杯吸法、静动脉切法来大量放血。这次，拜伦的医生，热那亚医学院毕业的弗朗西斯卡·布鲁诺也是先施用泻药，并以意大利叫“帝国柠檬水”（Imperiallemonade）的酒石溶液来保持其疗效。布鲁诺医生声称，拜伦患的是轻度关节炎，所以他设法发汗治疗。随后连续三天，即4月15、16、17日，医生们都采用放血疗法，一次又一次地放。到了17日晚，拜伦的病情仍未见好转，出现谵狂状态，不断说胡话。第二天早晨，医生们担心是大脑炎症，经拜伦同意，换了一种放血法。到了下午3点30分，情况更让人犯愁了。布鲁诺医生求助另外两位医生——特雷勃医生和瓦亚医生。经过会诊，瓦亚医生和布鲁诺医生认为此病是由“关节炎症病变转移”造成的，建议要设法防止痉挛。但是到了19日，拜伦就永远离开了人世。

    今日可以看出，拜伦的死，明显是诊断和治疗双重错误的结果。

    西方放血疗法的理论基础是古希腊“医圣”希波克拉底及盖伦的四种“体液”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人体存在血液、黄胆汁、粘液汁、黑胆汁四种体液，如有一种或两种过多，就会犯病，需得放掉过多的体液，使体液获得平衡。到了后来，有些医生主张“猛烈放血”，认为放得越多越好，以致造成悲剧。最著名的如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1796年退休后回老家管理农庄。1799年12月12日，在去庄园各处巡视时，一阵大雪，加上冰雹和阴雨使他着凉患病。本杰明·拉什医生也沿用放血疗法，华盛顿本人甚至鼓励他“不要怕”“再放点－－再放点”。第一次放过后，又放血三次，结果病人体力大降，于14日晚10时在“没有痛苦也不挣扎”中与世长辞。《剑桥医学史》中配有一幅给华盛顿放血的画作，并说明1800年前后，放血在北美特别流行，因为此地是著名的本杰明·拉什倡导冒险的静脉切开术的地方。该技术的一些批评家相信乔治·华盛顿在生命晚期——1799年12月13日，星期五——是被放血致死的。

    另外，拜伦当时的病，实际上并不是布鲁诺医生等诊断的关节炎，而是典型的疟疾。

    根据以往的研究，一些学者也相信拜伦是死于疟疾。最近，雅典大学医学院微生物系的科斯塔斯·奇思密斯（Costas Tsiamis）和眼科学、卫生学、流行病学、法医学、毒理学、医学史等的七位专家在《医学史上的传染病》杂志2015年第3卷第23期上发表的长篇论文《拜伦勋爵的死：一例晚期疟疾复发？》（LordByron’sdeath:acaseoflatemalar⁃ialrelapse?）中，通过对拜伦的通信、朋友的回忆、医生的报告以及尸体解剖结果等材料的分析，在全面“考察了与拜伦之死有关的病理状况”后，相信他的死“主要的问题是疟疾”。

    疟疾和意大利关系密切。早在公元前2、3世纪，古罗马喜剧作家提图斯·普劳图斯和普勃留斯·泰伦提乌斯的作品，就已经写到疟疾这一周期性的疾病了。从公元4世纪开始，该病成了古希腊的地方病，并一直广泛传播。《拜伦勋爵的死》的作者这次的研究发现，十多年前，即1810年，拜伦在与好友约翰·霍布豪斯出游葡萄牙、西班牙、阿尔巴尼亚、希腊、土耳其等国时，就曾在希腊患病，多半即是被传染了疟疾，此病影响了他一生的健康。作者们还着重研究了拜伦的书信和迈索隆吉的地貌。他们在拜伦1810—1823年间的信中发现有23次说到“发热”，3次说到“疟疾”，32次说到“患者”，7次说到“间歇热”，6次说到“沼泽”——传染疟疾的蚊子的孳生地。他们说，“位于希腊西部的迈索隆吉镇周围是潟湖”，意大利画家西蒙·博马蒂（1806）、英国军官威廉·利克上校（1805）等十多人的叙述材料都说到“潟湖对健康的负面影响”。另外，文章作者还以准确的流行病学数据，证明19世纪疟疾在迈索隆吉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该镇疟疾的发病率为30%，外围的村子发病率为80%”。据此，《拜伦勋爵的死》一文认为，拜伦勋爵死于“疟疾似乎最为可能”。

    本来，治疗疟疾是有特效药的，那就是来自南美洲安第斯山脉上的规那树皮。西班牙驻秘鲁总督钦琮伯爵的妻子服用这药之后，效果良好，力荐该药，因而它又有“伯爵夫人的粉剂”之名。拜伦也知道规那树皮及其粉剂的治疟效能。

    拜伦当年出国旅行期间，于1819年4月初在威尼斯参加玛利亚·班佐尼伯爵夫人的晚会，并在晚会上结识了特莱萨·居齐奥利伯爵夫人。年轻貌美的特莱萨19岁时嫁给了58岁、娶过两任妻子的鳏夫居齐奥利伯爵。在交谈中，对但丁和彼特拉克等诗人的共同喜爱，使他们两人的感情一下子就贴近了，并渐渐萌生了爱情，最后这位伯爵夫人以放弃丈夫的财产和社会地位为代价，获得了教会的认可。

    1819年夏，特莱萨回她家乡拉韦纳时染上了疟疾。拜伦在给他的医生——威尼斯医学院院长弗朗西斯卡·艾格里蒂的信中说到，是规那树皮，完全治好她这病。只是规那树皮或是树皮的粉末，味道实在太过苦涩，让许多人，尤其是许多贵族，都不愿意吃。拜伦也不喜欢。他曾对朋友说过：“天知道秘鲁树皮是什么玩意儿！”但是它毕竟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因此，他认为还有必要备下一些。所以，他在1819年11月8日给他的出版商朋友约翰·穆里的信中又这样写道：“我不喜欢这种树皮的味道——但我认为我必须马上得到它。”遗憾的是，1824年拜伦自己患上疟疾之后，这规那树皮不但异常昂贵，且在迈索隆吉也不易购买。虽然，据拜伦的贴身仆人威廉·弗莱彻说，4月18日那天，也就是拜伦去世的前一天，布鲁诺和另外三位医生也曾“准备给我的主人服用（规那）树皮”。但是他们顾忌到名医罗伯特·胡珀（RobertHooper，1773—1835）在《医典》（LexiconMedicum）中的警告：“（规那）树皮……应尽可能早用。”他们觉得从9日发病之日起至18日，时间已有一个多星期，再用就不免太迟了，所以仍然采取放血或蚂蟥吸血的古老方法来治疗。结果，放血不但无效，反而使拜伦体质越来越弱。加上放血时所用的器械全都未经消毒，造成了败血症，最后在严重的发热之后，拜伦于4月19日病逝。

    拉尔夫·劳埃德-琼斯（RalphLloyd-Jones）在1995年第23卷的《拜伦学刊》上发表的论文《拜伦的秘鲁树皮》（Byron’sPeruvianBark）中谈到拜伦的最后时日时，无比惋惜地写道：“医生们几乎都害怕一开始就应用规那树皮，因为他们都知道他们的这位贵族病人是多么地厌恶它的味道。如果在拜伦喝的最后一杯葡萄酒中置有这‘伯爵夫人的粉剂’……，或许还能救他一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