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进听众的欢喜”

    一

    郑振铎（1898-1958），1958年10月17日在苏联楚瓦什飞机失事遇难，倏忽就是60年。作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在并不长的生命里，其文学创作、文物收藏、出版、文学史等多方面，都是卓有成就的大家。特别是作为一位具有灼见和超拔的文学史史家,尤为值得纪念。

    郑振铎一共写有关于中外文学史的著作有：《泰戈尔传》（1925）、《文学大纲》（1927年）、《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下简称《文学史》）《俄国文学史略》（1933）、《中国俗文学史》（1938，下简称《俗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1947）等。其中，尤以《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两书，具有开创性意义。晚清民初的新文化，有一个重要现象往往被史家们忘记。这一重要现象就是写（或者叫“草创”）中国的文学史。王国维1913年成书的《宋元戏曲考》（1915年商务印书馆初版时更名为《宋元戏曲史》），以新观念开辟了现代中国古典文学史的写作。紧接着便是新文化的旗手鲁迅的1924年成书、1925年北平北新书局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如果说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奠定了中国古典戏曲的整套学术术语，那么鲁迅的小说史则是中国小说史划时代的筚路蓝缕之作（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就引用过王氏、周氏此两书）。王国维、鲁迅等大家的文学史，通过写史来获得文化启蒙的资源，并期冀这样的文学史，让民众获得启蒙。以早慧（1920年年底1921年年初以22岁年龄，与沈雁冰、周作人、叶圣陶等发起组建了“文学研究会”）介入到新文化运动的郑振铎，以小说、随笔、小品获得新文化作家的地位，更以文学史家的身份确立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地位。

    二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年，北平朴社出版，1957，作家出版社订正新版），虽然不是中国近现代的第一部文学史，但可以肯定地讲，这部文学史，是第一部引入新观念新材料且系统的文学史，而且是第一部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学史。这本文学史有两大特点。其一，该书以朝代和重要文学现象为经，以重要文学人物为纬，建构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史学脉络和文学特征及文学地位。在这样的经纬安排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文学史家的郑振铎的美学趣味与文学史观。譬如用了11章（事实上是10章半，因为有一章是隋与初唐合写）谈及在唐一季的文学史时，杜甫一人独立成章，韩愈、白居易两人合伙成章，而历史上并称的“李杜白”的李白，则没有独立成章，只放在了“开元天宝时代”一章里。李白仅置于开元天宝唐诗帝国的“黄金时代”中的一位。由此可见作者对于李杜白三位诗人的评价体系和文学史上的价值判断。其二，该书使用了包括作者自己收藏在内的大量与文学相关的文学插图，这些图版，上至汉下至清，许多都是第一次显现，至少说运用于文学史是第一次显现。譬如谈及六朝散文中的《兰亭诗序》时，就用了宋代一刻于砚石上《兰亭修禊图》的拓片，并佐证王羲之文学上的贡献；在谈及“变文”时，作者公布了自家收藏的《佛本经变文》的一页，并指认，这一《佛本经变文》的手写本是“敦煌发见变文写本中之最古者”。如果这一断定属实，那么，《文学史》中所刊布的这一图版，有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作为一位沐浴新文化运动的新的文学史家，《文学史》的作者郑振铎，并不拘泥于某些已成“定见”的文学现象、重要人物和重要篇章。“文起八代之衰”，是苏轼对兴起于中唐时是的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的点赞。《文学史》里有专章《古文运动》，作者写道“古文运动是对六朝以来的骈文的一种反动”。这一定位，大约不是作者的先见，而是文学史公认的一种认知。但是就在这一章里，作者却写了一位并不提倡古文而依然写着骈文的著名作家陆贽。陆贽是中唐时期很有作为的政治家，拜相时，敢做敢为，善制政论，指陈弊政，废除苛税。作为一位文学家，尽管为文全用对偶，且行文汪洋恣意。处于废骈兴散的古文运动中，陆贽，似乎是一位不识时务的诗文家。但郑振铎却对陆有很高评价。郑说：“他的文章，虽出之对偶，却一点也不碍到他的说理陈情。他的滔滔动人的议论，他的指陈形势，策划大计，都以清莹如山泉，澎湃如海涛的文章写出之”。郑振铎不仅高度肯定了陆贽骈文的美学价值，郑氏还做出了与苏轼所说的“八代之衰”的骈文完全不一样的评价。郑说：“这乃是骈俪文中最高的成功，也是应用文中最好的文章”。不仅如此，郑振铎作出一个出人意料的联系和判断，苏轼赞扬古文运动是“文起八代之衰”，但郑氏却说，由于陆文的“影响很大”，连苏轼的“章奏大都是以他的所作为范式的”。

    这样的灼见，我们在《文学史》看到不止这一处。在谈及传奇时，郑振铎不仅认为唐传奇是“中国文学史上有意识的写作小说的开始”，而且这种“最美丽的故事的源薮”其实是“古文运动中最有成就的东西”。这样的判断和认定，几近正月响雷。虽然直到今天，未必有人会完全同意这一说法。但对于一直关注通俗文学之于民间创作的郑振铎来说，这样的判断和认定，便是一个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的文学史史学家的独断见地。古文运动来自庙堂，而传奇则来自民间（当然也来自郑振铎所说的道释两家的仙迹传说）。两者几乎不相干。但在这不相干的历史场景里，由于古文提倡散文、提倡文章回到先秦，而传奇所要讲述的故事，显然沿用四六骈文已经不再适应。传奇所要讲述的故事，用无对仗少声律的、或者用比四六文更随意的散文来写，更加地适应于它的接受者即更加地适应于大众。因此，传奇所用的散文文本，迎合了古文运动所倡导的反骈文思潮。正是这一看似不相干实则互动的古文运动与传奇，造就了传奇在唐一季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时也造就了由于唐传奇的展开和发扬光大的继承，在宋以后，开辟了诸如戏文、小说等新兴文学体裁特别是小说的兴起。在这一传奇兴起和发展过程中，郑振铎还进一步指出：“最好的传奇文，却存在别一个型式中。”那就是这种传奇不再是仙人们“梦里的姻缘”，不再是“空中的恋爱”，而是“人世间的小小的恋爱悲剧”，是“更足以动人心肺”的人间故事。把人取代神，这是欧洲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文艺复兴的核心。一部成书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文学史著作，有如此精到的见解，显然得益于作者西学东渐后的新文化运动的恩泽。并将这一启蒙通过自己的文学史观，传布于大众的文学史书写实践。

    三

    《文学史》所述文学现象、所论文学观念、所示中国古典文学地位，大都出自新见，而且许多也只有郑氏可述可论可示。尽管像这样的文学史，在此之后有了许多不同的面貌，或者说在此之后有了许多更为详实的新材料的文学史。也就是说，1932年《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出版，确立了郑振铎的文学史史家地位。但真正显示文学史标高和文学史家标高的，不只是《文学史》，而是《中国俗文学史》。在《文学史》出版六年后，《中国俗文学史》（1938上海开明书店1954作家出版社订正新版）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古典文学史研究的新高。如果说《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还算不得是中国近现代的第一部中国古典文学史；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俗文学史》是第一部中国通俗文学史。《俗文学史》上册第一章第一节，著者开宗明义地写道：

    何谓“俗文学”？“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

    这段话昭示了：一、什么叫“俗文学”，二、“俗文学”原来的地位（没有地位），三、本书要为“俗文学”正名和立传，即要为这一种有别于学士大夫专宠专营的文学式样写出一部史书。《俗文学史》把古代民间歌谣、变文、宋金杂剧、鼓子词、诸宫调、元散曲、明代民歌、弹词、宝卷等民间文学样式，第一次分门别类地开列出来，用近40万字的篇幅，讲它们的源流、它们的样式、它们的美学价值、它们对所谓学士大夫文学的影响、它们对整个中国古典文学成因及演变的贡献等。从这一意义上讲，《俗文学史》是一部划时代的文学史。特别是在介绍和研究戏曲的起源和变文对于中国文学的意义，几乎可以是开天辟地的事。

    先说戏曲。郑振铎认为，当变文流行已久，且已脱胎为平话、诸宫调、说经之流时，戏曲便应而生。尽管戏曲连合了古代王家的“弄臣”即歌舞班的演唱。《俗文学史》之前的《文学史》，郑氏对此已有了深入的研究和某些看法的定型。在谈及戏曲时，近现代没有人能绕过王国维这座大山，也如郑振铎所说“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上”“曾辛勤的搜罗了许多材料”而且“亦很有些独到之见解”。但是，郑振铎却没有就此止步，郑氏认为王国维“其研究的结果，却不甚能令人满意”（其实郑振铎非常尊重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在《俗文学史》里多次引用王氏搜罗的材料）。尤其是在戏曲的源头上，郑振铎给予了最为重要的也是独特的认知。郑氏以为中国戏曲的主要源头来自印度（即郑氏的所谓“输入”）。一是来自印度的戏曲，二是来自佛经演唱演义的“变文”。在此，郑氏还讲了一个今天早已经没入到历史深处的故事。郑氏讲，几年前（1932年时的几年前）胡孝骕在天台山的国清寺见到很古老的梵文写本，摄照了一段去问通晓梵文的陈寅恪先生。陈寅恪读后，告之这写本是印度著名的戏曲《梭康特拉》里的一段。于是郑氏认为“这算是一个大可惊的消息”。因为在郑氏看来，“离传奇与戏文的发源地温州不远所在，而有了这样的一部写本的存在”的事实与历史，决不会是一种巧合可以解释的。依郑氏所说的“输入论”，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也许都会有人据理力争。但是郑氏在“歌曲/说白/科段三元素”“戏曲的主角”“戏曲开场的前文”“戏曲的尾诗”和“戏曲的某些部分的典雅文体”等五个方面，力证“中国戏曲自印度输来”（见《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四十章《戏文的起来》）。尽管在《俗文学史》里，郑氏稍稍修正了这定论，郑氏认为，宋金的杂剧也有可能来自本土宫廷的歌舞班的弄臣。但有一点，郑氏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郑氏给予过很高评价的“变文”。

    四

    变文于今天，应当是陌生的。无论它以佛经的故事演义还是对民间传说的演义，它们似乎都退出了历史舞台。正如它被埋藏在敦煌石室那样。但是，变文于以往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这是因为它在晚清民初的发现和研究。“变文”作为词条，在1915年初版、1964年修订版、1988年再次修订版的《辞源》里没有被录入。“变文”一词录入在官方的词典是1973年试印的《现代汉语词典》。国内在线的“百度”录有“变文”，但却没有郑振铎，谈变文只谈变文发现者罗振玉和后来编辑、注读变文的周绍良、王重民、白化文等（最新的即1989年1版、2016年2版的《敦煌变文集补编》里，也看不到郑振铎的名字）。好在海外的《维基百科》“变文”条里，提到了郑振铎名字，并认定“变文”最初是由郑氏1936年首次命名。事实上，1932年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里就已经提出。从一前一后的两部文学史来看，“变文”的研究，文学史家郑振铎作为奠基人之一，实在是功不可没。

    在《文学史》里郑氏辟有专章即第三十三章《变文的出现》专门介绍。在这章里，郑氏从变文的发现（1907年）、已存变文的总量、目前（1932年）研究变文的现状等，第一次全方位地给予了介绍与作者自己不同于他人的研究成果。郑氏指出，变文的发现“就汉文写本而言，已是最大的发见”，而且“在历史，在俗文学等等上面，无处不发见这种敦煌写本的无比的重要”。在《文学史》里，郑氏也许是第一次指出：“宋人的‘话本’之由‘变文’演变而来”，在《俗文学史》里郑氏认为“诸宫调”是“‘变文’的嫡系子孙”等，就是一可依的事实与历史。由于《文学史》是涉及到多个门类的文学通史，再加上当时对于变文的材料运用（因为许多材料都不见于国内，而散见的材料又多数被个人收藏且尚未公布）和研究尚处在草创或发韧期，因此，在《文学史》里只是一般性的介绍和还未定型定论的理论。到了1936年的《中国俗文学史》时，作者有了更多的材料和在此材料上的更深入的研究。

    在《俗文学》里，郑氏在第六章即《变文》里，用差不多一百页的篇幅来介绍变文。变文的出现（庙宇里从讲经到讲经的大众化）与消亡（宋真宗时代即十世纪末十一世纪初明令禁止）、变文的类型（佛经的演义与民间传说历史故事的演义）、变文的美学价值与历史地位、变文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改造和影响等。除了第一条外，其他三条，尤其中后两条，大都是《俗文学》作者的个人的不刊之论。在讲到变文的形式时，郑氏指出“‘变文’是‘讲唱’的。讲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用韵文。这样的文体，在中国是崭新的，之前未有的”。而这一特征，给宋的话本和元明的戏曲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化入作用。在谈及《维摩诘经变文》时，郑氏以为，把一部佛经变成一部不朽的文学大著（这种论定，是之前所有的文人和官方所从来没有的），正是得益于变文作者的才华和想象力。在谈及变文的美学价值时，郑氏不惜任何溢美之词。譬如郑氏在分析欣赏《维摩诘经变文》时指出（某一段）：“‘经文’只有十四个字，但我们的作者（即《维摩诘经变文》的作者）却把它烘染到散文六百十三字，韵文六十五句。这魄力还不够伟大么？这想象力还不够惊人么？”在分析欣赏《降魔变文》时，郑氏说：“这是‘劝善’的教训歌，却写得是如此的不平常，令人读之，不忍释手，惟恐其尽。作者的描写伎俩确是极高超的。”在谈及变文对当时后世的影响时，郑氏写道：由于宋真宗的明令禁止，也由于变文文本不再出现，“变文的名称虽不存，她的躯体已死去，她虽不能再在寺院里被讲唱，但她却幻身为宝卷、为诸宫调、为弹词、为说经、为参请、为讲史、为小说，在瓦子里、在后来通俗文学的发展上遣留下最重要的痕迹”。如果我们不是专业的读者，如果我们没有触及到郑氏的这些著作（或与此相关的著述），那么变文为何物，以及对于变文的历史地位，我们便无从知道。在《俗文学史》里，郑氏论述的宋金元的“杂剧”、鼓子词、诸宫调等，要么受了变文这种艺术形式的影响，要么直接从变文中化出。但是，变文的发现和研究，似乎昙花一现，远不及与变文大致相同时间的另一重大发现甲骨文那样成为显学。而且，变文即使在敦煌学里，恐也不及其他方面的研究（譬如中西交通史、中西外交史、佛经艺术史等）。何以如此，原因可能有多种，但变文作为一种民间文学艺术样式，肯定是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为什么郑振铎要写通俗文学史？为什么郑振铎会对一种湮灭了一千多年才发现的变文投入巨大的热情？回到《俗文学》的开篇的题旨，那就是郑振铎坚守的“文学大众化”和“文学普及”。文学的大众化，是新文学运动的重要支撑点和重要资源，也是启蒙运动的题中之意。或者换句话讲，通过诸如历代历朝的民歌、民谣、戏文，文人改编的诗、词、文、戏文，以及郑氏费力甚巨的变文的介绍与研究，树立一种新的文学观和文学样式。同时也是对旧文化传统的反省与批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样式、文学理想和文学激情。在变与不变之中，有一点是相同的。拿郑振铎的话来讲，那就是“增进听众的欢喜”，为了听众的欢喜，那就得“推陈出新”，那就得借鉴采用“民间所喜爱的故事”和“作风”，进而“改变群众的视听”，让“人间的故事”成为群众“欢迎”的文学艺术作品。

    优秀而杰出的史学家，不仅提供鲜见而周全的史料，重要的是提供有灼见的文学史观。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与《中国俗文学史》两部书里，我们看到了郑振铎于这两方面的努力和成就。

    ▲本文两书引文出自：1957年作家出版社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1954年作家出版社的《中国俗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