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致的写家

    吴组缃是个追求“精致”写作的人，描绘讲究精准、抒情讲究精确、用词讲究精当，一招一式都要妥帖，绝不马虎。如果做不到“吟安”，就不写，所以就写得少，以至于让人感到他有些懒，浪费才华。譬如，曹禺就在1948年9月28日给吴组缃的信中说：

    我感谢你，你真鼓励我。我一个人很苦恼，写不出东西来。不像你，你有的是好材料，好文章。你是懒，我是贫。你略略放出一两手，便够我们多少天的咀嚼。我挣命似地想写东西，却没有一丝消息。我羡慕你，真羡慕你！

    然而吴组缃不怕别人说自己懒，固守精致，不乱自心。他认为，写作一如做人，生活苦些不要紧，苦不死人，关键是不要丧失名节；文章少些不要紧，少不丢人，关键是不要丧失品质。

    由于追求精致，不敷衍，所以曹禺说他小说写作“有些地方显得拘谨”，得放笔处不放笔，成型的作品就拿出来的少。但是，这种“精致”意识，使他字字不苟，即便是日记文字，也不随意、放任，都要呈现真趣、特见和卓识。譬如他的《日记摘抄1942年6月——1946年5月》，虽是日常的记述，却有大作的品相，让人驻足品味处多多，让人击节感叹处多多，疑似在读经典，收益甚巨。

    这部日记摘抄，登在2008年第一期的《新文学史料》上，因搜寻单行本而不得，多年来一直保存着这期刊物，每到读写无趣时，就翻出来品味一番，以获启迪。

    吴组缃的日记，在两个维度上用笔最勤，一是衡文，二是论人生之理。

    对文章之道的品鉴和议论，他都是从具体的人和文本出发，直击鹄的，虽只言片语，却殊胜于空泛的长篇大论——

    他读过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大白莱德克》《海滨悲剧》等篇什之后，认为大师的优势在于巨制，一到短篇就露出败象，因为其短篇“皆重情节故事，写人物甚淡薄，唯铺叙活泼生动而已”。（1942年8月28日）

    托尔斯泰的《复活》阅毕，他记述道：“托翁的作品，其最大的特点，是其写人物似乎无明显之善恶之区分。人本无是非善恶之别，其区别皆是从极窄狭偏执之观点得之。托翁气魄雄大，观察深刻，故有此表现也。”（1942年12月4日）

    他在1945年1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读臧克家兄所送《十年诗选》。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极佳，为此是怀念过去，感伤的意味太浓。亦有许多首索然寡味。语言过于洗练，念不上口，此等处太旧诗化了。臧诗仍是中国诗传统多，接受西洋诗之处太少。”短短几句，却是一篇完备的《臧克家诗论》，把臧诗的特征和成因，毫不藏掖地论述精当了。其纸短而意深，令人拍案叫绝。

    在1945年5月2日的日记中，他在记录了与胡风、张天翼闲谈时，张天翼当面对胡风的批评态度表示不满的实况之后，议论道：“（可取的）批评态度，谓心胸当宽，眼光当大，对友当容，对敌人当猛击。若无原则，任凭意气，则必处处树敌，四面楚歌。胡风则谓见友方缺点，往往比见敌方劣迹更为使人恼恨，此则不可宽容。胡风不善处人，故以群（叶以群）等均对之厌恶，不与合作。天翼故讽之也。”这貌似记闲，其实是正论，坦陈胡风的偏执和褊狭，代表着大部分自由派作家的普遍看法。不禁让人联想到，胡风的论敌“构陷”他，可以悲悯，但友人们对他也多有怨怼，就可叹了，这说明，胡风本人是有问题的。

    具体到小说，吴组缃在1945年11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简单之题材，单纯之主题，可以第一身写；深刻之内容，繁复之场面非以第三人称不办。又说倒叙、插叙、直叙之不同，以为倒叙、插叙皆小巧之手法，纤弱之题材，轻灵之风格可用之，若夫宏深博大之内容还是堂堂正正平铺直叙为宜。又说用技巧当不着痕迹，不以文掩其质。”读了他的这段话，我便明白了，为什么他常对自己的写作进行检讨，说自己“我受传统文学修养之毒甚深，于文字技术力求整饬，下笔写作，便有一‘做文章’之意念存乎胸中。”盖因为他对写作不缺乏科学的现代意识，只不过他对文字的刻意“讲究”已形成习惯，即雕琢成性，成了下意识的动作。可以看出，他对“精致的写家”的美誉是不太认可的。

    他很自醒。

    至于他对人生的议论，更是处处精辟，且不求周正，剑锋毕露，偏往疼痛里戳——

    比如他在1944年2月下旬（无具体日期）的日记中对理想主义、实际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特征断然描述道：“理想主义者无视于实际，往往呈其幻想，脚不着地，及见得实际之一鳞半爪，乃大骇怪，而悲观，而绝望，而自暴自弃，而随俗浮沉，至此逐一变而为实际主义者。实际主义者何？即毫无理想，唯承现实，以现实为合理，为不可改移，而唯思于此黑暗丑恶之现实中，取得利益，以满足个人欲望，世俗中人都是如此，社会之不能改进，民族之不能复兴，皆以此故。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不同，以其执着现实认识现实故也；又与实际主义不同，以其怀有理想，而思期改革现实，以符合其理想故也。故理想主义多盲动，失之幼稚，而终无成就；实际主义者惟利是图，本不期有所成就，故亦无成就；现实主义者尚改革，得寸进尺，游刃有余，必有成功。”他的论断，语句虽佶屈聱牙，但理性勃郁，能说服人。

    在1944年1月29日的日记中，他说：“我深感家庭之组织为人之桎梏，种种苦难与罪恶均由此而生。人之贪污，卑劣，窄狭，自私，甚至残酷恶毒，细探根源，亦系由家庭组织而来。人之事业不能成就，才能不得发挥，亦往以此桎梏故。我甚至以为一切社会问题均当归于此一家之病根。人们以为家庭中有情感，有温暖安慰，因而不愿废弃之，实乃由于惰性之观念。真正社会主义之社会，将有更健全更伟大之感情产生，此是不待言者。”他之所说，是被种种人的生活所证明了的，话语虽冷酷，但底蕴是温煦的，有过来者、大智者的善意。几年前，一个文坛新锐曾对我说，我视写作为生命，若谁与阻挡妨碍，即便是父母、妻儿、亲朋、好友，也要与之决绝。当时我觉得他这个人很可怕，有不义样相，后来他果然异军突起，有大成就，现在看来，结合吴组缃的论述，他的态度，还是可以理解的，即便我从感情上还是不能接受他，但敬意还是有的。

    关于痛苦，他在1944年11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说到悲哀）淡淡的悲哀最可怕。重大之悲哀使人号哭，可以发泄出来，唯淡淡的悲哀撄于心，拂之不去，使之莫可如何。正如暴风雨不可怕，以其痛快故，唯毛毛雨下得满地泥泞，绵延不止，最为可怕。”这颇让人会心，有人生经验被验证的满足感。因为我多年前就写出过自己的体验：“父亲死，死的现场我哭不出，因为还有安葬他的责任；当坟茔堆起，始知亲人永诀，有了再也无法化解的永远的痛，便破嗓大哭，声如驴嚎。”

    读了他1944年7月11日的日记，我不禁放声大笑。他记述冯玉祥面对异己、面对谗言，欲怒又止，因看到身边斯文的乃师（吴组缃当时是冯的文化教员），不好发作，便故作潇洒地说，人一不如意就骂天，而天并不生气，仍把太阳照在他身上，把雨落在他田里。对此，吴组缃说道：“他自比于天，可知并无反省。”是他这轻轻的一声点化，让我忍俊不禁。因为吴的日记里多有对冯日常行径的记录，冯不过是一介丘八，肚量狭窄，心无点墨，但有自塑形象的意识，会装潢门面，装腔作势罢了。

    是精致写作的修养，让吴组缃的日记具有了巨大的信息容量、文学价值和语言魅力，也让我们知道，文体无长短，文章无大小，只要态度认真，也会长在短处、大在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