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百年明信片与三位近代学人

    我有一张十分珍贵的明信片，之所以视其为珍邮：一是时间久远，1919年11月14日寄出，距今近百年；二是中国人的信件往来，但寄与收均在国外，是从法国塞纳寄往瑞士苏黎世的。写信人为皮宗石，收信人为丁文渊，信中还提及杨端六。正文如下：

    月前上一函日昨又寄一片均系直寄Winterthur(注：温特图尔)旧寓不卜已收到否弟与杨端六君拟来月初三四日来瑞准在Zürich（注：苏黎世）住二三月届时即希代觅房间能在其家一并吃饭藉以练习讲话更好（如能两人分住两家尤好）瑞士给否托购德籍已寄到否余谈耑此敬丁月波先生学安

    皮宗石上

    近来，我对这枚明信片作了认真考证，发现明信片牵涉到的三个人，当年都是风华正茂的留欧学子，后来均成了学有所成的著名学者，而这枚明信片的背景居然与巴黎和会以及五四运动等历史事件相关。

    皮宗石（1887—1967），字皓白，别号海环，湖南长沙人，我国著名政治经济学者、法学家、教育家。早年留学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曾任中山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他与蔡元培等一起筹建武汉大学，历任社会科学院院长、法学院院长、教务长，后又出任国立湖南大学第一任校长，国民政府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司法部秘书长。

    丁文渊（1897—1957），字月波，江苏省泰兴县黄桥镇人，医学博士，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胞弟。早年毕业于同济医学院，后受丁文江资助留学瑞士、德国，获法兰克福大学博士学位，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议、参事，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参赞，法兰克福大学中国学院副院长，外交部专门委员，两度出任同济大学校长。1949年后，移居香港。

    杨端六（1885—1966），原名杨勉，后易名杨超，原籍江苏苏州，祖辈落籍湖南长沙，我国当代经济学家，中国商业会计学的奠基人，中国现代货币学、金融学的奠基人之一。1903年毕业于湖南省师范学堂，1906年赴日留学，加入中国同盟会。1920年，他分别陪同著名哲学家杜威和罗素在中国作巡回演讲，并在长沙做了“社会与社会主义”等三个专题演讲，被时任《大公报》特约记者的毛泽东记录下来，以“杨端六讲，毛泽东记”的署名刊登在长沙《大公报》上。后来，出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并兼任过所长，着重研究中国对外贸易。

    这枚明信片写于1919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帝国主义列强企图通过巴黎和会进行“分赃”，严重侵犯中国的主权和利益，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义愤的时期。正在伦敦求学的皮宗石、杨端六会同王世杰、李四光、周鲠生等，从英国渡海来到巴黎，与留欧中国学生、华工等一起，包围了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首席代表陆征祥的寓所，使陆无法出席会议签字，被称为巴黎和会“踢馆”事件。这一行动受到了国内青年学生和爱国人士的大力声援，演变成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这就是这枚明信片的历史背景。

    “踢馆”事件发生后，北洋政府对策划者进行通缉，皮宗石、杨端六有国难归，决定赴瑞士暂住，于是致信丁文渊商请帮助代找住所。皮宗石与丁文渊如何相识？为什么会求助于丁？当时皮宗石32岁，杨端六34岁，丁文渊只有22岁，彼此相差十多岁。皮、杨赴英求学时，丁还是一名16岁的少年。而寄信的1919年，丁文渊刚刚出国来到瑞士，他们之间应无交集。信中称“月前上一函”，应该对赴瑞背景、细节交待得更详尽，可惜无存。谁是他们之间的牵线人？比较可靠的推断，应该是丁文江。丁文江虽然与皮宗石同龄，但巴黎和会期间已是中国政府代表团会外顾问。富有爱国情怀的他，会不会像梁启超将山东问题的信息密告林长民一样，故意将相关信息透露给留欧学生，现在不得而知。但“踢馆”事件发生后，皮、杨等遭通缉，丁文江向胞弟推荐他们赴瑞士暂住，并提供帮助，是应有之义。后来，北洋政府撤销了通缉令，皮宗石、杨端六并未成行，而是回国从事教育工作，并在各自领域有所建树。

    我的外公丁殿卿老先生是丁文渊的堂叔，我小的时候在外公家经常摆弄国外的铜折尺、外国的瓷碗，以及厚厚的外文医科书。当时不知道，家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外国的东西，现在想来，应该是丁文渊先生所遗之物。遗憾的是，在外公、外婆去世后，所有物品全已散失，唯有这枚明信片成了永远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