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臧启芳

    有志向学 终底于成

    我的译著《进攻日本》一书于2014年9月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问世，该书阐述了二战时期日军在亚太地区的暴行及美军投掷原子弹的真相。我在书内的献词是：“谨将此译作献给我的先父臧启芳和先母臧王淑清。他们树立了爱国护家、心胸坦荡、助人为乐、正直高尚的典范。”

    先父臧启芳公生于1894年，1962年逝世，享年68岁。他亲历了民国以来所有的动乱。在乱世中作随波逐流、趋炎附势的匹夫容易，作高风亮节、俯仰无愧的大丈夫难。但先父一生唯以移风易俗、作育英才和忠心报国为己任，并切切实实地身体力行。宋朝名将岳飞讲过,国家要强盛必须“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先父是文人，而他却是既不爱钱也不怕死的文人，为了国家的前途他可以不顾个人，牺牲一切。先父在世时，曾向子女辈谆谆告诫，要我们加倍努力，充实自己，好为国家尽到一份国民的天职。半世纪以来，我秉承先父遗志，堂堂作人，和平处世，书生报国，尽其在我。不久前我写下的自勉句是：“舆论报国，乐得其所。控烟利民，乐在其中。”

    家母和先父同庚，12岁时订婚，22岁结婚。到先父去世时，二老结婚已悠悠46年。先父和家母婚后相亲相爱，感情深厚，老而弥坚。从我有记忆时起，从没见二老之间发生过不和睦的情形。家母生于旧时代，没有入学读书的机会，而先父早年在国内大学毕业后，负笈美国。就读书成就而言，家母难以相比，但先父对家母的爱绝不因此而稍减。其所以如此，固然是由于二老之间相敬相爱，而先父忠厚善良，自持有方也是必然的。

    1919年，先父考取高等文官，次年8月负笈美国。治装费、路费和在美求学所需的一切费用均为学校、家乡和同学们全力捐赠。先父于1923年回国，即将在美求学期间译成的韩纳名著《经济思想史》和《美国市政府》两书发行问世。《经济思想史》是其后财经业学生和学者的必读之书，《美国市政府》一书则对后来中国的市政建设贡献良多。1956年先父在台湾又写成大学用《经济学》一书，由中正书局出版。

    先父一生安贫乐道，清廉正直，到老虽无分文积蓄，但求仁得仁，心安理得。1930到1931年间，他在天津任社会局长兼代市长，后来在东北哈尔滨任地亩管理局局长以及1935至1937年出任江苏省盐城和无锡区行政专员的时候，不乏发财机会，但他只知作贤吏清官，尽心竭力为民服务，故而政风廉明，口碑载道。

    先父是出身清寒，有志向学，而终底于成的典型人物。幼时因先祖经商失败，家道中落，家境十分窘迫。他在小学和中学阶段，便全仗成绩优良获得奖学金和亲友资助而得以完成学业。待到1916年，先父在北平中国大学预科毕业时，因成绩优良，受到业师王云五老先生的推荐，在中大附中担任英文教员，才有了个人挣来的一笔固定收入去支付大学本科的费用。

    九一八事变前，先父是从不作诗填词的。事变后，他由于忧心国事，便偶一为之，抒发心头郁闷。后来，先父作诗填词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赢得“吟主”和“爱国诗人”的雅号。他老人家的词，据词家们评论，视为豪迈奔放，爱国之情跃然纸上，且平易朴实，一气呵成，没有堆砌造作之暇，有《蛰轩词草》一、二两集刊行于世。

    他最大的希望便是看到国家强盛与复兴，毕生都是朝着这个方向贡献出个人全部的力量。九一八事变前夕，先父在哈尔滨任职的时候，看到张景惠有勾结日寇的趋势，便联络当时的爱国志士，如周天放先生和齐铁生先生等与中央取得联系，用尽方法去说服和纠正张景惠亲日的错误观念。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哈尔滨之前，他们才联袂出走，及时逃出了日寇的魔掌。尔后，先父曾在天津《大公报》《益世报》及《庸报》发表唤醒国人共赴国难的文章，对当时政府和东北最高当局的若干措施不无指责之处。事后有人认为，先父毕竟是东北人，且曾任沈阳东北大学法学院院长之职，与主政华北的张学良少帅颇有关系，故无论其人表现如何，也不宜指责。殊不知先父的中心观念是：“我虽是东北人，却更是中国人，任何人做出不利于国家民族的事，都是我极力规劝和正言指责的对象。反之，任何人如能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前题，为国奋斗，便都是我的朋友，我就会尽全力支持和赞扬他。”先父从东北逃出后去了上海，在上海与齐铁生合办东北协会。一面为东北义勇军募款并鼓励其抗敌行动，一面讲演宣传，唤起国人共御外侮。

    临危受命 主掌东大

    1936年双十二事变后，有人对东北大学提出责难，以为东大也要担负部分事变发生的责任，主张停办东大之说甚嚣尘上。当时，先父鉴于东大之存在与否对于东北人心以及国家前途具有重大的影响，乃甘冒众怒，力陈保存东大的主张，此一意见后经最高当局明智采纳。而当时已迁校北平的东北大学情况混乱，对主持校务一事，人皆裹足不前。最后，政府乃指派先父担任此项艰巨职务，他便也毅然决然地接受此一任命。

    1937年，先父接掌东北大学校长职于开封，直到胜利后将东大由四川三台迁回沈阳才辞去校长职务，历时十年之久。在这段时期内，我们家庭生活十分艰苦。先父母为了维持一家生计，将家中稍许值钱的衣物陆续卖出。我那时年纪虽小，却已印象深刻。其中，使我记忆犹新的，一是家母从箱底翻出了她的皮大衣和先父在天津市长任内所买的燕尾服等卖给重庆银行界的人士。二是出售了家中的留声机和大挂钟等件。有了这样零星的收入，改善了一家的生活情况。

    先父臧启芳主掌东大校务长达十年，是任期最长的一位校长，任内也面临了东大多次迁校（北平到开封，到西安，到三台，返沈阳）和长期办学的严峻考验。他对东北大学的存在和发展贡献良多。

    一是临危受命，继往开来。张学良在1936年西安事变兵谏后遭受软禁，东大失去领导，陷入群龙无首的困境，难以自拔。停办东大的声浪已风云大作，此时先父坚持立场，力陈东大不能停办的理由。后经挚友齐铁生推荐，上峰同意，先父于1937年1月接掌东大校务，离开江苏省无锡区督察专员任所。这既是一个维持东大继续生存的要务，也是一个引人指责的根源。有些东北人士，包括东大师生，认为这一任命是中央政府要从张学良手里抢走东大的指挥权，用CC派（国民党要员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背景的先父介入，达成任务。殊不知先父不是求名求利，而是用心良苦地要维持东大存在，让家乡子弟有就学和栖身之所。先父曾在陈果夫（时任江苏省主席）麾下任职，这是陈氏有知人善任之贤，而非自成派系之私。

    东北大学面临第二次存亡危机是东大于1937年在西安立足后，又有上峰指令东大西迁到青海的蛮荒之地，果应命实施，大多数教职员会裹足不前，东大的命运也自然中止了。先父的应变措施是及时在四川三台获得了当地县长郑献征的支持，而迁校入川，先斩后奏，在木已成舟的情况下获得教育部的追认。

    二是唯才是用，公正透明。先父掌校任职的准则是：“我聘请教授一向无领域之别，我所求的是学问品格，不问他是哪校出身，哪省人士、哪国留学。这可以在东大先后任教的教授名册中看出来。”此一准则导致群贤毕至，饱学之士纷纷到来，使东大成为众多优秀学人的荟萃之所。有名师在校，东大教学和研究的领域也不断发展，让东大在抗日期间进入国内一流学府之列。

    三是百鸟齐鸣，百花齐放。先父全心全意在学校提倡思想开放，学术自由。各种社团和活动，各种观点和展示都各擅胜场，不一而足。再有，1943年东大首先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有数十位同学弃笔从戎，加入了青年军，其中也包括了正就读东大的我的大哥臧朋年。

    四是清廉正直，树立校风。先父以身作则，不贪一分钱，不做一点假。那时，校长之职也是收入菲薄。在三台八年的抗日期间，家中变卖了以往收藏的略有价值的物品，补充家用。家母手存的一些金银饰物也全部投入“献机救国”的行动里。

    五是事成身退，有始有终。抗日战争胜利后，先父以东大校长、教育部特派员和东北行营教育处处长三重身份前往东北，接收东北教育设施和恢复教育运作。那时国共内战已经爆发，接收大员，先父除外，大多滥权贪腐，这便也加速了国民党失败的进程。在东北大学兴衰的过程里我们看到国家和社会的大环境对教育的发展可以产生“助成之”和“摧毁之”的重大影响。而国家主政者，教育工作者和学校师生有真知灼见、责任感、认知感和奋斗精神也可以达到弦歌不辍、排除万难、教育发达和国家振兴的良好结果。

    渡海赴台 培育英才

    1948年年底，我们举家迁往上海再迁厦门，因经济困难，除先父因公得乘坐飞机飞赴厦门外，祖母、家母、弟妹和我等均坐先父生前好友萧碧川先生一重仅百余吨的机帆船，免费搭乘自上海前往厦门。船沿近海航行，一路飘飘摇摇，历时半月，始到达目的地。途中几乎遭遇抢劫并曾有翻船之险，至今思来犹有余悸。

    在厦门时，先父为了谋生，创办了一所为升学大专作准备的“大同补习班”，与前北洋大学校长李书田先生分授国史和数理课程。当时，由于水源缺乏，买水费用昂贵，先父就命我去一里以外的水井挑水，而我面现难色，因那时我正读高中二年级，以往既没有挑过水，也生怕挑水时碰见同学让自己丢脸。先父看见我有此顾虑，便恳切地说：“凭个人劳力谋个人生计是光明磊落的事情，有什么可害羞的。我知道你没有挑过水，体力也差，不妨挑挑歇歇，总可以挑到家。你就一大早或是深夜里去挑。那时路上行人少些。在家中经济困难的时候，你能尽一分力量协助解决家里的问题，自己也会觉得骄傲。”于是我俯首秉训，欣然前往，很快地，我就成为一个很好的“业余挑夫”，随着扁担起伏的节奏迈着步子，全程中只要歇一回脚就可以把水挑回家了。

    1949年6月下旬，我们全家从厦门渡海赴台，落户于台中市。

    1955年东海大学在台湾台中创立，先父应聘前往任教。东海大学是先父生前最喜爱的一个地方。先父常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乃人生之至乐也。”又说：“我一定以我的余生从事文化教育事业，这是国家强大盛兴的基础事业，也是我决心为国效力的唯一方向。”先父在东海教书，也兼任经济系系主任职务，一面教学和忙于系务，一面又在从事著述工作，将自己在1925年翻译出版的美国韩纳著《经济思想史》一书，根据其最新版内容加以整编。为了赶进度俾能早日完成，这份工作也着实费了先父不少精力。他常常忙了一整天，又继续工作到深更半夜。家母看他工作太吃力了，常劝他不要过劳，先父回答说：“我每天有预定的进度，白天忙于其他事物，抽出的功夫不多，晚上的时间就不能不利用了。”这样，半年下来，先父的健康情形每况愈下，直到1958年春天，症状发作而卧倒病榻。

    先父卧病时间足有一年六个月之久，平素没有积蓄，治疗期间需款尤多，这时全赖先父老友等的经济帮助，才能支付开销，脱离困境。其时，东海大学校方和师生同仁们对先父的许多支援也是至深至切，难以尽书。1962年2月28日先父因心脏病突发不治，在东海大学住所去世。

    斯人已逝 精神长存

    对于年青人，先父总是极力鼓励他们要敦品励学，充实自己，好作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才。先父对我们讲：“有能力，无抱负不成；有抱负无能力，也不成，必要两者兼备，才能为国家出力。”又说：“年青人必需在古人和今人中取法一两个人，作为个人处世为人可靠而良好的标准。”先父一生最佩服的师长是王云五老先生，一生最推重的古人是汉末的诸葛武侯。据先父讲：“王老先生是苦学成名，学贯中西，忠公体国，品德高尚的忠厚长者。诸葛先生是竭智尽忠，淡泊明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义之士。”又说：“史可法、文天祥等人大难不苟，从容就义的一瞬间表现，乃是他们一生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自然结果，是由来已久和水到渠成的事。一个一辈子见利忘义唯唯诺诺的小人，在国有大难之时，绝不会顿然醒悟为国捐躯，这和一个一辈子忠公体国，大义凛然的志士之必然要成仁取义，为国效死，是同样的道理。”

    有人求先父帮忙，他若无能为力，便一口回绝，从不加以敷衍。我问他何以如此，为什么不圆滑一点，说些动听而无济于事的话去应付这种场面？先父则说：“记住，英年，当你确实不能为人尽力的时候，必须要直截了当地告诉他，白白让人家抱了一阵空希望，岂不是未助之反害之了吗？就如同：对于一个垂死的病人，我们应该尽量说些好听的话去安慰他。但对于一个本来可能医好的人，如我们医术不济，我们绝不能冒充良医，耽误了他挽救的时机，必须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自己医术不行，请他另就高明。”

    先父安息于东海大学附近的台中公墓，迄今已56年。1972年2月下旬美国尼克松总统前往大陆与周恩来总理签署了“上海公报”。尼克松总统成行前我便开始在美国新闻媒体（电视和报刊）和公众场所公开发言，力挺华府与北京关系解冻和进行建交的行动，认为这是惠及双方和国际大局的必要措施和明智之举。因此，我立即被台湾执政当局视为“叛逆”，列入禁止入境黑名单的前列，持续26年，直到1993年解禁，其后我才得以入境台湾，前往先父公墓祭扫。

    2012年2月下旬，在先父逝世半世纪后，他的子孙辈和各界人士在美国旧金山市（1919年先父在该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读）举行了一场追思先贤臧启芳先生的纪念会，会中有多人发言，对先父的高风亮节，毕生奉献各抒其见，这正是“斯人已逝，精神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