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时代“进城故事”里的“村气”

    图书推荐

    品味故事背后所隐藏着的令人省思的力度与沉重。

    姚鄂梅是那种慢工出细活的作家，她必须对要写的题材烂熟于心才会将之行诸文本，因此作品的量很少，但只要一出手，质都有保证。在同时代的写作者中，她略显默默无闻地执著书写着。让她保持韧劲和固执的东西，便是着力于当下的社会生活，以各色人等平凡庸俗的日子作为底料，调配出洞察世相人心的作品。阅读者既能从中寻觅自己的踪影，也可品味故事背后所隐藏着的令人省思的力度与沉重来。作为“时代的绘心者”，姚鄂梅的韧劲和固执让她在《贴地飞行》中“紧贴现实的大地”持续地“飞行”。那里面描摹着的现时代的“进城故事”不但带有她既往的叙述症候，也同样以更为缜密的情节推演、富于层次性的文本结构和隐而不显的探索精神，让她成功地跃上了写作的新台阶。

    成功者曲折艰难的奋斗历史、失败者辛酸痛苦的人生命运、进而飘着的焦虑与惶恐，任何一种单独拿出来，都可以作为时代的镜子，照出城市的弊病与乡下人的“卑贱”。初看上去，《贴地飞行》讲述的仍旧是一个“乡下人的进城故事”。小说共四章，但姚鄂梅却十分“奇怪”地在四个章节前面加了一个目录中并未呈现的“引子”，仿佛一个“进城故事的小小前史”，或者对整个小说的解释与说明，类似于一般著作的“前言”。在这个“前言”中，姚鄂梅首先把主人公杨粒的生存现实给摆置了出来，即“农村的孩子不容易考上大学，考上大学也读不起，勉强读了也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也买不起房娶不起媳妇”。“学而优则仕”的“进城故事”显然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为此小说在此后的叙述中，专门用伍杰的嘴讲述了一个“学而优则入城”的失败故事——伍杰学生时代的“偶像”，是一个尖子生且是高考状元，在敲锣打鼓送喜报沉寂之后，却过着失业的生活，四处求职而不得。“偶像的倒塌”不仅意味着个人英雄主义的彻底破产，也意味着乡下人进城的路径面临新的问题。

    从偶遇城市到积极主动进城再到“逼不得已”进城，姚鄂梅“讲述故事的年代”和“故事讲述的年代”，已经完全不同于鲁迅、高晓声、路遥等。“不得不”进城背后不经意间泛滥出来的乡村的凋敝与乡下人的无奈，注定了他们进城的“不幸和悲戚”：对于乡下人而言，命运对于他们不是“选择”，而是“注定”。恰是这“注定”，让“进城故事”充满了“悲凉和苦痛”，奋斗的意义、挣扎的徒劳、人生的虚妄，这所有的要素混合在一起，让人不禁发问：姚鄂梅真的是在讲述一个“老土的乡下人的进城故事”吗？

    为了认认真真地把“乡下人的进城故事”给讲好，姚鄂梅特意围绕着主人公杨粒编织着他简单却略显复杂的亲人关系图——岳父、妻子和朋友伍杰，作为外来人的角色，参与到对杨粒进城生活的塑造当中：母亲作为自己人，把乡下老太太的世故、精明演绎到极致，只为杨粒的“成功进城”；情人或露水情缘的袁圆与动物园马园长则分别代表着“进城的成功人士”和“进城的失败典型”，烘托着杨粒的进城故事的前途。理清这些人物关系图，杨粒的“进城故事”就变得十分艰难，对于他而言，摆在面前的“进城的道路”只有一条：在城市的下层干“不体面”的工作，还要忍受城里人的奚落、白眼甚至谩骂。姚鄂梅早就为他树立了“榜样”：妻子和岳父。

    小美作为杨粒的妻子，因丈夫意外事故而守寡，在表哥伍杰的撮合下偷偷重婚杨粒，和父亲精妙配合上演了一出欺骗好戏，把杨粒带到了城市。一幅“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乡下少女画像，在姚鄂梅的笔下略显冷峻而悲凉地被展示了出来。但姚鄂梅偏偏给它找出差异来。整个小说，围绕着小美的另一条叙事线索，把乡下人进城，以及他们的焦虑、辛酸，展现得通透而彻底。目睹了进城的艰难，小美没日没夜拼命挣钱，但无论如何，微薄的薪水无法都无法满足她的愿望——城市不但摧毁了她的尊严，还在悄然之间摧毁了她的自信。

    姚鄂梅的拿手好戏或许不是精心描绘下乡人进城的细节，他们的悲苦血泪、遍体鳞伤。相比于这些，她更愿意让他们获得“成功”，然后再一步步地揭示这种“成功的虚假性”。当她笔下的人物和读者对这种结局倍感错愕的时候，她的意图便已经达成，因为几乎无需细细品味，那笔墨背后所浸透着的汗水、眼泪与鲜血，足以震撼人心，属于乡下人的“进城故事”更加悲壮地上演着，而他们或许浑然不觉，还自以为荣。这是属于姚鄂梅的“狠劲儿”，但也同样属于乡下人的不幸与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