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迭出的《中国小说史略》研究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以下简称《史略》）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尤其是小说研究者的必备之书，当然也是我常常翻阅的案头之书。对此书，我充满了敬畏，从不怀疑先生的论断，也不去想先生是如何创作此书的。坦率地说，我只是关注《史略》所呈现出来的结论。

    今读温庆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研究：以中国小说史学为视野》一书，如行山阴道上，卓识妙论层见叠出，令人目不暇接。

    《研究》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章到第四章，主要研究《史略》的成书过程，原原本本，清清楚楚，这是《史略》的“史略”、《史略》的生成史。第二部分是第五章到第七章，主要就《史略》的具体问题加以分析辩证。

    《研究》理清了《史略》版本的变化，从版本演变窥鲁迅的匠心。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史略》的创作、修改的过程，对《史略》中不妥的地方，也有理有据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通过阅读《研究》，方才真正感知《史略》版本的繁复。鲁迅对《史略》的修订过程，反映出其小说观念、小说史观念、方法论及当时社会思潮的衍变；其间材料的取舍、结构的变换、论断的改易，都可成为窥视鲁迅学术思想的关捩所在。

    《研究》的许多结论都发人深思，如认为“鲁迅试图通过《史略》践行其所提出的‘改良社会’、‘国民性批判’等意图”；再如指出《史略》经典地位的形成也与鲁迅的文坛地位有关，均有理有据。《研究》的意义还在于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经典的神秘性，让我们用历史的眼光去观照鲁迅，使我们可以发现《史略》的许多论断并非鲁迅的孤明先发之见，而是渊源有自。如《史略》“宋之话本”指出：“然在市井间，则别有艺文兴起。即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而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而胡适早在1917年《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就指明：“白话之文学，自宋以来，虽见屏于古文家，而终一线相承，至今不绝。”但《研究》也指出，“‘白话小说为文坛正宗论’被彼时学者广泛用于指导白话小说的创作影响极大，而将这种带有文化主体选择的思想用于系统研究古代小说之衍变者则寥寥无几”，如此，此类研究亦凸显了鲁迅的卓识。又如，《研究》指出：“民间趣味”视角逐渐成为鲁迅构建小说作家作品演进及评判的切入点，“人的文学”也主导着《史略》的框架体系，验之鲁迅《史略》，是符合实际的，这些看法也成为我们解读《史略》的金钥匙。

    利用作家的作品来考证作家的创作动机，是研究者常用的方法与路数。《研究》在这方面做得更加淋漓尽致，且颇有斩获。如第二章第二节《近现代尚鬼神妖怪之风与“五四”运动：〈史略〉论述鬼神妖怪之说的时代背景剖析》，就引用鲁迅所写《热风·随感录三十三》《〈月界旅行〉辩言》《华盖集·忽然想到六》《我怎样做起小说来》《狂人日记》《祝福》《老调子已经唱完》《文艺的大众化》等作品加以印证，指出《史略》研究受彼时时代背景影响的程度。又如，《研究》将《祝福》与《史略》相互印证，不但可以明了《史略》的研究旨趣，而且可以加深我们对祥林嫂悲剧的认识。这些都可启人深思：

    鲁迅的研究与创作都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中心，即“揭露鬼神迷信对人性、对国民精神的戕害，强调文学‘为人生’、‘改良人生’的启蒙意义，关注世人的生存环境，注重对国民劣根性进行改造”。再如，第三章探讨鲁迅的小说创作思想与《中国小说史略》的体系建构之关系，文史互证，擘肌分理，批亢捣虚，对读者洞察鲁迅创作与研究有着双重的价值与意义。《研究》在深入分析《史略》的同时，观照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小说作品选集，并把这三本书定性为“现代专科选本的起点”，以为此即鲁迅建构中国小说史的“另一途径”。

    《研究》无疑对鲁迅及其作品充满了尊敬之情，但并非一味赞美，而是敢于抒发自己的意见，颇可见其史才、史笔、史识。如在小说起源问题上，指出《史略》混用“小说”与“小说书”，结果在具体行文中“存在颇多缺憾”。又如，从鲁迅日记及《中国小说史大略》的论断中，推测鲁迅对《野叟曝言》《燕山外史》《蟫史》缺乏深入了解，从而导致鲁迅对这三部小说的评价不甚到位。再如，指出鲁迅命名“以小说见才学者”与对作品的实际分析并不完全一致，“才学小说”也无法涵盖《野叟曝言》等小说的本质特性，这就或多或少对后世研究者起了误导；因此，《研究》认为“‘才学小说’的类名缺乏严密的逻辑依据与科学论证，不具备太高的文体价值”。这些观点都极为中肯。

    此外，《研究》的考证也颇见功力。如引用详实的证据，考证《明以来小说年表》编纂时间：“当始纂于1923年上半年，约搁笔于1923年5月《镜花缘》亚东初版本之后。”犀燃烛照、细致入微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第六章第二节“‘文人习气’与小说研究”，论证了“文人习气”对《史略》造成的不良影响，即属此类。

    当然，《研究》一书并非没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中国小说史大略》出现亦夥，这样研究的重心是不是有些偏移？而且比较《小说史大略》《中国小说史大略》与《中国小说史略》时，有没有考虑到前两者作为讲稿的性质？杨焄说过：“学术研究并不是简单地判定完是非、对错就可以置之不理的，很多时候不断的‘试错’和‘证伪’，也同样充满奇特的魅力，能够不断引人入胜。陈寅恪所做的推论虽然并不完全正确，但如此充满奇思妙想而不囿于常规的‘谬见’，终究要比循规蹈矩却平庸无奇的‘定见’更能启人深思。”我认为《研究》的许多观点即属此类，颇具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