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意过眼

    至于当代藏书家，他们身上带有新的时代特征，从丰富程度和广度深度来看，我也认为并不比上个世纪差。从具体的素质，比如国学功底来看，毕竟隔了一个时代，以前的藏书家都是私塾出身，受的是传统教育，这方面当然很强。而现在的藏书家受的新式教育，学的外语、理科知识，也不是过去能比的。还有一点就是，过去，藏书与科考、仕途是相关的，读书讲究版本，有实用价值，张之洞就在《书目答问》里详细指点读书人，科举考试应该使用哪些典籍版本，不然会耽误一生。现在的藏书已经跟这些完全无关了，反而更加具有纯粹的审美意义。

    ——亲历中国古籍善本整理、拍卖数十年的拓晓堂先生接受采访时谈及以1949年为界当代藏书家与以前藏书家的不同（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18年4月8日，《拓晓堂谈古籍拍卖那些年》）。

    某种意义上说《唐诗三百首》是儿童读物，就像《红楼梦》也有少儿版。儿童读物的特点是：道德正确、用语平易且美好。我们不能以《唐诗三百首》来对至深至广的文学做出判断，就像我们不能拿科普读物来判断科学的深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清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人们对世界的想象与今天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你现在开汽车听摇滚，在过山车上喝卡布奇诺、读黄段子过小日子又操心教育问题，然后“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这不很逗吗？第三点，在这种情况下，建立或者恢复我们的智力生活就有了相当之必要，当然难度也摆在那里。

    ——出版新作《唐诗的读法》的诗人西川对清人编选的《唐诗三百首》在今天的局限颇有感慨（《北京青年报》“青阅读”2018年3月30日，《西川谈唐诗：我接唐朝的地气儿》）。

    译者应当压抑自己、凸显原著，这是译家美德。喧宾夺主、哗众取宠，不足取。然而译家也是活人，自家的“语言风格、思维习惯、知识结构”难免按捺不住，要影响翻译行为。因此，尽管我们将“原味再现”当做既定目标，但百分之百的“灭己扬他”实非可能，因此译文只能追求无限地接近原文，绝不可能等同于原文。我在翻译时也没有特别的诀窍，只是跟着原文的感觉走而已。他老实，咱也老实；他俏皮，咱也俏皮。

    ——村上春树新作《刺杀骑士团长》中文简体版上市后，读者中的村上译本之争随之而来，曾译过《1Q84》等村上作品的译者施小炜这样理解文学翻译的“本分”（《新京报》“书评周刊”2018年3月24日，《译本之争：村上春树的三副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