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式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这一重要地位决定了它会成为持久和广泛的研究对象。围绕这一研究对象而来的是众多研究机构、大量研究人员和层出不穷的研究成果。既为研究，便是研究者的心智释放，释放过程中的研究机构性质、当下社会需要和研究者个人特质等因素渗入研究成果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同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但从关注焦点、叙论方式、理论诉求和最终结论诸方面看，又是如此地不同。这便产生了有待研究的研究范式问题，诸多不同的直接原因是研究范式不同。可以认为，目前国内有四种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回到马克思”、“以西解马”、“回到原生态”。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总三分格局，即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它源自恩格斯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又倾注了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感悟和升华。中国自觉接受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已有近百年历史。这一历史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在旧中国，国人面临的历史使命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非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悉数登场，皆以失败告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历史使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一次质的飞跃，富有特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已然形成。这一历史过程的代表性人物是毛泽东，其行之有效的至理名言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此为革命类型的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后，国人面临的历史使命是让国家强大和使个人富裕，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而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由此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质的飞跃。与第一次质的飞跃的理论内核即为什么要革命和如何革命相比，第二次质的飞跃的理论内核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此为建设类型的马克思主义。人们可以从纯理论层面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提出不同意见，但明证可鉴的事实是，正是这一理论使中国获得独立和尊严，变得繁荣和强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正处于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两个方面的理论任务时时提醒其不能停却前进的脚步。一是不断从其他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中吸取于己有益的成果；二是在自觉意识层面提出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类型学问题，即革命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建设类型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一研究的结果将会表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演化逻辑与中国近代以来的演化历史是多么地有机统一和相互印证。

    “回到马克思”的提法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此后围绕这一提法而来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聂锦芳的《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和《批判与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可为例证。此为文献学研究范式，目的是基于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梳理、校订和阐释马克思文献，以便让本然意义的马克思思想显现出来。文献学研究范式的学术和理论价值自不待言，其他类型的马克思主义都基于马克思本然意义的思想而来。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学研究是前提和基础，据此而来的其他类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才有底气，起码不失真。与国外相比，我国的文献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尚处于追赶阶段，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中国学者参与到国际学术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辑工作中去就可证明这一点。文献学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由于本身的局限性而难以包打天下，其他研究范式通过对这种局限性的弥补而获得存在理由。其一是现实观照不够，这正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用武之地且成就卓著。其二是马克思文献的社会历史背景不能得到逼真再现，其原生态含义处于社会历史性失真的险境，“回到原生态”的研究范式会为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助一臂之力。其三是马克思文献中的思想仅停留于学问状态而没有被提炼和升华到理论层面，“回到原生态”的研究范式所要解决的正是这些问题。

    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我国开始引进“西方马克思主义”，它既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对象，也是理解视域的拓展和理解方式的补充。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有三：匈牙利的卢卡奇、意大利的葛兰西和德国的科尔施。他们都是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坚定地信仰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之所以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因是他们基于西欧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势，提出了与苏联正统模式有别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作为例证的代表性文献可以举出三部：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和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严格意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注入了新内容，例如其中的主体性原则和价值性原则进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弥补了原有理解的不足之处。进入新世纪后，“以西解马”研究范式中的“西”发生了两个重大甚至是根本性变化。一是指称对象多元化，其中不仅有卢卡奇和葛兰西这样的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还有只不过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对象的人如卡弗、莱文和吕贝尔等，更有纯正的西方哲学家如海德格尔和阿伦特。二是主导倾向发生倾斜。此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已不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补充，而是上升为判断标准，以期改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最明显的例证是阿尔都塞和阿伦特，这二人的哲学思想是为数不少的中国学者评价马克思思想的核心范畴，如资本和劳动，进而评价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理论依据。这种研究范式存在显而易见的缺陷。第一，使马克思文献的解读双主体化，前台的解读主体是中国学者，处于幕后但为真正解读主体的是西方哲学家。第二，解读情势发生根本性逆转，马克思的原生态思想只处于从属地位，主导者则是西方哲学家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此为名副其实的喧宾夺主。第三是丧失学术自信心，似乎只有西方学者的理解才是正宗理解，中国学者的理解则处于从属地位。这种倾向如果得不到及时遏制，长此以往的结果是重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覆辙：美国化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抢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话语权。

    从2005年笔者发表论文《回到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到现在，已有近13个年头。在十余年的时间里，笔者既把“回到原生态”作为方法，又作为理想目标，以期解读出本然意义的马克思哲学。“回到原生态”研究范式的要旨如下：第一，阅读马克思文献时要顾及文献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哲学的外在形式是逻辑，内在灵魂是激情。激情源自特定社会历史和学术情势的激发，马克思的代表性文献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法兰西内战》可为例证。不顾及特定社会历史和学术背景，难觅马克思所思所想和所爱所恨的真谛。第二，阅读马克思文献时要顾及宏观和微观的学术语境，舍此而逐它，准确和全面的理解难以做到。例如，马克思在微观的学术语境中数次谈到黑格尔的《逻辑学》和叙述方法意义的辩证法，但在宏观的学术语境中马克思真正属意的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及其中的劳动辩证法。人们仅关注前者并人为地定格化，殊不知，宏观语境中的黑格尔对马克思更重要。第三，阅读马克思文献时要顾及马克思的理论诉求。虽然马克思是当时欧洲最博学的人之一，但他真正的追求目标不是学院化和学究式的学问，而是在“解释世界”的前提下“改造世界”，用他有关《资本论》通信中的话说是“减轻人类的痛苦”。现实观照性的理论诉求使马克思思想与社会历史现实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忽略这一思想品格，把马克思思想阿尔都塞化、海德格尔化和哈贝马斯化等，都是不务正业的旁门左道，结果是马克思原生态思想的严重失真。第四，阅读马克思文献时要呼应我们时代的理论诉求。马克思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我们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但是，市场经济既非自然经济，也非计划经济，它有自己的本质属性，如对效率的过分追逐，效率与公平之间矛盾的突显，资本的权力膨胀和肆意妄为，社会矛盾的复杂纠结，等等。如何认识进而解决这些问题？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哲学、法学、社会学和历史学分析，甚至伦理学和工艺学分析，能助我们一臂之力。像一个人会得病因而需要医生一样，以市场经济为资源配置方式的社会也如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分析能够发挥“社会医生”的作用。

    笔者长期坚持和践行的“回到原生态”研究范式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有益补充，基于此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落到实处。“回到原生态”的研究范式与文献学研究范式并不冲突，而是以这一研究范式的成果为前提，是对这种研究成果的提升即进一步理论化。与此同时，“回到原生态”的研究范式是对“以西解马”研究范式缺陷的校正，从解读主体真正单一化即中国化、解读的直接目标是马克思文献而非他者、面向中国现实和呼应时代理论需要等几个方面看，情况都是如此。

    具体说，笔者在倡行“回到原生态”研究范式的过程中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在宏观层面提出和回答马克思文献中是否存在经济哲学的问题，成果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以便确立马克思经济哲学客观存在的事实。二是在微观层面提出和回答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存在形式问题，以便在实证意义上进一步确立马克思经济哲学客观存在的事实，成果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微观研究》（待出版）。三是话题性研究，成果是出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重建马克思经济哲学传统》。书中内容是有关马克思经济哲学十个方面的话题，其中的每一个话题都是马克思经济哲学，进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法绕开但被关注和研究不够的问题，这可以说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笔者坚信，马克思经济哲学宏观、微观和话题三个向度的研究及其结果能够证明，“回到原生态”的研究范式是行得通的。

    《重建马克思经济哲学传统》，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