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百年回顾与反思

    自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首次为新诗发声至今，已经一个世纪有余。百余年中，中国现当代新诗经历了相对“旧诗”而言的“新诗”、相对“文言诗”而言的“白话诗”、相对“格律诗”而言的“自由诗”和相对“古典诗”而言的“现代诗”等几个阶段。从胡适的《尝试集》，到新月派采撷西洋格律、追求秩序与均衡；从戴望舒的《我的记忆》，到现代诗在奋进与彷徨中发展至今，不断尝试与多元文化碰撞，试图冲破逐渐式微的牢笼。中国新诗的百年变迁实在有太多问题值得去探觅和玩味，却苦于一直未寻得一个合适的契机。今天，通过赵思运教授的新著《百年汉诗史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0月）来重新回顾反思“新诗”这一概念，不失为一个绝佳的时机。

    中国古典诗脉源远流长，进入20世纪后，社会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诗界也随之暗流涌动。晚清黄遵宪“我手写我口”、梁启超“诗界革命”虽然已萌发旧体诗变革之意，却仍具意在改良的保守一面。直至1919年胡适《谈新诗》的发表，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诗歌“破旧立新”的“革命”才算开始。胡适认为旧体诗刻板的形式极大束缚了诗歌内容的充分展现，因此他高呼“诗体的大解放”，而实现这一“解放”的途径就是写作“白话诗”。搭乘“五四”运动的顺风车，胡适这一呼如怒发的春笋迅速蔓延，新诗运动蓬勃展开。但是由于渴望打破旧诗的心情过于急迫，在良莠不齐的众多诗作中，出现了只重“白话”不重“诗”的现象，由此招致的批评与反思不绝于耳：成仿吾将其比作“遍地生了野草”的“可悲的王宫”，梁宗岱视之为“一种玉石俱焚的破坏”，梁实秋则认为白话诗“放走了诗魂”，使诗歌创作本末倒置。胡适旨在解放诗歌，却宕入了“非诗化”的漩涡，造成了诗歌直白、散漫、毫无蕴藉之味的粗鄙情态。

    进入20年代，对早期新诗运动的反思与新诗的形式建设成为诗界讨论的焦点，其中最洪亮的声音来自以闻一多、徐志摩、饶孟侃等人为代表的“新月派”诗人。新月社虽然结构松散，观念却十分相近，他们反对以白话入诗，倡导诗歌“血统”的纯正，注重诗歌体式的规范和格律的严谨，用闻一多的话来说，诗歌的格律就像“镣铐”，越是有能力的诗人，越是选择“带着脚镣跳舞”，奋力一舞才最酣畅淋漓，反倒越是那些不会写诗之人，越会被镣铐束缚。另外，闻一多的“三美”主张从音、画、构三个角度建立新格律诗的规范，也是对早期白话诗“非诗化”倾向的极力反拨，扭转了新诗创作缺乏美感与诗味的弊端，将诗者的目光逐渐从“白话”拉回到“诗”的正轨。不过，新月派对格律的执着也使其走入过度强调诗歌形式的死巷，墨守成规的“豆腐干诗”引发审美疲劳，倒真成了闻一多笔下的一潭死水，诗歌美感大打折扣。

    你方唱罢我登场，待到新格律诗的热度逐渐消退，自由诗与诗的散文化接替新月派的主张，逐渐被大众认知和接受。戴望舒以十分犀利的观点剑指新月派的诗歌格律论，他以“诗情”取代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诗风，认为感情真实流露才是诗歌的核心，不计较诗歌的体式与技法，也不必为平仄与骈偶劳神费心，其观点集中在《望舒诗论》中，对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的诗歌创作都起到了指导作用。另一位自由诗的倡导者便是创作《大堰河——我的保姆》的艾青。在他看来，诗是自由最直接的外化形式，“诗的声音，就是自由的声音”，而格律就是囚禁并扼杀自由的刽子手，所以他致力于维护诗歌自由的本质，并提出了“诗的散文化”的主张。艾青坚信，散文式的写作可以有效地破坏韵律，从而为诗歌提供最充裕的自由空间。新中国成立后，对新诗建设的探讨依旧如鼓吹喧阗般高涨，卞之琳、何其芳等人都提出了自己对诗歌是否要讲求格律的看法。此后便是新诗的寒冬。直到90年代，有关诗歌的论争才有回暖之势，但早已不复昔日繁华之境。进入新世纪，诗歌“规范”与“去规范”之争仍在继续，诗歌自由与格律的论争并非登时可以解决，诗歌创作究竟应该讲求自由还是注重格律也将会被一直探讨下去。

    通过对中国新诗百年的回顾与梳理不难发现，自由诗虽然一直是新诗发展趋于稳定后创作的主流，废名更是直接提出“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论断，但是我们要看到关于自由与格律的论争一直此消彼长，从未停歇。对中国诗体形式的探索，究竟要追求自由还是选择格律，是一个值得去不断探讨和商榷的话题。另外，中国的新诗历经百年，却为何在当代呈现出日渐衰微的颓势？赵思运的这本《百年汉诗史案》对这两个问题均做出了回答，这也与其他几点，共同构成本书的特色所在。

    第一，该书以时间为经，人物为纬，绘制了一幅严密且清晰的中国新诗百年坐标图。这个坐标图的横轴锁定了从“五四”运动到当下的一百年的时间，选取了分散于各个时期比较有代表的诗人、学者，其中有新诗草创时期的建设者与国外诗歌的汉译者，传统诗学范式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开拓者，救国情怀与理想信念的献祭者等等，并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展开纵深的挖掘，从而将坐标上看似孤立的点牵连成网，对帮助读者建构较为清晰全面的中国新诗发展脉络大有裨益。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被该书录入的二十位诗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些人都经历了不同程度幻想与幻灭的过程，最终或是搁笔，或是转而投入对现实更强烈的反抗，这些既与中国新诗百年浮沉相呼应，又似乎是在为下一次触底反弹积蓄更为深厚的力量，正是对现实的不满，才孕育了一颗又一颗散落诗海的明珠。与传统汉诗史不同的是，赵思运将更多的笔触放在当代诗人身上。他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与现今诗歌发展息息相关的诗者身上，更把希望投向正在看此书的你、我、他。想必，这幅新诗坐标图在今后的日子里定然会被更多的点填满，中国新诗也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第二，该书每一个章节的选择与排布都是苦心经营的结果。虽然选取的诗人看似零散，但仔细分析后会发现在以时间为明线的横轴深处，还隐藏着一条暗线，也就是我认为的本书致力于阐释的自由与格律间此消彼长的斗争。从早期新诗革命以“白话”求解放，到被新月派的格律诗狠狠批下神坛，再到当下对自由诗的若干新鲜尝试，期间还不时夹杂有试图为诗歌提供范式的声音，中国诗人对诗体形式的探索，有自由与格律的不同选择。自由诗重自由，体现了和而不同的极大包容性，是对“创新”精神最好的支持与鼓励；格律诗讲求格律，追求诗歌带来的纯美享受，却也无可厚非。自由与格律并非截然对立的两个方面，但是人们往往过多关注自由与格律的对抗，却忽视了如何将二者更好地融合，并为中国新诗未来的发展寻找出路。在此提出我粗浅的一家之言，应建立格律与自由并存的诗歌生态，完善诗歌的对话与互动，从而增强诗歌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调节的能力。该书能引发读者对中国诗歌发展过程中内容与形式、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格律与自由的思考，继而对这些问题做更进一步的探究，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一点。

    上个世纪90年代，经济的发展、网络的推广、全球化语境下后现代思潮的涌入，不仅使诗歌创作，甚至当代文学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相对稳定的诗歌生态开始逐渐失衡，诗歌创作呈现出不同于前一阶段的特征——诗意多元却又驳杂含混到难以调谐，题材逐渐向边缘化和碎片化游离，更多选取较为客观的“他者”为叙事角度代替感性的表达。那么，进入新世纪后的诗歌生态又是什么样呢？赵思运将其概括为“生机勃勃、汪洋恣肆、杂花生树、时寒时暖、良莠不齐”。诗歌写作在当下越来越失去了存在的精神依据，不仅遗落了生命的温度，也放弃了生存的深度，写诗沦为毫无价值可言的机械的自动性写作。如何改善中国的诗歌生态已是迫在眉睫。最后，引用赵思运在某次访谈中的一段话：“复杂诗意的综合与平衡，对于复杂世相的指涉能力，对人性的边界的深入考量，强烈的主体意识的建构，问题意识的养成，哲学意识的提升……对于真正的诗人，都是必要的。在这个如此复杂的时代境遇中，真正的诗人应该对自己有所期待。”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对于风雨兼程、坎坷飘摇百年中国新诗来说，其未来到底应该何去何从，这将会是一个值得长久思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