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研究的六个基础

    从事历史研究，我们常讲一个学者或一个学生基础好还是不好，那么这个基础究竟是什么呢？我想可以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是目录学、史料学。你要知道你这个专题都有哪些材料，它们各自的史料价值怎么样。比如墓志，这批材料在确定一个人的基本履历和基本的世代方面非常可靠。这里所说的基本的世代关系，是指五代以内，追溯到五代以上就不可信了。所以周绍良先生编的《唐代墓志汇编》，在做人名索引的时候，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只收墓主五代以内的人名。也就是说，我死了，我五代以内的人可能知道我这个祖先——其实我现在连自己五代以内的也讲不清楚，五代以外的就更不行了。这是墓志材料的一个特点，即离墓主关系越近的越靠得住。它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有谀墓的倾向，就像我们现在的悼词一样，都是好话。所以你要是通过墓志去判断一个人的好坏，这是不行的。有些人专门给人写墓志，他有大致固定的范本或套子，略加修改即可。这就像现在的春节对联，内容都差不多。我们在读墓志这类史料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越是小人物，我们对墓志里所讲的内容，就越需要小心，越需要判断。所以每种材料都有它的局限，你在用材料的时候一定要清楚。

    再比如，正史与笔记。鲁迅就说官方史书都靠不住，私家所著笔记等少有忌讳，反而可靠。谢国桢先生在编集《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时，在《前言》中也申明了这样的认识。王世贞在《史乘考误》（《弇山堂别集》卷二十）中就说到这个问题。邓之诚编《中华二千年史》，说自己在选材时是先正史后野史，“正史据官书，其出入微，野史据所闻，其出入大。正史讳尊亲，野史挟恩怨；讳尊亲不过有书有不书，挟恩怨则无所不至矣”（该书《叙录》）。当然，我们作研究，凡与我们所研究的课题有关的史料，都要尽可能收集，不分官书还是私著。讲政治史，讲朝廷治乱，讲典章制度，当然官书正史最可靠。但是关于社会经济，笔记野乘就可以提供许多真实而详细的细节。从史料学上，我们要对这两种不同的史料所具有的各自不同的特点有所了解。所以，史料学，不仅仅是开出书单，告诉你这本书是讲什么的，而且还要告诉你，不同类型的史料，它的史料价值和史料特点是什么。

    我们讲基础，第一点就是目录学、史料学，就是要知道有些什么书，什么材料价值高，什么材料价值低，它们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

    第二点就是要对你所研究的那个时期的政治、法律制度有个非常清楚的了解。就像我们今天，要了解中国的现实，你要知道“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这些职位在整个国家组织中意味着什么，处于政治生活中的什么位置，要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之间是什么关系，要知道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是什么含义，要知道党中央、团中央是什么关系，等等。你看到史料中一个人的头衔，就要知道他在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做历史研究的时候，如果不对一个时代的政治、法律制度先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一上来就找一个很细小的题目钻进去做论文，毕业可能是没有问题，但对将来的学术发展会很不利。我们说研究生期间要打基础，就是要对这些基本的方面加以掌握。

    第三点就是社会经济制度。具体到中国古代史，就是要以赋役制度为中心，了解社会经济的情况。我们要了解整个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变迁情况，要了解你所研究的那个时代的具体情况。在1949年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史学界对经济史非常重视，但近十来年似乎不那么重视了，肯拿出很大精力来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少了，学生更不愿意去关注，因为材料很零乱，很细碎。但是不好掌握也要努力去掌握，因为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研究历史的人需要对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情况有个切实的了解。赋役制度主要涉及一个人对国家承担什么样的赋税和劳役义务。国家的财政状况怎么样，都跟这个有关。比如十年“文革”之后要搞改革开放，一方面是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就是国家在经济上难以维持，所以非改革不可。这类问题，就是要通过对基层社会，对赋役制度的考察来了解当时的人民生活状况如何，政府的财政状况如何。有了这些东西，我们才能对一个时代的社会状况作一个综合把握，或者说，在作综合把握时它是一个基础。你可以不研究赋役史、经济史，但这些情况必须要了解。

    第四点，就是一个时代的思想学术文化。要知道当时的人有什么观念，是怎么想的。比如妇女守寡的问题。在宋代的时候还有很多人不认为寡妇改嫁是多么大不了的事，到明以后才强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跟道学的传播有很大的关系。同时，实际情况与社会观念又有相当的差别。底层的一般的老百姓，与上层社会对守寡的看法、实行，都存在较大的差别。关于这一点，历史所的郭松义先生有研究，大家可以留意。再比如佛教的地位。在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的时候，人们对佛教的尊崇是很厉害的。唐朝的情况，我们看韩愈的《谏佛骨疏》，就可以知道。不仅是平民信奉，而且从士大夫的文集里也可以看出他们对佛教的热情和信仰。可是，到了明清，我们在小说里面，僧人是被看作和三姑六婆同类的人，体面人家是很不愿跟僧人道士接触的，认为他们没几个好东西。明清小说里有大量的讲“花和尚”的故事，讲寺院里如何藏污纳垢，这在唐以前的材料里是很少见的。这都反映了思想界和民间观念的变化，当然思想界和民间观念之间的关系，还可以再研究，但是思想、文化、学术是我们研究历史必须要掌握的东西。顺便说一句，现在不少研究者都在讲“佛教的世俗化”，这是个假问题，不存在。这是将“佛教”与“佛学”混为一谈了。佛教本来就是世俗的，是努力要在民间传播的。大家对教义的理解可能有所不同，教团在传教时可能也要考虑民众的接受能力和接受方式，但从民众信仰的角度来说，哪有什么世俗化的问题？如果佛学吸收了民众信仰的内容，并有所改变，那是佛学的变化问题。这两者要分开。

    第五点是历史地理。历史地理给我们以一个历史的空间。在这方面，至少对人口、交通路线和环境等问题，要有一个大体的了解。我们现在用的历史地图主要是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可惜现在大本的那种不太常见，它上面标示了地形，而我们一般用的这个十六开本是没有标示地形的。地形对我们研究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在交通路线方面，“文革”以前出的一些带地形的地图集是很有用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公路线路跟古代的线路相差不大，不像现在技术发达了，可以大规模开山架桥，现在的高速公路跟古代的交通线路已经非常不一样了。我们要对一个时代的人口、交通、地形、环境这些方面有所了解，才能形成一个较为立体的认识。

    第六点是大事编年。你研究一个时代，必须对这个时代里面发生的大事，对于年代序列，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否则，研究就无从谈起。我们在学习秦汉魏晋南北史时，许多老师非常重视《资治通鉴》。《通鉴》对这一期的记载，绝大部分取材于这一时期的正史。之所以如此看重《通鉴》，就是因为它对这一时期的史事进行了编年。唐长孺先生在整理吐鲁番文书时，自己编过《高昌郡编年》，就是为方便整理文书。宋代史料很多，但《续资治通鉴长编》尤其为学者所重视，邓广铭先生就说过，资料总得有个归处。若是北宋，总还是得归至《长编》（《仰止集》收梁太济文）。编年就像是一棵树的树干，有了树干，你才能看清楚这个棵树。我们不仅要重视编年类的书，而且在自己作研究时，也要像唐先孺先生一样，作一个自己所研究的专题的大致的编年。有了这个编年，你可能就会发现许多你以前未曾留意的问题。

    这六个方面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历史研究的基础。无论选什么题目，研究哪个断代，都要以它们为基础，否则就没有后劲。当然，这个基础不是一年两年能够打下的，而且这个基础总是相对的，它跟整个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是有关系的。思想文化也好、经济制度也好，相关研究的程度越深，你对这个基础的把握也就越准确。如果你不是专门研究这个方面，而只是把它作为研究其他问题的背景知识，当然主要就是看现有的研究成果。所以学术界在这几个方面的研究越深入，对我们把握基础就越有利。所以，我们一辈子做研究，其实也是一辈子在打基础。这个工作也使你的研究不至于老是局限在一个点上。历史是个人文学科，如果你一辈子研究的题目都很琐碎，思路很狭窄，那对你将来所可能做出的学术贡献是有很大影响的。评价一个学者的贡献，首先是深度，其次是达到同样深度的广度。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就只作过一个题目，即使再深再透，也很难与作过许多题目且同样具有相当深度的学者相比。历史研究，一方面是研究纵向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也要研究横向的关系与影响，如果你的知识和视野很狭窄，就难以进行这种工作。就好比看黄河，如果坐在飞机上观察，你就知道黄河是由西东流的。如果你一辈子住在“几”字形的两边，也许你会觉得黄河是由南向北，或者由北往南在流。这就是眼界。你的基础越好，方方面面掌握的越多，你的眼界就可能越高，你就越有可能想到各方面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有了这种联系的猜想，你才能去找材料，通过进一步读书来检验你的观点，证是或证非。无论你最初的想法是被肯定了还是否定了，这对你的认识都是一个促进。如果没有宽广的基础，你就根本想不到这些问题。所以基础要不断地进行充实和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