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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的初心就是我作品的初心。我希望把这方血染的土地，和经历过苦难的人民的事迹，以及他们对国家、对民族执着的爱和奉献传播出去。
一夜之间，《守望初心》火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连续加印，西藏、新疆……来自全国各地的书店要求发货。这是三年来奔波于湖南大山小巷采访的作家余艳始料未及的。
《守望初心》以上世纪三十年代参加长征的红军和留守的红嫂为主线，选取最底层的小人物为代表，串起湘西第一代怀揣中国梦的年轻人不怕牺牲、跟定红军跟定党的艰辛历程。正是这些小人物，哪怕全家被杀，也一颗初心支持红军、拥护共产党。他们面对死亡不变初心，为改变命运牺牲，为奉献革命不悔，使我们的党和军队有了永远稳固的根据地。
余艳用了整整一年时间采访，走访了将近一百个红军、红嫂。她常常含着眼泪听他们的故事，吃饭都忘了时间。有时候采访一个人，聊着聊着就来了一群人。和她采写《板仓绝唱》时一样，在板仓那块土地上，老人、孩子们、景点的服务员都认识余艳；写《守望初心》，她又和当地的老百姓交上了朋友，甚至成为亲人。她不断被采访的人物感染、感动，不写好，就觉得心里愧得慌。
“要写好这些对中国革命做出巨大牺牲的湘妹子，得先还原她们的痛。痛，有了传递和感应，成了深入骨髓的痛，才会有痛过之后有力的文字。”余艳说。
百年红色史、平民英雄诗，在书写“人民创造历史”这一宏大主题上，她倾注了真情和激情。
中华读书报：《守望初心》之前，你也写作了《板仓绝唱》等红色经典作品，小说《后院夫人》《与共和国同龄》获“五个一”工程奖，好像你的作品都比较有正能量、主旋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倾向？
余艳：我一直在一种有红色情结的家庭中长大。更关键的是，湖南是一方血染的土地，让我感动的故事特别多。真正进入红色题材领域，是从写杨开慧开始。比如，我在杨开慧故居一个七平米的卧室待的那个通宵，当第一缕曙光初现，我写了满满六页纸，同时就觉得有一缕光照亮了我，我接通了那个年代的杨开慧，那是一条长长的时光隧道。这就有后来的《板仓绝唱》。写完《板仓绝唱》，被读者社会认可，由此进入红色题材。
中华读书报：《守望初心》是以参加长征的红军和留守红嫂为主线，写作这部作品的“初心”是什么？
余艳：最初的写作，总想着我是作家，怎么能写好作品；现在的写作和老百姓融在一起，百姓的初心就是我作品的初心。《守望初心》的创作，我采访了许多的红二代红三代，长辈牺牲的痛一直刻在他们心里。殷成福是守望的红嫂，可她选择了像男人一样出山，不管生死，跟定红军；戴桂香一辈子就守着丈夫的一个坟，多少意想不到的困难甚至灾难，她的初心，就是为一个优秀的红军将士守一辈子。我希望把这方血染的土地，和经历过苦难的人民的事迹，以及他们对国家、对民族执着的爱和奉献传播出去。
中华读书报：在写作过程中，遇到最大的挑战和困难是什么？
余艳：写作《守望初心》遇到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我之前写的21部书加在一起，也没有《守望初心》用力。出版之前出版方组织了审读会，评论家们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听了之后，我怀疑自己没有勇气改到位，也怀疑自己有没有能力完成好，想打退堂鼓。可是，老百姓眼巴巴盼着我的目光不停地在眼前晃动，他们盼着一个好作品为他们代言，能传播出去。一咬牙下定决心背水一战，关掉手机躲进小宾馆，将专家们提的建议一条条对照着改。现在回想起来，六易其稿改得很难很苦，但每改一次都往前稳稳地迈了一步。这个挑战，不仅是对作品质量的挑战，也是对我专业素养、写作经验甚至包括体力、耐力等全方位的挑战。作品虽不是完美的，会有遗憾。但是，面对这部作品，我可以说：我尽力了。
中华读书报：写作中，你采访了近百个红军、红嫂以及他们的后代。是什么动力能使您肯下这样的功夫？
余艳：83岁的老红军殷成福，走过万水千山的长征，挺过来了，临终前她挂念着自己的大孙子。嘱咐她的大儿子侯清芝，找到孙子后把他带到坟上来。故事中唯一的信物是一个红星兜兜。殷成福和儿子盼一个孩子，两代人都去世了……终于，中央电视台的一则寻亲广告，把一名叫侯德明的流散老红军拉回到张家界——采访到最后，不是我自己多努力，而是一个个采访小分队汇集了老百姓的能量。得到许许多多老百姓的支持，为我们提供最原始的素材，注满了激情和持续的精气神，让我每走到一处都想扎下去、挖更深、采访透彻。
中华读书报：我发现你在写作中，和笔下的人物特别贴。这种专注和融入，也使作品具备了特别的力量。能谈谈你当时的创作状态吗？
余艳：是非常饱满的状态。采访过程中，许多汇聚来的精彩故事，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作品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采访深入，细节就多，笔下的人物都能靠细节立起来。比如，殷成福这个人物，无论她带着家人艰难爬雪山，还是一个人长征，她是有力量的；戴桂香是柔弱的，但是无论经历各种运动，受到怎样的迫害，她都毫不动摇地保护红军丈夫的坟。
中华读书报：写完之后，社会各界对这部作品的评价非常高，认为是“以文学初心寻找精神之钙”。你对自己的作品满意吗？《守望初心》对你而言有何特殊的意义吗？
余艳：我完全被一部作品改变了。像过一道坎，走过去是另外一个自己。从写作《杨开慧》开始，我在慢慢改变，决定性的改变是《守望初心》。我没有去想这本书有多大的社会影响力、多大的发行量、多少稿费……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拿出自己最大的能力、最佳的状态去写好。让作品成为一个桥梁，把鲜活悲壮的故事传出去，像接力赛一样把一种精神传承下去，对得起这片血染的土地，对得起这土地上太苦难的人民！正因是为老百姓代言，《守望初心》是我迄今为止最尽力的作品，也是较满意的作品。
中华读书报：你创作散文小说包括新闻作品，相对而言，更喜欢哪一类体裁？
余艳：我最喜欢的还是小说。我是从散文进入文学的，后来觉得散文不能完全满足对生活的表达和对文学的追求，就开始写小说。虽写得不是特好，但写得酣畅淋漓，自己能在创作小说中，尽情地翱翔。可近五六年，当我觉得一个作家应当承载一定的社会责任，而报告文学最能接触民众，我还是选择了报告文学。但是，要把小说的技法、散文的语言都用于报告文学，还有戏曲的唱词、民歌的运用，所以比较有优势。六年来写了一百多万字的报告文学，每一部都有所不同。尽管我留恋小说，未来四五年还是想把手头报告文学的项目完成，再回头再写小说。
中华读书报：你曾经有一个观点，“报告文学是用脚底板走出来”。你对当下报告文学的创作现状怎么看？你认为优秀的报告文学应该是怎样的？
余艳：我很佩服报告文学作家中何建明老师的大气魄，王宏甲老师深邃的思想。他们都能迅速捕捉到大题材，就不顾一切全身心地去写。还比如黄传会、徐剑、张雅文……这样一批榜样，一批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在前面引领着，我们只要努力跟上就好。但是报告文学作品也有一些问题，有些只顾从新闻走进报告文学，艺术性体现得不够；还有一些作家，因为有文学基础，写作中就有些取巧，不能踏踏实实走进生活和百姓。我觉得一个好的报告文学作家，既要有艺术的沉淀，又能扎实地走进生活。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一定是紧跟时代，深入到人民中间的。
中华读书报：写作报告文学，最重要的是题材。你选择题材的标准是什么？
余艳：我是写小说出身，特别讲究故事。如果报告文学没有完整的故事，在故事中间没有感动我的细节，我不会写。比如写杨开慧，从墙洞里挖出的手稿是独有的情节。我怎么挖掘这些故事，怎么还原？手稿的每一句话可能都深藏着细节和故事。《守望初心》就是我隐约听到一家八口去长征的故事，故事里涉及的每一个人物，我都细致地去挖掘，才可能有后面鲜活的人物，被老百姓接受。
中华读书报：你在写作上有怎样的追求？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作家？
余艳：我没有特别伟大的目标。我只想踏踏实实写好每一部作品。最多希望这一部作品超过自己上一部作品。就像现在，许多专家说《守望初心》超过了《板仓绝唱》，就觉得开心了。还有更大的开心就是——作品能被老百姓喜欢。这部作品比我前面21部作品都凸显了这效果。作家在百姓的认可中找到了价值，让我觉得，这段时间，天天都是阳光明媚、花香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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