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国文明起源的根本问题

    《终结“疑古”》还没正式上市就在学术圈引起了震动，引起了一些学者的不满，也导致很“不友好”的争论。最主要的原因是其中的命题牵涉到中国文明起源的根本问题，也关系到中国近现代学术面貌的重要问题，尤其是作者居然将矛头指向了向来备受尊崇的顾颉刚、胡适二位前辈。因此，一些反对的人士鄙夷作者，视其为“民科”或者其他，一些审慎的学者更倾向于看了再说。

    本书作者既不是“民科”，也不是受意于他人。他在北大历史系本科毕业，后受业于著名史学家、北师大何兹全教授，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潜心于上古史研究18年，颇有心得。他之所以要“终结疑古”，是基于“疑古”思潮的影响至今依然非常强大，他说：“我深深感受到了‘疑古思维’的阻碍，它已成了上古史学界的思维定式……如果不能将‘层累说’和‘疑古’等顽石搬走，传说时代的研究是难有突破的。”（见本书《后记》）这便是“终结疑古”的由来。

    该书由五部分组成，每个部分虽然各有侧重，但其目标都离不开与中国上古史的关系，而且每个部分完全可以独立成篇，其论述的方法和结论互相呼应，又互为补充，互为论据。

    首先是《导论》部分，名为“千古变局中中西学术的碰撞”。主要是理论阐述，开篇就提出“‘走出疑古时代’为什么走不出去”这一非常敏感的问题，将自己置于重新挑战“疑古”的角色。作者认为“近代‘疑古思潮’在学术上赖以支撑的理论核心是顾颉刚先生创立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李学勤先生的“‘走出疑古’之路之所以走不出去，就在于对‘层累说’等谬误缺少针对性地剖析和批判，没有从学理上进行充分论述”。于是，他从近代以来东西方知识结构与学术系统的比较开始，阐发这种碰撞带来的变化与混乱，他将中国的传说时代置于人类历史的整体进程中，将中国的“疑古思潮”置于世界学术史的背景中进行对比研究，从全球视野系统梳理、比较中西学术，指出中西学术思想的碰撞导致了非西非中、非经非史的“疑古思潮”，它的实质是今文经学而非史学，并考察了相关的学术、思想、政治、社会心理间的关系。

    《上编》《中编》说的是一个问题，就是针对“层累说”的起因、论战和“疑古派”的产生及其影响这一个问题。我以为《上编》《中编》的内容过于“激烈”，易于引起人们的遐想和联想，但并不是本书的重点，《下编》才是本书的重点。正如作者所说：“全书原非一本计划中结构谨严的专著，学术观点最早形成轮廓的是下编，时在‘非典’之前。”（见本书《后记》）作者用十数年的工夫考释了中国古史传说时代中最为难解的两大问题，成就了他的学术大发现。

    第一，他独辟蹊径，创作了“《帝系》五帝之序与黄帝少昊两族轮流考”，用大量的史料客观地阐释了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考证并发现了黄帝、颛顼、帝喾、帝挚、帝尧、帝舜、大禹、皋陶、伯益、夏启、后羿、寒浞、少康等帝王和具有帝王资质的领袖的世系特点，发现他们存在着轮流执政的现象，提出黄帝之所以被称为人文初祖，是因为他完成了华夏的第一次大统一，建立了西（华）东（夷）双方“政治共同体”的观点，得出“两族轮流是政治共同体的结构性特征”这一独特论断。从而论证了华夏传世文献及其古史体系的高度可靠性与可信性，并对华夏文化的形成、演变及其优点提出了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第二，他探幽索隐，解荒化诞，对千古视为荒诞无稽的《大荒经》抽丝剥茧、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析考证，发现：传世本的《山海经》（包含《大荒经》《山海经》两部分）本是两部书，东晋的郭璞之前两书分别流传在世，只是从郭璞开始误将两书合二为一，于是他将二者分离，并考证确定《大荒经》的内容源自商代大社壁画。将《大荒经》论证为“可信的史料”，张国安先生当是第一人。

    张国安先生的这两个重要发现如果在学术上被证明成立的话，将为传说时代的历史提供可靠的文献，无疑对于“疑古思潮”是个重大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