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国学始于常识普及

    夏海的新著《国学要义》是一本极有识见、颇为难得，而应该向读者推荐的好书。近年来，学习国学已成为一个潮流。但是，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究竟如何向大众普及国学，却是一个极富挑战的问题。套用一句俗话：一部二十四史，从何处讲起？夏著的识见与难得，就是直面这个问题，并给出了极富意义回答：传承国学始于常识普及。

    这个问题，当然不是现在才存在，前贤也有过努力。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西化虽然是主流，但传承国学的努力也从来没有断绝。国学教育与研究依附在西方化的教育体制，转化成西学化的知识系统，这样的努力很多，现在也仍在进行中，这些且不说。即便在教育体制与知识系统之外坚持的，也有卓有成就者，著名的如章太炎与马一浮。只是，即便如此，关于如何在西化着的新时代里讲国学，始终已是难题。章太炎由小学切入，循四部沉潜，重在知识，马一浮便以为有问题了，流于支蔓，失其精神；马一浮自己标示六艺，摄于一心，可谓思精愿宏，但在当时已难传播，在今日未受专门训练而还能读懂他讲录的，恐怕更少了。今天距离传统社会，比章太炎与马一浮的时代更远了一点，国学对普通大众更为陌生，如何传承，实在是极富挑战的问题。

    夏著在方法上比较认同马一浮的进路。马一浮以六艺定国学，以人心为归摄，简言之，就是经典与价值观。夏著将经典进一步收缩在《老子》与《四书》，价值系统则凝聚在道、仁、义、礼、智、信、孝、忠、廉、耻十个概念。相对于马一浮的国学观，夏著重要的调整是儒与道并举，而马一浮的六艺是统摄儒与道在内的诸子的更上一层概念。这里涉及到学术上的判识问题，但对于当下的国学普及而言，夏著的儒道并举显然更适合于普通读者的常识。此外，对国学无论作怎样的诠释，儒与道构成了她的主体，这大概也是可以成为共识的。佛教虽然是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三教之一，但只要对儒与道有了认知与体会，如果需要，是完全可以进一步去理解佛教的。至于价值系统，马一浮完全有一套自己的概念体系，而夏著全代之以人们熟知的概念。总之，夏著的这一处理更适合当下的国学普及，而精神却执守着传统的灵魂。

    普及国学，自然可以通过论者的阐述，但选择经典是别有重要意义的。首先是经典本身决定了它在普及国学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夏著选择《老子》与《四书》，《老子》无疑是道家首推的经典，儒家的经典虽说是“四书五经”，但宋代以后，《四书》已由《五经》的阶梯而渐取代之。夏著不贪多，仅以《老子》和《四书》作为学习国学的经典，看似少，实则丰，因为这五种经典实在是中国传统的核心，其余种种，皆可由此五种经典进而延伸出去。作为今天的中国人，如果《老子》与《四书》读通了，再进而研修国学，应该就有了一个有益的基础。

    其次，选择经典以为导入进路，既保证了路径的亲切，也保证了路径的正确。路径亲切，就要避免嚼饭喂人。直接示以经典，辅以说明，引读者自己进入，这就能使学习国学的人有了直接的经验。这样的亲切感不仅有益于理性层面上的国学知识接受，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感性层面上的国学情感培植。路径正确，就要消除主观摄入。能够扣着经典来讲解，便能尽最大可能克制主观的延异，从而引导读者直面经典，以自己的知识与经验去理解与体会经典，逐渐获得经典超胜于普通书本的意涵，以为人生的指导。通览夏著的讲解，确也要言不烦，从作者与思想两个方面给予清晰说明，足以让普通读者准确地了解这五部经典，从而进一步去研读它们，为理解国学奠定可靠的基础。

    相对于经典，核心概念的选择同样重要，却又要困难许多。重要是因为概念揭示本质。同样是语词，作为概念的语词覆盖与渗透事物的广度与深度是一般语词无法相比的。困难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的演化过程中有过许多重要的概念，从这些概念中选择确定，既要基于历史事实，同时更需要作者在理论上的判识。夏著确定了十个关键概念，作者认为：“道是老子思想的最高范畴，是中华文明唯一自觉地探索天下万事万物本体的形而上哲学；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孝忠廉耻是传统文化的关键词，这九个词凝聚了管仲‘四维’、董仲舒‘五常’和宋朝‘八德’的思想。”简单的表达中，透露出的依据正是历史与理论的结合。不过，如果细读作者关于十个概念的讲解，读者也不难发现，除了基于历史与理论的依据，作者选择这十个概念作为理解国学的关键，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于作者没有把国学作为陈旧的古董，纯作认知的对象，而是将国学视为鲜活的精神元素，存活于当下人的生命中。也就是说，这十个概念不只是理解国学的钥匙，更是指导践行的心志。

    对国学具有一定了解的读者初览此书，或以为择选出的五种经典与十个概念，都属于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中最显见的常识。这的确是事实。但常识不等于俗见。常识与俗见的区别，前者真正内化于人的生命，自然地表证为人的生活，而后者只是流于时风。今天的世界俗见流行，而深藏于人心中的国学常识却远未能获得中国人的自觉，因此选择常识来讲解国学，其实正是作者的卓识与卓见。读者可以从此书的最后一讲“国学展望”中体会到作者的深思。作者简略但不失深刻地回顾了传统中国文化在应对西方文化时所呈现出来的尴尬、茫然、无力，同时又理性地指陈了国学在当下的困境，从文字的陌生，到载体的消解，直至吸引力的缺乏。正是基于这样的深思，同时基于作者对中国文化的体认与自信，作者才坚定地认为传承与弘扬国学必须以国学普及为起点，而且这是属于“全体中国人共同的任务”。唯有如此，在新知识涌现，全球化席卷的今天，作为走向世界的现代中国人，才能够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经典与灵魂有所体认、有所领悟、有所自觉，这不仅将有助于文化自信，而且也将有益于中国文化对于多元的世界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