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现代的，又是中国的，才是世界的

    王洪岳先生完成了一本关于莫言的厚重的书，要求我写几句。面对众多的莫言研究，作为一名莫学研究的门外汉，如何写，颇使我踌躇。关于莫言，已经有太多的人，说了太多的话，我还能再说些什么呢？拿到这本书稿以后，我更担心的是，在已有那么多莫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洪岳的这本书能写出新意来吗？

    转眼又到了诺奖评奖季，莫言获得诺奖已经五年了。过去五年中，中国的文学界关于莫言研究的文章、论文和论著，已经成千上万。中国人对诺奖的关注程度，令瑞典人惊讶而惊喜，在世界上也显得有点特别。大概这都是出于要让世界承认自己的渴望吧。关注者越多，此前的研究成果越多，书就越难写。这就像体育比赛一样，参赛的人越多，脱颖而出，拿一个名次就越难。然而，读完这本书，觉得洪岳的这本书，还是有其独特的价值。

    这不是一本及时反应的书。有些评论界的快手，能在莫言获奖后的短短的几天就写出文章，几个月后就拿出书来，适应媒体的需求。评论界需要这样的人，反应迅速，才华横溢，身在大潮中，又比一般读者高出一筹，引领大众的阅读。或者，说出使一般读者大吃一惊的话，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这也不是考证性的书。有些用功用心的研究家，考证莫言的家世，个人成长史，山东高密的民风，并将文学心理学和文学地理学引进来，进行学理研究。他们还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小学没有毕业的莫言，为什么能成为大作家？这其间是什么因果关系？当大作家出现时，需要有这样的作家研究和作家所属世界的研究，以此与作家的地位相匹配。

    当然，还有一种评论，可能更有意义。据说萨特这样教导年轻人，在读一本书时，先从挑剔的眼光，去找它的毛病。我们很需要这样的评论，在人人都在歌颂时，发出刺耳的声音，说：我不同意！现在有些出了名的作家忌讳批评，听了不高兴，发脾气。其实，有人批评是一件幸事。对一位作家的最大的尊重，是认真对待他的作品，围绕他展开讨论。批评比赞扬更需要认真的态度，说一部作品不好，比说这部作品好要难得多，需要更仔细的阅读。

    洪岳的这本书，与以上的各种做法都不相同。这是一本理论的书，这本书要向我们展示，一位以文艺理论为背景的研究者，在处理莫言这个研究对象时，采取一个什么样的做法。对作家作品的研究，都要上升到一个层次，这就是理论的层次。在我们说完，这是一本好书，这是一位好作家，或者这不是一本好书，这位作家不怎么样，以及诸如此类的话以后，我们最终还是要归结到这个层次上来。这个层次就是，去追问，去分析各个理论方面，并给予美学上的总结。许多跟着风向走的人没有时间来读这样的书，但是，这一类的书仍然需要，它会静静地躺在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等评论家们对自己的研究感到不满足，想进一步思考时，到这个角落里来寻找。

    这本书所关注的一个核心的问题，这是现代主义文学中国化。中国的文学，怎样才能做到既是现代的，又是中国的？这一要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并不是通过刻意追求，一下子就能做到。这是从一个大的时代发展中，在诸种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才逐渐生长出来。20世纪的80年代，是一个文学多样化的时代。我们这些在70年代末在大学中文系学习的学生，都清晰地记得王蒙的《春之声》《海的梦》给我们带来的冲击。

    小说可以这么写！这个感叹号重重地扣在我们的心中。就在这一时期，卡夫卡的《变形记》被翻译出来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被翻译出版了，乔伊斯的《尤里西斯》，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也被翻译出版了，这些书彻底改变着我们对小说的看法。一时间，我们大开眼界。

    同时，在文学界，要有中国自己的现代派的呼声开始了。最早，这种呼声，不过是打开大门，学习现代派写法的一个托辞而已。“中国”这两个字，在最初只是“在中国”的意思，而没有“中国的”含义。作家们开始模仿一些国外小说的写法，学习新的写法，出现了像《无主题变奏》和《你别无选择》这样一些形式特别的小说。

    洪岳提到了一本书，即维柯的《新科学》。朱光潜先生在晚年，以一种令人感动的“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精神，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将这本书译成中文。朱先生这么做，是想在中国将一场讨论进行下去，这就是“形象思维”。形象思维讨论在中国是一场大公案，历经50年至60年代前期的“美学大讨论”，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美学热”。在这两次美学热潮中，“形象思维”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场讨论后来结束了，一些粗心的研究者也将这场讨论宣布为过时，不再涉及。其实，这场讨论的遗产是无所不在的。

    我们对一个人的了解和认识，可能通过对他的家世，他的行为的历史记录，对他的观察，来了解他。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途径，这就是在与他的交往过程中以己度人、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以形成对他的认识。艺术创作常常就是如此。创造一个人物，将他放到一些情境之中，让他有各种各样的经历，设想他会如何应对，如何说话做事，如何在面临重大事件时做出抉择，如何让故事的发展出人意外而又尽在情理之中。假如所创造的这个人物个性奇特，就预设了一个奇特的逻辑起点，这时，将这个人物放进一个情境之中，就会生出奇特的故事。这样的故事会有趣，会尽在意料之外却又符合情理。

    这种思维方式，可以用一个心理学美学的术语来概括，这就是“移情”（empathy)。关于“移情”，过去已经有很多的论述，但那种论述，大都集中在“物皆着我之色彩”之上，说明主体高兴时就“山欢水笑”，主体悲伤时就“愁云惨月”。其实，“移情”不能仅仅达到产生对应的情绪情感投射为止，它的更重要之处在于推己及人，和推己及物。这是人的一种重要能力。它从“设身处地”的角度，为别人或别物着想开始，到由一种换位思考，设想处在对方位置上的所具有的各种感觉，并由此而生出相对应的思维逻辑和想象的尺度。于是，由“移情”而生出男人、女人、老人、孩子，以及处在极度饥饿，极度绝望，和各种极端状态中的人所具有欲望、追求和幻想，并虚构出人化的动物的思维和感觉。

    小说可以这么写！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写小说的人可以这么想！这需要能力，这种能力需要培养。缺了这一点，就只剩下了技巧，而一旦玩起技巧来，小说就不免给人“装”的感觉。装模作样，装神弄鬼，这样的小说，不是不能读，但只能是过渡。要从“装”过渡“不装”，从“端着”到“放下”，才能获得既是现代的，又是中国的文学。

    瑞典文学院给莫言授奖时所提供的评论中，有一个评语引起了巨大的争论，这就是将莫言评价为hallucinatoryreal⁃ism。究竟如何翻译这个词，它包含了什么样的意义？这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争议。许多研究者都从莫言作品的特色，来寻找对这个词的合适的翻译。这种做法，似乎有一点问题。一个词的历史常常是复杂的。最早，这个词是克莱门斯·赫泽尔豪斯（ClemensHeselhaus）于1975年使用这个词来描绘一位19世纪的德国女诗人安妮特·冯·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Annette vonDroste-Hülshoff）的诗，以显示具有梦幻色彩而又具有对现实的观察的锐利性和描绘的真实性。这一表述受到瑞典文学院的关注，则更可能是由于布克哈特·林德纳（BurkhardtLindner）于1983年所发表的一篇论彼得·魏斯（PeterWeiss）的论文。彼得·魏斯是一位旅居瑞典的德国作家，具有强烈的左翼色彩。他的小说《抵抗的美学》以工人阶级为主人公，进行阶级分析，在知识左翼中有着巨大的影响。瑞典文学院的学者们能够想到这个词，与从二战时就住在瑞典，实际上已经成为瑞典人的著名作家魏斯当然有着密切的关系。联系魏斯的作品来看，Hallucinary更多有“虚幻”的含义。在本书中，洪岳根据莫言作品的分析，又给出了一个“巫幻”的词。这种分析是有趣，也有益的。是“梦幻现实主义”“虚幻现实主义”,还是“巫幻现实主义”？同一个词用于三位作家，就产生三种不同的含义，也形成三种不同的翻译。当然，就翻译学而言，我还是主张统一到某一个更具中性的译法上来。当然，那只能在使用中逐渐形成。莫言的特点带来了困难，然而，这恰恰是莫言的价值所在。

    这本书还从美学的角度来对莫言的作品进行分析。这种美学，当然与魏斯所提出的，左翼“抵抗的美学”大相径庭。莫言的小说，是对古典美的大尺度破坏。作品以丑为美，从饥饿达到极致的人尊严的丧失，到残忍的剥皮、凌迟、檀香刑，如果这与身体美学有关的话，那么，这也是拷问身体之作，是“反身体美学”。不仅如此，莫言还在残酷与恐怖的展示中，显示出荒诞和戏谑，这类同于黑色幽默，但似乎并不完全是黑色的，有时是猩红色，有时是灰色。

    现代美学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改变过去对美的狭义的理解，将一些过去不属于审美对象的事物容纳进去。用沃尔夫冈·韦尔施的说法，是一种超越美学的美学。这种激发感性反应的对象，不再是甜美，而是使人震惊，从而使人警醒。

    追求什么样的审美效果，在作家那里也许是有意的，也许是无意的。但不管怎么说，莫言有一个特点很明显，这就是彻底放开，做自己。克服现代主义写作常有的“端”与“装”，这很难做到，但如果决心做自己的话，那也就不太难了。

    读莫言的书，即使这个人名气已经这么大，我仍有一个想法，就是他的书常常读一遍就不想再读。想起一些古典的名著，总是让人百读不厌。无论是《红楼梦》，还是《战争与和平》《哈姆雷特》。莫言的小说不让人有这样的欲望。读完后，就不想再读。对那些残酷、荒诞的场面，经历一次很长见识，但趋之若鹜的话，就是心里有病了。洪岳的这部书，具有解毒剂的作用，可吸引我们将莫言的书再读一遍，从分析的角度去读，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思考。

    过去有一种说法，只有中国的，才是世界的。这句话只是一个口号，是否正确，还要看如何理解。这主要在于，这个中国，不能只是古代的中国。古代的中国如果原封不动的保存，在今天就可被当作另类物来看。它所具有世界性，只能从猎奇的意义上去理解。莫言的价值在于，他既是现代主义的，又是中国的。如果仅仅是现代主义的，那就很可能只是西方的镜像，很难具有世界意义。要想成为世界的，就必须既要现代，又要中国。有了这两条，就很好了。人家怎么看，那是人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