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坊谁不颂朱胡

    史学大家朱希祖生活在晚清民国，与鲁迅、钱玄同等人同受业于章太炎之门。民国初年，蔡元培长北京大学，朱希祖任史学系主任。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白话文学，推动民主与科学等革命思潮。

    朱希祖既是民国著名的史学家，也是大藏书家。对于学者来说，爱书，读书，购书，藏书，著书，是其生命中非常重要的生活内容，甚至可以说是生活的全部。“不与人物接，不为山海游。终生伏几案，天地一书囚。”这首带有自嘲意味的自题，可谓朱希祖为书而奔走一生的自画像。

    朱希祖开始藏书，大约开始于留学日本时期。当时章太炎鼓吹革命，倡导反清，热衷于收集并翻印明末抗清志士的文集。朱希祖受其影响，“始留意于晚明史籍”，并以南明史为研究方向。朱希祖在这时开始购书，几十年日积月累，涓涓细流汇聚成书的海洋。

    朱希祖到北京执教后，更是南北奔走，东西驱驰，节衣缩食，以求善本。藏者，欲也、癖也。癖者，病也。鲁迅有诗云：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乃藏书人的一种境界。在鲁迅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两人一起逛琉璃厂买书。

    朱氏在北京时留有长须，绰号“朱胡子”。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尤其是在旧书业的人们中间，提起‘朱胡子’（朱希祖的绰号）来，几乎无人不知，而且有点敬远的神气。因为朱君多收藏古书，对于此道很是精明，听见人说珍本旧钞，便揎袖攘臂，连说‘吾要’，连书业专门的人也有时弄不过他，所以朋友们有时也叫他作‘吾要’，这是浙西方言，里边也含有幽默的意思。”

    伦明（字哲如）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这样描述他：“书坊谁不颂朱胡，轶简孤编出毁馀。勿吝千金名马至，从知求士例求书。”伦明在这首诗下作文解释：“海盐朱逖先希祖，购书力最豪，遇当意者不吝值，尝岁晚携巨金周历书店，左右采掇，悉付以现。又尝预以值付书店，俟取偿于书。故君所得多佳本，自大图书馆以至私家，无能与君争者。”从周作人和伦明的描写中，可以看到朱希祖嗜书如命的形象。如今的爱书人读到，心有同感，会心一笑。

    1921年7月13日，吴虞和马裕藻访朱希祖，看朱希祖的藏书。吴虞看的朱希祖所藏抄本刻本，殊不易得，自然价值不菲，“据云《士礼居丛书》原本，文奎堂以八百元购之”。看过藏书（其中有高士奇校顺治三年刻本《清律》），参观朱希祖的住宅，日记中写道：“逖先所居宅，前年始买，去银二千二百元，有房廿余间，皆极好。”吴虞的日记，透露出民国初年北大教授的经济状况。在北洋政府屡次拖欠教授薪水的情况下，还经常为战乱中的灾民捐款，朱希祖买房子，著力收藏古籍书籍，由此可见当时教授的生活状况。

    不过，朱希祖孙子朱元曙补充说：“先生一教授耳，哪来巨金，又何能‘悉付以现’？我手头有一份希祖先生附在日记里的帐单：1929年2月4日，本日先生连薪金加稿费共收入458.8元，支付31家书店欠债527.25元。2月9日日记写道：‘（今日）阴历除夕，上午8时起，各书店前来索书债，约20余家，一一付给。’在他日记里也常有‘书价太巨，未购’的记载。”

    大凡藏书家都有自己的书房或藏书楼。朱希祖的书房名为“郦亭”。为何叫这样一个名字，有一段学林掌故。1924年，朱希祖购得一部明抄本郦道元《水经注》，此书后经王国维鉴定，认为系自宋本抄出，而宋本现存已残缺不全，故王氏“不得不推此本为第一（水经注诸版本）矣”。章太炎、王国维二先生先后为此书作跋，许寿裳、汪东二先生为此书题签，后来胡适之先生也为此书写了考证文章。朱希祖视此书为自己藏书中的珍品，以“郦亭”二字名其书房，章太炎为其题写“郦亭”。朱希祖的诗集出版时名为《郦亭诗稿》。

    频繁出入书肆（隆福寺、报国寺、琉璃厂旧书肆云集），不断搜寻冷摊（东安市场和西单商场书摊众多），如此“吾要”之下，至1937年，朱希祖的个人藏书已达到惊人的25万余册，相当于一个小型图书馆了，而其中抄本、稿本和古本方志、笔记、杂著等珍本善本多达700余种。其中不乏善本，如《山书》《鸭江行部志》、宋版《周礼》明钞宋本《水经注》等，均为海内孤本。在朱希祖的藏书中，南明史是一个重要的类别，这是朱希祖治史的研究方向。收集的有关海盐的史志、方志、诗集，也是朱希祖藏书中一个重要类别，浙江海盐，这是他的故乡，生命向着学海扬帆出发的地方。据《郦亭藏书目录》统计，朱希祖的藏书分经、史、子、集和海盐地方史志五个部分，史部书籍最多，约2000余种，并多有藏书题跋，朱希祖素有“读书藏书家”之称。

    1934年2月，朱希祖应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之聘，来南京就任史学系主任，“郦亭”的760多包善本，辗转运到南京的住宅。在内忧外患的年代，战争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朱希祖那一代学人的头上。藏书的命运和人的命运一样，几经颠沛流离，在飘摇的旅途不知何处可安身。自从1935年开始，朱希祖为他的藏书免遭兵燹而忧心奔走，寻觅安稳的、理想的藏书之所。

    1937年，朱希祖因战事日迫，匆忙中只来得及装运60大箱善本和方志图书，由10辆卡车运送到安徽宣城，暂存车站库房。从朱元曙《郦亭藏书的艰辛与悲凉》一文可知，朱希祖为藏书东奔西走的情形：“9月16日开始运书至徽州，暂存徽州师范学校。19日，先生返回南京处理事务，途中遭遇轰炸。20日，连夜抵宣城，督运书籍。10月2日，运书完毕，先生返回徽州。时上海战事，日趋危急，敌机四处轰炸，先生恐徽州亦被波及，乃决计迁屯溪，并由水路运书前往，存三门呈洪宅。后，先生又觉不妥，乃于18日至隆阜，与学生戴伯瑚商议，最后决定将书藏于戴震藏书楼，托戴伯瑚保管。”戴伯瑚系清代思想家戴震（东原）的后人。至此，朱希祖和夫人张维看着最后一包书籍安放在戴震藏书楼，悬着的心终于安静下来。从朱元曙的记录来看，我们仿佛看到朱希祖先生，冒着敌寇的飞机轰炸，风尘仆仆地穿行于皖南山区，忧心如焚地看护在路上的书籍，多次转移，直到认为绝对安全为止。朱希祖的奔波和操劳，无疑是为国家保存了一脉书香，使得藏书免遭书厄。

    值得一提的是，朱希祖留在北平的藏书，托给亲戚看管，也非常幸运地躲过了日军的抢劫。从纪维周《民国藏书大家朱希祖》一文可知：朱希祖在北平的老宅和藏书，差点被日军强行没收。留守的张太太情急之下，找到周作人，恳请他看在老朋友的面上，务必设法保护朱希祖的房产和珍贵藏书。在周作人的关照下，朱希祖的房产和珍贵藏书，也有惊无险地得以妥善保存。

    在战乱频仍的年代，购书容易，藏书不易，每位学者都是视藏书为自己的学术生命。陈寅恪先生的藏书虽然在战乱中运送出一部分，却在长沙大火中灰飞烟灭，还有一些随身携带的藏书，在从越南到云南的旅途中被人偷走。抗战期间，朱希祖的藏书分散南北，书人分离。然而，朱希祖的藏书得以保全，可谓万幸。

    朱希祖先生长子朱偰，在重庆创作了抗日军歌四首《闸北八百孤军死战歌》《山东范筑先殉节歌》《还我河山歌》《出征歌》，激励官兵保家卫国，收复失地。“巍巍长城，峨峨太行！开疆辟界，追怀汉唐！只今中原沦陷，倭寇猖狂；同胞涂炭，流离伤亡！”“神鹰东征倭，铁甲夜渡辽；收回山海关，直到傀儡巢！不收复失地，誓不见同胞！”这些歌词慷慨激昂，朗朗上口，配曲传唱，如同喷射的枪炮，回旋在历史的天空里。

    朱希祖与朱偰父子二人联手创作的《万里长城歌》，同样是慷慨激越：君不见，长城万里气吞胡，秦皇汉武逞雄图，但使长城名不灭，大汉天声终不绝……这首歌写于1936年，那是朱氏父子都已经料到中日必然爆发战争，为学校和军队歌唱而作。这些歌曲蕴含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朱偰的儿女们至今还记得人们含着热泪众声合唱的动人场景……

    抗战爆发，避地巴山，客居重庆，这是朱希祖生命中的最后时光。日寇对重庆实施了野蛮的轰炸，严重危及学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1940年5月28日，朱希祖日记：“上午八时至国使馆筹备会办公，九时半回考选委员会，半途有空袭警报，十时半放紧急警报。敌机九十八架，分三次来袭，北碚、池溪口轰炸最烈，复旦大学在北碚，其教务长孙寒冰死焉，平民死伤二百余人。二时四十分解除警报……夜签注奖学考试议案……是日，两路口一带被炸，财政部秘书处炸破，大儿（朱偰）幸无恙，所集财政史料半佚。”这样的日子，是抗战时期客居重庆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缩影。

    年迈的朱希祖也经常为避空袭而喘息不安，加上重庆多雾，冬多阴雨，夏多蚊蚋，饮水不洁，时常生病。进入1944年，朱希祖的身体时好时坏，几度住院。7月5日，朱希祖病逝于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享年六十有六。一代史家朱希祖遽归道山，“及身未见中原定”，他没有支撑到山河重光、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朱希祖的丧事“极一时之哀荣”。在中央图书馆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由戴季陶主祭，蒋介石特颁“渊衷硕学”的挽词。各界赠送挽联三百余幅，学界名流及官员出席者三百余人，这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实属罕见。国民政府颁发《褒扬朱逖先先生令》，“生平专研历史，旁搜远绍，考证精勤。著述流传，成就甚伟”。考试院的祭文说：“鲁殿灵光，兰陵祭酒。学究天人，望隆山斗。”

    “叔皮有子述先人，又产曹昭笔有神，得月楼高钟秀甚，九原应喜看传薪。”这是顾颉刚挽诗中的一首。

    得月楼是朱希祖出生的地方，从钟灵毓秀的海盐走出的史学家朱希祖，虽然驾鹤西去，朱家后继有人。顾颉刚将朱希祖比作史学家班彪（字叔皮），把朱偰比作班固，把朱倓比作班昭（曹昭）。海盐朱氏的家乘翻开了新的一页，朱偰的传奇人生和悲怆命运，即将在陵谷变迁的时代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