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自由的”伯克与“为权威辩护的”伯克是同一个人吗

    正如莫雷在前言中声明的那样，该“历史研究”并不是“关于爱德蒙·伯克的个人传记”。用这两位文采斐然的修辞大师格外擅长的夸张手法来说，本书堪称作为自由主义政治家与“新辉格”精神继承人的莫雷献给精神导师的一封“情书”。纵使莫雷并非正统保守主义者，在不少原则问题上所持观点与伯克可谓泾渭分明，不过在回顾十八世纪末英国政坛风云，点评伯克政治生涯的重大事件时，莫雷依然对这位思想家过去与当下受到诸如“言行前后不一”“背弃自己事业”一类的不公评价耿耿于怀，因此在本书通篇夹叙夹议的字里行间，有一个主题始终凸显：那就是在伯克去世七十余年后，当他的仇敌将其斥为“马屁精与下流的资产阶级”，他的“门生”依旧不得不为了寻找其毕生言行的某种“连贯性”而奋力抗辩。

    那么，伯克身上那种让同代人（包括曾经的挚友福克斯、《人的权利》的作者潘恩，以及年轻的法国国民制宪议会议员都彭——正是这位绅士的热情邀请，促使伯克写下了那部名垂青史的《反思法国大革命》）乃至后辈不得其解并纠缠不放的“矛盾”，也就是公然反抗乔治三世的伯克与尽情讥讽雅各宾派的伯克、“捍卫自由的”伯克与“为权威辩护的”伯克、支持美国独立战争的伯克与抨击法国大革命的伯克之间的矛盾，是否真的令他“晚节不保”，以致于他为美国殖民地摇旗呐喊、为爱尔兰天主教徒争取平等、为印度人民起诉黑斯廷斯总督等等奔走疾呼，统统成了“假扮自由主义”的惺惺作态？1790年写下《反思》的时候，他是否真的已经“精神错乱”？这部字字珠玑、掷地有声的批判——论证之有效，火力之猛烈，以致于当时拥护大革命的所谓“哲学家”们无人真正能够将其驳倒——是否真是伯克思想中某种不可挽回的“断裂”？

    莫雷的回答自然是否定的。在他看来，伯克也曾卷入党派纷争的泥沼，也曾因为对英国体制的过剩信心而忽视人民的真正自由，因此只有伯克针对美国革命的观点，才是“最没有争议的高贵庄严智慧的篇章”（82页）。在评述这一篇章的时候，莫雷延续了伯克对形而上抽象权利的极度反感，认为终极而绝对的权利皆为虚幻（在美国革命的案例中，他指的是英国对殖民地课税的权利），而只有“可度量、会起伏、出于约定俗成、根据现实条件赋予其或多或少适宜价值的范畴”（95页）才能为真正的权利提供栖身之所——我们知道，从政者的审慎、谦卑以及对惯例的尊重，确实构成了伯克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原则。可是当莫雷再接再厉，继续为伯克那“要么都错了，要么都没错”的连贯性背书时，莫雷自己的论证倒发生了小小的断裂：因为无法克制对法国大革命核心精神的认同，他便向读者提出这样的反问：革命理想给精神造成的重大变化（全是抽象概念），难道不比（失败的）现实结果更加重要？我们有理由相信，莫雷在此处期待着一个肯定的回答。然而根据他刚刚对美国革命进行的评价，具有连贯性的答案似乎更倾向于“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这当然也是伯克面对热血沸腾的都彭先生、如火如荼的法国大革命以及注定要被这场革命改变整个面貌的世界与后代，基于他自己一生的政治实践与反思而慎重给出的答案。对他来说，制宪议会通过命令式《宣言》颁布的所谓人的“自然权利”实属妄诞，因为由集体理性历经漫长岁月构建而成的社会之“机体”，恰恰不是“自然的”，而是群体惯例、传统与信仰“造就”的人为复合体。因此，人处于如此复杂的社会当中，天然地无法同时享有“自然的”权利与“公民的”权利；而正是如此形成并合理演进的后者，才是惯例法下有节制自由的真正保障。

    法国大革命否定了这个社会的一切，采取最懒惰的做法，由于害怕面对困难，就干脆直接推翻所有既定现实。事实上，大革命毁掉了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不断给社会给养的“历史”本身，宛如彻底拆除一座结构精巧繁复的大厦。关于这一点，热衷古典的伯克与莫雷都援引了珀利阿斯的传说，把大革命比作这位老国王的女儿：她们将“祖国父亲”撕成碎片并扔进滚锅，希望用这种血腥的方式让他获得新生。奉崇敬与审慎为最高美德的伯克在如此激进的手段面前震怖不已；莫雷则怀着对“真理”的酷爱，对“重建”与“新生”一类的意向心向往之。讽刺的是，圣茹斯特也曾在演讲时引用这个典故，发誓要“让人类从血锅中站起……充满原始的活力，就像大地第一次被创造出来那样”（毕希纳《丹东之死》）。如此宣言自然迎来了国民公会雷鸣般的掌声，可是他们似乎都忘了，在那个可怕的故事中，珀利阿斯没能返老还童。熟知日后事态发展的莫雷也无法否认：“那些憎恨过去，不问青红皂白对历史加以诅咒的人，从长远看来，也一定不会相信未来。”（182页）

    伯克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它预见的不仅仅是法国大革命的无望前途。他对乔治三世专权的持续批评，一度使他被人怀疑曾假借“尤尼乌斯”之名发表讥讽君主的书信；大革命爆发后没过多久，人们又透过他坚决抨击法国共和派的立场，断定了这一身份的不可能性。事实上，任何“反对君主制”或“拥护君主制”的标签，贴在伯克身上都显得相当肤浅——蔑视英王及其党羽与痛恨法国“弑君的和平”并不构成任何矛盾。今天，透过两个世纪的历史重新审视伯克的政治生涯，人们毫无疑问能够作出上述判断，知道他确实如自己所说：“一生都在为别人的自由而斗争；除了对暴政的憎恶之外，他的胸腔中从未燃烧过持久的怒火或激情”（《反思》）；又或者丘吉尔的评判更加公正：“没人在阅读‘自由的伯克’或‘权威的伯克’时，会感觉不到这是来自同一个人，他追求同一目标、同一种社会与政府的理念，而且他捍卫它们免受来自任何一个极端的袭击。”因为比起大革命中那些自认为模仿了古代罗马的人们来说，伯克的思想之连贯、周全与深刻，才真正承载了超越民族与国境等物理界限的人类智性；他上承亚里士多德与西塞罗，下启迪斯雷利与桑塔亚那，躬亲传达着千百年来颠扑不破的政治共同体真相，那就是无论统治者是一个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好政府的唯一标准，永远指向全邦共同的利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