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的“海”与“人”

    展现了以帆船贸易为主要媒介的华南海上丝绸之路的丰富历史。

    中国拥有广阔的海岸线，但在以往较长时期的历史研究中，中国沿海地区的文化和经济活动并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进入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沿海地区历史的评价开始发生了改变，特别是对经济特区的历史研究转变最大，其中尤以沿海港口城市的研究最为兴盛。上海、天津、厦门、福州等港口的一系列研究著作陆续得到出版。这些以港口为中心，对港口本身及其腹地经济和文化活动的研究，使得长期以来以王朝史为中心的研究转变为海洋区域史研究。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政策的提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研究逐渐明显地被纳入到“海洋强国”战略之中，历史的梳理使我们看到曾经活跃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人们，如何构建丰富的海上贸易与人文交流的图卷。一些海外的学者也纷纷加入到海上丝绸之路这个宏大的研究课题中。日本关西大学教授松浦章的《清代华南帆船航运与经济交流》一书，通过丰富的史料考察了华南地区海上交通、贸易、文化的交流实态，以外国学者的角度，展现了以帆船贸易为主要媒介的华南海上丝绸之路的丰富历史。

    松浦章教授多年来全心致力于中国明清史尤其是东亚海域交流史的研究，拥有丰硕的研究成果，尤其在东亚帆船航运与贸易研究方面，是该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在中日两国出版过多部著作和论文，如《清代海外贸易史研究》《近世东亚海域的帆船与文化交涉》《清代帆船沿海航运业史研究》《江户时代唐船为媒介的日中文化交流》《清代帆船东亚航运与中国海商海盗研究》《温州海上交通史研究》等等，在两国研究学界享有盛誉。因其多年研究海洋史的丰富经验，这次受邀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的编写，承担了清代华南地区海域交流部分的著述。本书依据各类历史资料，从中国宋元时代到明清时期的海商开始梳理，重点考察了清代华南帆船贸易实态以及由帆船贸易衍生出的海上信仰、漂流民救助、中日海上交通、海外移民、金融机构等诸多问题，以实证研究的方式考察了清代华南地区的海域历史，内容丰富、考证具体，全书分上下两编、共十一章。

    第一章回顾了中国帆船活动的相关史料，如漂流船记录——朝鲜的《备边司誊录》，航海日志——长崎贸易的《丰利船日记备查》，经济资料——福州的日本领事报告《通商汇纂》等，并指出研究清代中国帆船最为困难之处就是史料的缺乏和分散，必须花费时间和精力进行持续不断地挖掘和整理。在第二部分考证了明清王朝与南洋海域的菲律宾以及与日本长崎之间的贸易往来。

    第二章利用清代帆船的航海日志、《同文汇考》《朱批奏折》等资料，考察了清代福建沿海帆船的航运活动，涉及中国商人的航海活动、各地间往来货物的名称和数量、海盗活动、货税征收等具体问题。

    第三章介绍了漂流到日本的中国帆船笔谈记录，尤以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出版的《江户时代唐船漂着资料集》为著名。该资料自中日关系史研究大家大庭修先生倡议和主持编写以来，至今已经出版八册，松浦章先生参与其中六册的编著，各位日本学者的努力，使得这些珍贵而鲜为人知的资料陆续面世。当时因海难等原因，来自中国沿海地区的商船漂流到日本。当地的官员和汉学家接待和询问了这些中国商人，以笔谈的形式（通晓汉字）把询问信息和中国商人的情况一一记载并保存了下来，内容涉及韩星记录、帆船乘员构成、搭载货物的物流情况等，成为我们了解当时东亚海域交流实态的重要资料。

    第四章也涉及漂流船情况，主要内容为中国帆船如何在东亚海域救助漂流民回国。其中的重要资料是琉球国《历代宝案》《续长崎实录大成》等。《历代宝案》是研究中琉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该章还部分引用了日本学者多和田真一郎的《<琉球·吕宋漂海录>研究》。对1767年日本海难漂流民由菲律宾回国、1804年朝鲜人文顺得回国、1819年越南人回国的事例进行了复原。

    第五章围绕清代帆船的船内祭祀来论述。通过史料研究，指出清代帆船乘员中大多有“香工（公）”一人，负责船内的祭祀事务。供奉的神明有熟知的妈祖、观音，还有天恩公公、千里眼将军、顺风耳将军、三官大帝等，表达了沿海民众祈求航海安全的愿望。在长崎，还有中国船员的祭祀场所——唐寺，供奉来自中国沿海各地的船员所信仰的地域性神祗。

    第六章和第七章主要是论述以中国帆船作为主要媒介的福建、台湾、长崎之间的航海和贸易。福建具有独特的地理条件：“闽省地狭民稠，所产不敷食用，半籍海船贸易”。尤其福建的沙埕地区和金门地区，受地理环境所限，逐渐成为东亚贸易的重要据点。

    第八章论及清代帆船与海外移民的问题。帆船除了作为物资流动的重要媒介，也是人们互相交流的重要交通工具。清代很多华人通过帆船移民都南洋地区，如吕宋、占城、真腊等等，尤以定居到吕宋的华人最多。这些移民的过程被分散记载于《明史》之中，松浦章先生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搜集和整理。还有很多人乘坐大型帆船“短摆”和小型船“哨船”从江浙和福建地区渡海到台湾。这些人员的流动，丰富了东亚海域史的内涵。

    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考察了日据时期，也就是甲午战争之后的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关系。第九章先利用台北故宫博物所藏宫中档奏折梳理日据之前台湾和福建的航运，再利用《台湾新报》《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时报》等报纸报道以及日本领事报告等，考察了日据之后的台湾与福建沿海的航运情况。第十章利用《申报》由分析清代末期上海钱庄的破产风潮入手，又利用《厦门日报》《台湾日日新报》探讨了上海钱庄破产给台湾经济带来的影响，考察了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和中国大陆经济之间的密切关系。第十一章利用有关福建省的日本领事报告探讨1910-1912年间福州与台湾的帆船航运。在福州的日本领事馆，每年都要向日本政府进行汇报。初期的报告集中于1887-1889年的《通商汇纂》中，1890-1891年的报告集中于《官报》中，1894年以后的报告继续汇集于《通商汇纂》中。这些日本官方的记载，对中国帆船航运研究来说，可能是断续的，但是由于包括的确切的数字，并留下了详细的货物记录，对于考察福建和台湾之间的航运来说是极其宝贵的。

    以上是对本书主要内容的归纳和介绍，由此也能看出本书的鲜明特点：

    首先，本书最大特色是松浦章先生对于史料的挖掘和整理。本书在研究清代华南海域史过程中，运用大量资料。如《申报》《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时报》等新闻资料，这些“活”的新闻资料，是对发生“事实”的报道，用真实的眼光展现了华南沿海航运、贸易、海防等各方面的变迁。漂流船和漂流民史料的运用是本书的一大特点，朝鲜的《备边司誊录》、琉球的《历代宝案》、日本官员和汉学家与漂流民的笔谈记录等，都成为东亚海域交流的重要资料。日本资料，尤其是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编纂的八册《江户时代唐船漂着资料集》以及福州领事馆的领事报告《通商汇纂》，都为我们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记录，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其次，本书的另一大特点是将华南地区的贸易和文化交流进行整体研究。这些地区包括中国沿海的福建、广东，清代中后期及日据时期的台湾，以及东南亚的吕宋、真腊、占城等等地区。这些地区之间因为帆船贸易，产生了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交流。涉及清朝政府对沿海的管理、经济政策、海外移民等，还涉及多地区之间的文化交融，如船内祭祀问题，展现了中国沿海各地船员的思乡之情及对本土神明的坚定信仰，并随着帆船的航行，把这种信仰传播到其他地区。华南海域内的漂流船问题和漂流民救助问题，也体现了华南地区人们之间的友好往来。无论是日本和朝鲜的难民还是越南难民，都曾搭乘中国帆船回归故土，这不仅是政府之间的救助协定，更充分体现了依海为生的民众之间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时这些研究展现出一种新的研究趋势，那就是综合以往的海域史研究来看，学界已经逐渐从以往的“海”的概括性考察转变为重视“人”的个体化探讨。

    最后，作为一部研究著作，本书也存在不少不足之处。由于相关史料的缺乏，本书存在部分史料重复利用的现象。在对于报纸资料的使用上，略有罗列之感。此外，或许由于作者本人是外国人，有些中文史料的句读难免有所纰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