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报刊、书信中看石评梅与周作人的交往

    作为新文化运动之后涌现的女作家之一，石评梅与鲁迅、周作人兄弟的关系都比较密切。1920年到1923年，石评梅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鲁迅和周作人在当时及此后，不仅活跃于北京文化界和教育界，而且都曾在女高师兼课和多次讲演，石评梅自然不会错过这些珍贵的聆教机会。作为女高师的学生，作为女作家，石评梅活跃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文坛，发表了大量作品，此外还编辑多种副刊，并为女性解放摇旗呐喊，这些不可能不引起周氏兄弟的关注。关于石评梅与鲁迅，前人已有相关研究，尤其董大中等著《鲁迅与山西》中的《鲁迅与石评梅》一文，梳理和阐发甚详。然而，石评梅与周作人的交往，由于种种原因，却似乎一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1920年9月，周作人开始在女高师国文部讲授“欧洲文学史”课程，而且曾多次到女高师讲演。比如，据王翠艳的梳理，周作人“1922年5月30日‘至女高师自治会讲演’、1923年3月11日‘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为诗学研究会讲演’、1923年5月11日晚‘至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讲演’”。这期间，石评梅正就读于女高师，很有可能听过周作人的课和演讲。另外，1922年3月到12月，周作人多次陪同俄国诗人爱罗先珂到女高师讲演，并担任翻译。其中，爱罗先珂11月24日的演讲“女子与其使命”，让前往听讲的石评梅颇为触动，她为此写下诗歌《微细的回音》，激动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和感想。

    据张菊香、张铁荣编著的《周作人年谱》，周作人曾以“开明”的笔名，在1925年2月4日的《京报副刊·妇女周刊》上发表文章《是一种办法》，阐述他对于独身问题的看法。《京报副刊·妇女周刊》创办于1924年11月，正是由石评梅和陆晶清主编，其《发刊词》也是由石评梅执笔撰写。查阅影印本《周作人日记》，发现果然有周作人此文的相关记述。1925年1月21日，周作人记道：“作小文，寄予《妇女周刊》社陆君。”（原日记无标点）陆君即是指陆晶清。而就在几天前的1月16日，周作人还记道：“下午女师大黄陆二君来。”陆君，应该也是指陆晶清（黄君我本以为是庐隐，但查阅相关资料，她此时并不在京，而是与丈夫郭梦良远居上海，所以黄君是谁，只能暂且存疑。庐隐，原名黄英，与石评梅、陆晶清情同姐妹，过从甚密，同为女高师涌现的现代著名女作家）。考虑到这两件事时间上挨得如此之近，陆晶清此次拜访周作人极有可能正是代表《妇女周刊》向周作人约稿的。值得注意的是，发表周作人文章的当期《妇女周刊》，同样也有石评梅的文章。当期为《独身主义专号》，石评梅以“冰天”为笔名，发表了论文《我的为了爱可以独身》，再次坚决地表明她的独身素志。

    1926年3月18日，北京发生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不幸牺牲的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正是石评梅熟识的朋友。参加了游行请愿的陆晶清也受到军警的击打而受伤。闻讯后，石评梅无比悲愤，于次日前往女师大和德国医院，看望惨案中的死者和伤者，并于当晚写下了《血尸》一文，痛悼死者，表示继续战斗的决心：“我们将踏上你的尸身，执着你赠给我们的火把，去完成你的志愿，洗涤你的怨恨，创造未来的光明！”此文发表于3月22日的《京报副刊》。同期，恰好也有周作人署名“岂明”的文章《可哀与可怕》，表达了对死者的哀悼，并对冷漠的看客提出严厉批判。

    据石评梅写给好友李惠年的信，3月21日，她“九时便去女师大写挽联，看小鹿，哭朋友，一直三时才回来，还给她们做文章”（“小鹿”指陆晶清）。当天，周作人的日记中也记道：“上午赴女师大委员会，午返。”“三·一八”之后，无论是石评梅，还是周作人，都曾多次前往女师大悼念死者，安慰生者，表示对这一事件持续而深切的关注。

    3月25日，女师大的师生们在学校大礼堂为刘和珍、杨德群举行追悼会，石评梅参加。鲁迅和周作人不约而同亲往参加了。此时的石评梅，与鲁迅已较为熟悉，据陆晶清的回忆，在此前的女师大风潮中，石评梅以毕业同学的身份参加了她们的战斗，“和刘和珍、许广平等人做了朋友，得到和鲁迅先生接近的机会”（鲁迅到女高师兼课恰在石评梅毕业之后，所以二人错过了在女高师熟识的机会）。当晚，石评梅悲伤难禁，再次写下《痛哭和珍》一文，发表于3月29日的《京报副刊》。而就在次日的《京报副刊》上，也发表了周作人署名“岂明”的文章《陈源口中的杨德群女士》，批驳陈源对于烈士的诋毁之言。

    似乎在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期间，石评梅与周作人更为熟悉了。查阅《周作人日记》，发现在刘和珍、杨德群追悼会不久后的4月11日，周作人记道：“陈、罗、石、张、陆诸女士来访。”这里的“石”和“陆”，极有可能正是石评梅和陆晶清。一群女士结伴来访，又是周末，其身份为女师大学生的可能性很大。而其中与周作人关系密切的，除了石评梅、陆晶清，恐怕很难再找出第二对“石”“陆”了。如果这一猜测无误，石评梅和陆晶清等人拜访周作人，大概还是为了谈论“三·一八”遗留问题以及政治形势等情况。

    上文提及的周作人发表在《妇女周刊》的文章，似乎和石评梅没有直接关联，但是到了1927年，他发表在《蔷薇》的周年纪念增刊上的文章，就和石评梅有密切关系了。《蔷薇》周刊，同样是由石评梅和陆晶清主编。去年10月30日，我曾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新发现的石评梅佚信》一文，对这个问题有所涉及和考证。简而言之，石评梅的一封佚信证明，周作人1927年的《北沟沿通信》，正是应石评梅之约，特意为《蔷薇周年纪念增刊》而写的文章。石评梅在给周作人的好友徐祖正的信中，明确写道：“曾请岂明先生，他允许了。不过，如先生晤面时再请先生转达我的诚意，一定赐我一篇大作撑撑门面。”“岂明”，正是周作人。此时陆晶清已经南下，赴武汉参加国民党妇女部工作，《蔷薇》周刊及周年纪念增刊，都是石评梅一人在极力维持。石评梅大概于1927年10月初写信给周作人，向其约稿。同时，在给徐祖正的信中，又特意嘱托此事。11月6日，周作人写下了《北沟沿通信》，经石评梅之手，发表于12月1日的《世界日报·蔷薇周年纪念增刊》（多种《周作人年谱》、《周作人传》、《周作人研究资料》等都把“增刊”误写作“周刊”）。此文后来被周作人收入《谈虎集》。文章以书信的形式集中阐述了周作人对女性问题的看法，收信人正是石评梅。其开篇即说“一个月前你写信给我，说蔷薇社周年纪念要出特刊，叫我做一篇文章”，一个月前是十月初，正和石评梅向徐祖正谈及的约稿时间相符。这篇文章，是周作人发表在《蔷薇》周刊上的唯一一篇文章，这一次，自然也可能是石评梅唯一一次代表《蔷薇》周刊向周作人约稿。

    值得高兴的是，在发现石评梅佚信的同时，我还发现了一封周作人致徐祖正的佚信。原信很短，但却让我们对于石评梅和周作人的交往，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信的内容，不妨照录如下：

    耀辰兄：

    今日打电话问山本医院，问评梅的病，复云已于四日前移往协和医院了。又云并非肠窒扶斯，乃是脑炎，——似乎这也是有点麻烦的病。

    九月廿七，作人。

    这封信写于1928年9月27日，石评梅病逝前不久。瞿冰森曾撰有长文《评梅的病》，对石评梅从得病到去世的整个过程有详细叙述。据其回忆，在送石评梅入住山本医院数天之后，他和朋友们发现山本救治不力，且态度恶劣。他们担心延误了治疗，所以在商量之后，于9月23日上午将石评梅转往协和医院诊治。周作人所说时间，正与瞿冰森记载相符。由此信，我们得知一个重要讯息，那就是石评梅生病住院后，周作人随即闻讯，并且非常关切，不时询问病情发展。周作人之所以给徐祖正写信专谈此事，是因为徐祖正也与石评梅关系密切，为其老师和朋友。石评梅多次拜访过徐祖正，并向其约稿（石评梅去世后，徐祖正也曾参加她的追悼会，并写下《回忆中的石评梅女士》一文纪念）。周作人与日本人办的山本医院关系密切，所以在得知石评梅病情的最新进展后，立即写一短信，告诉同样关心石评梅病情的徐祖正。

    “肠窒扶斯”，为旧时对伤寒病的称呼。本由日本人音译自英文Typhoid，绪方郁藏于1855年刊行的《疗疫新法》最早使用这个译名来称呼伤寒病。后来经过中文翻译，由中国留日学生传回中国。刚住院时，山本医院推断石评梅得的是伤寒病，但经过诊断，认为是更为严重的脑病。而具体为何种脑病，山本医生声称需要数日化验才能确定。瞿冰森在协和医院工作的朋友荣独山则说，如果送往协和，当天即可确定病症。正因为瞿冰森等人不满于山本医院的低效率等问题，担心延误石评梅的治疗，所以才和朋友们商量决定，将石评梅转往协和医院。正如周作人所说，“这也是有点麻烦的病”。石评梅被送往协和医院的当天，即被确诊为脑炎。虽然救治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但病情仍然十分凶险。又过了一周，也就是周作人写此信的仅仅三天之后，石评梅终于没能转危为安，不幸于9月30日凌晨在协和医院病逝，享年26岁。远在上海的陆晶清闻此噩耗，匆忙北归，为亡友料理后事及整理遗稿。石评梅的挚友庐隐哀叹：“这一朵色香俱足的蓓蕾，不及开放，就萎谢于萧瑟的秋风里了！”

    有理由推断，关于石评梅生病及周作人写信的事，可能在周作人日记中会有相关记述。但很可惜的是，九十年代出版的《周作人日记》中，二十年代的日记几乎每年都有，独独缺了1928年的日记，以致于我们无从查阅探寻。在这样的情况下，周作人这封写于1928年的谈论石评梅病情的信，就显得更为珍贵了。

    资料所限，无从得知周作人听闻石评梅病逝后的反应。我们只知道，数日之后，报道石评梅病逝的《京报》为鲁迅所读到。10月12日，鲁迅在致章廷谦的信中特意提及：“据《京报》，评梅死了。”章廷谦曾就读于太原一中和山西大学，与小学、中学同样就读于太原的石评梅多一层“乡谊”。

    从创作上来看，石评梅的作品风格不同于周作人。但是周作人对于“美文”的倡导和对散文理论的构建，对于新文学、新思想的建设和宣传，对于女性解放问题的关注等等，恐怕都不能不对石评梅产生重要的影响。尤其两人有了更多的直接联系后，这种影响自然会发挥更积极更深远的作用。在鲁迅、周作人这些新文化运动主将的指导和影响下，依靠自身的良好天赋和勤奋努力，最终，石评梅留下大量优美而感人至深的散文、诗歌和小说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