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向阳：深入灵魂的诗歌才是好诗

    2001年，在北京图书大厦举办的“走马黄河丛书”发布会上，初识何向阳。丛书中收入她的《自巴颜喀拉》。在人声鼎沸的嘈杂中，何向阳安静，温婉，谦和，和她细致入微的文学笔调紧密地糅合，留下一个严谨扎实、温文尔雅的学者印象。

    2008年，何向阳自河南省社科院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活跃于文学评论界；近两年，何向阳先是拿出了封存多年诗歌集《青衿》，紧接着又出版《锦瑟》，于是“著名评论家”何向阳又加了一顶“诗人”的桂冠。

    “我的文学初心从诗歌开始，这颗心一直保持到现在。”何向阳依然是美好的安静，岁月似乎没有在她身上流下太多痕迹。但是，只有她和熟悉她的读者知道，这平静的背后，隐藏着生命的裂变和重生，她以最接近灵魂样式的诗歌，勇敢地解剖自己，书写生命的灿烂和优雅。

    中华读书报：2015年出版的诗集《青衿》，是你创作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诗歌，之前一直没有出版？

    何向阳：其实诗已经编好了，前言和序也都写好了，因为觉得自己的经历很苍白，诗集定名为《苍白》。那时候没有打印稿，就是把发表的诗粘贴到稿纸上，很厚的一本。评论家耿占春看完说：可以出版了。但是当时我正专注于理论评论，一直也没和出版社联系，诗歌一放就三十多年。1996年，我出版第一本评论集，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

    中华读书报：听说出版时一字未改。是不悔少作？还是对自己青春岁月的一种纪念？

    何向阳：《青衿》是从几千首诗里选出来的108首。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文景出版公司的编辑问我是否要修订一下，我坚持一字不改。

    我对自己文字原初的样子，还是很有信心的。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你的信心来自什么？

    何向阳：从理性上说，我做评论很看重作家的第一本书——不是出版意义，是生命意义上的第一本书，可以从中解开他的创作奥秘。也许作家写到后来文风、思想都会变化，但是倒腾一下“线头”，总会从他的第一本书里发现很多节点，很有意思。我对这初始的“线头”很好奇，也有对自身的好奇。《青衿》里有我十几岁写的诗，32年过去了，我最初是什么样子？有一点“寻找初心”的意味。

    从感性上说，《青衿》出版后成为一个引子，引出我写诗的兴致。我的诗歌创作曾中断了几年，2010年之后写得特别多。

    中华读书报：《青衿》成为后来诗歌创作的引子？

    何向阳：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生活的迁移，我们离自然越来越远。可是在重新整理、录入诗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写了那么多苹果树、梨树……那些景象跨越时光又回来了。

    也和心境有关。这几年，我经历了和亲人的生离死别，又生了一场病，对生命有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原来我没有注意到季节转化，我的生命是在格子里的，无论是办公还是居住环境。原来我只是和电脑、和书和思想打交道，生命中的疼痛是思想和理论解决不了的，但是在大自然开阔的视域中得到修复。病愈后我经常去家附近的后山散步，发现好多植物，有叫得出名的，也有不知名的。在跟自然的对话中，人生的疼痛得到了疗愈。格子打开，自然的、诗歌的气息又回来了，有点“灵光乍现”的意味。《锦瑟》就是从近几年创作的诗歌中选了70首。

    中华读书报：评论家程光炜认为你的诗歌是“别样的‘八十年代’诗歌”，你如何评价自己的诗歌在那个年代中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何向阳：程光炜说得很对，文学史上“60后”的诗歌创作遗漏了很多。“归来的诗人”、朦胧诗人、西部诗人、女性诗人等等，八九十年代，中国的诗歌队伍庞大而整齐。我所在的郑州大学也成立了清潭诗社，几个爱好诗歌的同学一起油印诗刊，发表后在学校的广播里播出，也很红火，但毕竟是一个省会的大学校园。昌耀、邵燕祥、叶延滨、舒婷、海子、西川、臧棣、欧阳江河……他们的诗歌和时代联系紧密，是火山的姿态。我们生活在一群声名远扬的著名诗人的影子下，表达不是第一要务，我的诗有感受有激情，也很纯净，很可贵，但可能只是属于焰火，或者是生命中划出来的火光，呈现了一种低语的带有思辨色彩的倾诉。

    中华读书报：从少年时代开始写始写诗，写了近四十年，你如何评价自己的诗歌创作所经历过的变化？为什么那么喜欢用短句？和气息有关，还是其它原因？

    何向阳：诗风、修辞、格局都有变化。原来的诗歌中，有“蓝色变奏”，除“蓝色变奏”之外，总有一个“你”的存在，“你”是理想的，强大有力。到了《锦瑟》，毕竟是中年之后的写作，反思、追问的东西多了，有了一个“谁”。

    原来我写的句子很正常，现在逐渐做减法了。生病之后，最想写的是诗，想写自己最有感触的东西。写短句主要和我的气息有关。有时候一个句子分三行，不是有意为之，写到那里，自然而然地觉得就该转折。

    中华读书报：很多人注意到你的“典雅温婉”，总觉得你的诗歌中流淌着一种淡淡的忧郁。你写诗的状态是怎样的？青年评论家霍俊明说你近几年的诗歌写作几乎达到“休眠火山的密集喷发”——是这样吗？

    何向阳：诗歌的灵感稍纵即逝。我是随时随地在写，买菜的时候，看孩子的时候……床头备着纸笔，有时候深夜醒来，有几句诗觉得不错赶紧记下来。诗在日常状态中是一个停顿，我称之为“美的时刻的停顿”，她一下子提醒你：日常生活之外，还有另一种人生。

    霍俊明评价说“火山喷发”很有道理。我的诗歌虽然开始得很早，但在写作中占得份额很少，一直处于压抑状态，从1993年以后有十年的时间断流。2014年之后，《十月》《诗刊》《北京文学》《上海文学》《作家》等十几家刊物都发过我的诗歌，2017年还获得“上海文学奖”的诗歌奖，这是我的第一个诗歌奖，我很看重。在此之前，我获得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都是评论奖。

    中华读书报：《锦瑟》作为“第三季中国好诗”之一出版，能谈谈你对“好诗”的理解吗？

    何向阳：每个人评价诗歌的标准不同。不管时代如何变化，我觉得深入灵魂的诗歌才是好诗，把灵魂深处的奥秘揭示出来给他人以想象。好诗有点像音乐，给你提供无穷的想象力。比如第三季里，荣荣有一首诗《隔空对火》，提供想象的空间就非常大；娜夜有一首诗《合影》：“不是你/是你身体里消失的少年在搂着我……”这是一种时间意义的美。商震的《心有雄狮》意象也非常美。前一段读保罗·策兰的诗，他的《暗蚀》是在精神病院写给爱人的诗，特别美，能点燃生活的激情。你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被我们忽略掉，募然回首，正在灯火阑珊处。

    中华读书报：你从事评论，是从张承志开始的。什么选择张承志？

    何向阳：1988年我读研究生时，导师鲁枢元给我布置的论文是从作家论开始。我在《十月》上看到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写一个决心报考人文地理的研究生去田野考察，我非常喜欢那种理想主义气质和对青春、对生命的思考，这也是我后来参加“走马黄河丛书”的原因。张承志所有的作品以及相关评论，能找到的我都找到了，还在1990年和作家本人有过一次访谈。我列了很多问题，他都耐心回答了。张承志是很真诚的一个作家。他当时看了我写的研究论文，就问：“这些话是我说的吗？”我说是，发表在某年某月第几期《上海文学》上的。我对他作品的熟悉程度，令他本人都非常吃惊。

    中华读书报：我发现你特别重视作家的访谈。一般评论家只是面对文本，很少有人像你这么肯下功夫面对作家采访。

    何向阳：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特别重要，访谈在我的评论中占的比重很大。多数评论家更注重文献，我看重访谈的鲜活性，比看作品的信息量大，有作家的气场、气息，还有很多信息扑面而来。访谈是了解作家的重要部分，有点口述史的意味，访谈里的作家是立体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打印出来的字。好的作家都应该留下访谈，否则这个作家是平面的、隔离的。

    现在大家对访谈有曲解，认为是初级的对话，把访谈理解成通讯报道。要想深入认识作品，和作家的深度交流非常重要。当然也可以通过散文、不同的回忆录还原一个作家，那只是轮廓的还原。面对面的访谈，就像进入后台，进入心灵的暗示。好的访谈是两个人心灵的碰撞。

    中华读书报：早年诗歌创作的底子，使你的语言富有诗意，感觉也特别敏锐。评论具有这样的气质和个性，是不是也觉得还比较满意？

    何向阳：一是思，一是诗。写评论的时候，逻辑性强，表达缜密，感觉更加敏锐些。我曾在1999年写过关于自然文学的评论，关注到文学当中的生态流失现象。到底是从此人心坚硬，还是文学生态沙化？当人和自然的对话关系不存在，人和人的关系也更加紧张化。语言诗化不会缩小和掩盖问题。鲁枢元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看何向阳的评论，有点“小家耍大刀的感觉”，是说我不太爱说话，写文章有大刀阔斧的感觉。我觉得他谈得很准。最好的理论就是把逻辑写成诗，仁智兼备，诗意盎然地去表达逻辑。我现在仁有余，智不太足。